宋代的花样美男是啥样的

文/梁志宾

彩胜宫花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杭州细如轻愁的雨巷那头，传来叫卖杏花的声音，报知卧睡小楼上的诗人陆游，春已深浓。

宋人为何要买杏花呢？他们可能是买来做头饰。他们？怎么不是她们？清人赵翼在《陔馀丛考?簪花》中说：「今俗唯妇女簪花，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

男子簪花，古已有之，在两宋尤盛。在宋时，既给自己买花、也给妻子送花的男士们准定是宋代花市的大买手。

宋代民俗多肇兴于唐朝，「簪花」亦不自外。王维名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可证：「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宋人史铸《白菊集谱》引载《仙书》说：「茱萸为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因此，唐人在重阳当天也会鬓插菊花。如杜牧诗《九日齐山登高》所言：「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除在节日里，平日唐朝男子偶尔也会簪花。唐玄宗时，小名「花奴」的倾世美男汝阳王李琎，通晓音律，他曾在君前敲击羯鼓。

皇帝满生欢意，躬自摘下一朵红槿花戴在花奴帽上。花奴戴着花，奏了一曲《舞山香》，曲终却花不落，玄宗喜称：「花奴姿质明莹，肌发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堕也。」

个案不能代表主流，簪花要到宋时才成士庶的普遍俗习。每逢国家大典、佳节良辰、岁时祭祀等喜庆时分，赵宋君臣都会将花儿簪在头上。

按惯例，皇帝要在琼林苑主持「闻喜宴」款宴新科进士，赐戴名花。「闻喜宴」亦名「琼林宴」，能够与宴是士子的无上荣耀，但宴上总有感到不自如的人。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在那些春风得意的簪花郎环伺中，司马光显得格格不入。他性尚简朴，不肯戴花。同伴劝谕他：「这是君上御赐的花，不可不戴。」司马光不得不勉强戴上一朵小花。

根据宋初诗人王禹偁追忆登榜后景况所作的《杏花》诗：「登龙曾入少年场，锡宴琼林醉御觞。争戴满头红烂漫，至今犹杂桂枝香。」可猜想，司马光戴的这朵花很有可能也是杏花。

司马光不想戴的花，却是京城的抢手货。宴后，进士们在归途中，他们鬓边的「今上赐花」总被乞丐和娼妓抢走。那些位居社会底层的人，无非是想沾点喜气罢了！

宋徽宗崇宁年间，70来岁的福建士子徐遹终于考取进士。徐遹信马游遍开封的花街柳巷，都不见有女郎取走他白发上的那枝花，她们嫌他是满带霉运的衰神。徐遹唯以诗自嘲：「白马青衫老得官，琼林宴罢酒肠宽。平康过尽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

皇帝游幸时，也会赐花臣下。皇帝在御宴上，曾亲手为初任参政大臣的寇准戴上一株新艳的花并笑言：「寇准年少，正是饮酒簪花时。」

谁说人老就没有「饮酒簪花时」？寇准镇守陕西时，曾比照皇帝的规格为自己贺寿。在酒兴催发下，他披上龙袍，骑马游街，已染霜白的鬓发还簪着一枝花。

有人向宋真宗秘报寇准已生叛心。宋真宗就问王旦：「寇准要谋反吗？」老好人王旦笑笑：「寇准上年纪了，有点痴傻，陛下可要下诏骂他几句！」皇帝闻言，疑意始消。

想到一名略略发福、头顶渐秃的老人头上花枝乱颤的画面，今人都会不禁莞尔，古人亦不例外。有一年的立春，苏轼往访苏辙。那天东坡头上戴着花，花下还系着幡胜。侄子们笑指伯伯的华发说：「伯伯是老人了，你也还要簪着花胜吗？」

不能小瞧了苏轼戴的幡胜，它可是皇帝的御赐之物！《东京梦华录?立春》载，立春这天，「执宰、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簪花的老翁们并不感羞涩，反倒乐在其中。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苏轼受邀到杭州吉祥寺赏牡丹。他在《牡丹记叙》记述了当日的盛景：「酒酣乐作，州人大集，全盘缘兰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

名刹牡丹盛放，游人花簪满头。苏轼陶醉了，他也簪上了一株娇艳欲滴的花，还赋诗《吉祥寺赏牡丹》记乐：「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当年的苏轼仅37岁，不算太老。但作为顽童，已经超龄了。「人老簪花」正映出老顽童苏轼性格中真率、活泼、旷达的一面。

受益于宋人的簪花成风，假花制造业成为蓬蓬勃勃的朝阳产业。洪迈《夷坚志》载：「（南宋）饶州天庆观居民李小二，以制造通草花朵为业。」

「通草花」是一种用通草制作的假花，它们在北宋即已有售。苏轼在《四花相似说》中，曾以四种假花比喻「四花」：「荼蘼麋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蜡花，海棠花似绢花，罂粟花似纸花。」

耐得翁在《都城纪胜》回忆过花店出售假花的画面：「官巷之花行，所聚花朵、冠梳、钗环、领抹，极其工巧，古所无也。」

南宋还有官办的制花作坊「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上文已述的幡胜亦是假花，也由文思院进造。

百花齐簪

古代民俗的发展大多遵循「从皇室到贵室，再到民间」的规律。假如簪花渐成皇帝的日常习惯，那么，簪花亦将成臣民的闲日常事。细读宋人的著录，便知簪花是老少咸宜、男女皆尚、永无限时的庶民乐事。

宋徽宗是耽于嬉娱的风流君主，每回起驾还宫，开封人必见这位君王「御裹小帽，簪花骑马」的装扮，从游的群臣、侍卫也同样簪花。

见男人一个个顶上花繁成丛，贵家士女就纷纷坐上轿子，到街上看热闹。她们大约是不屑于和男士争美，因而也不学他们簪上花儿，只是「小轿插花，不垂帘幕」，静静地看。

继业的南宋皇帝亦多爱簪花。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孝宗为敬贺太上皇（宋高宗赵构）八十大寿，在元旦日举办庆典。《武林旧事》在书的开篇首记此事：「御宴极欢。自皇帝以至群臣禁卫吏卒，往来皆簪花。」

三天后，杭州的喜庆气氛依然很浓，「四方百姓，不远千里」，皆来一睹盛事，诗人杨万里赋诗赞道：「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淳熙年间，礼部尚书赵雄等人奏请「庆寿行礼日，圣驾往还并用乐及簪花」，后得宋孝宗准奏。这只是通过立法延长并扩展帝室「簪花」的期限和范围，但事实上，在北宋末年，宋廷的花之盛礼已不限于宫室与御苑、帝帷之内，节庆与典礼、宫宴之时。

南宋「千万人簪花」的壮观场景，常见诸时人的笔端。南宋君臣朝谒过景灵宫后，姜夔作诗道：「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

宋代官僚宴集时，也常簪花。宋代扬州的芍药名闻天下，州城的开明桥「春月有花市」，而花价时时见涨。韩琦任太守时，其价已高过每况愈下的洛阳牡丹花。

哪个文人不爱花？但花贩子开价太高的话，韩太守在买花前，还是得三思而后行。幸州衙后院的芍药开花了，一开就开了四本花，花瓣上下呈红色，一圈金黄蕊围在其中。

韩琦喜出望外，设席园中，邀请幕僚王珪和王安石赴宴赏花。「二王」均是崭露头角的政坛新秀，与韩琦同属仁宗朝的名流。花开四朵，韩琦还想再请一人，正思间，有人通传说名士陈升之已到扬州。太好了，「第四朵花」花落陈家了。

主宾四人皆簪花进席。宴散后的数十年间，他们皆官至宰辅。这即为宋代掌故「四相簪花」的来历。「四相簪花」虽只是巧合，却可证明宋代官员在私宴中，已有簪花的习尚。公余宴游时，韩太守簪不簪花是他个人的自由，但在特定的场合，韩太守必须簪花。

男子大婚时，也是要簪花的。司马光《书仪?婚仪》「亲迎」条说：「世俗新婿盛戴花胜，拥蔽其首，殊失丈夫之容体，必不得已，且随俗。戴花一两枝，胜一两枚可也。」

《东京梦华录》亦见同类的载述：「（婚宴中）众客就筵三盃之后，婿具公裳，花胜簇面。」《水浒传》第五回写小霸王周通下山强娶刘太公女儿时，「头戴撮尖干红凹面巾，鬓傍边插一枝罗帛象生花」，这段描写与宋代婚俗颇相契。

在闲时，簪红戴紫的男男女女亦无处不有。开封少年昔以插花相尚，欧阳修《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诗云：「京师轻薄儿，意气多豪侠。争夸朱颜事年少，肯慰白髪将花插。」

骑在牛背上的南宋小牧童，也学着他们的模样，在斗笠上插花。杨万里以此景入诗《安乐坊牧童》：「前儿牵牛渡溪水，后儿骑牛回问事。一儿吹笛笠簪花，一牛载儿行引子。」

既然男人都簪花，巾帼又岂肯让须眉！《梦粱录》卷十三「夜市」条载：「并在五间楼前大街坐铺中瓦前，有带三朵花点茶婆婆，敲响盏，掇头儿拍板，大街游玩人看了，无不哂笑。」

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中也咏赞了那个红花簪头的老婆婆：「白头老媪簪红花，黑头女娘三髻丫。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看来，宋代老来俏的婆婆还真不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没有证据能确证宋代男人比女人更爱簪花。唯因男人是宋代诗坛的主轴，使得读者萌发宋代男人最「臭美」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