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文明是副產品》

為什麼會有文化變異？

關於副產品的思考

鄭也夫

人類與動植物尚且是相互馴化。人類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何嘗不是這樣？眾多人被徹底管束住，一小部分人的身手、心靈也被其背負的監管重任徹底異化。獨立於互動的目的已不復存在。

一.給予

給予、贈送、恩賜，在漢語中有區別。給予，對象可以指親屬也可以指外人，給予物亦覆蓋寬泛。贈送、恩賜等所指稍窄。下文通用「給予」。

極端與常規常常構成行為的連續譜。極端行為以某種性質之凸顯幫助人們認識該性質在常規行為中的隱性存在。賄賂可以算是極其特殊的給予，行賄者無疑是企圖控制受賄者的行為，選擇此舉是因為他明白給予會改變一個人的行為。其實一切給予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改變對方的作用。

但是除非閱歷甚廣或思慮頗深者，普通人實施或看待一般性給予時，心理是單純的。他以為那只是物質上的幫助，想像不到他的給予會改變對方的心理、期待和行為。

比如政府對一些低收入地區的扶貧，常常未能促進該地區脫貧，反而誘發當地人開動腦筋去思考怎樣獲取下一筆更大數額的扶貧資金。要使政策趨於合理、社會走向健康，就不可以認定被扶貧地區的人們道德低下，而要反思給予方式是否恰當，乃至一切給予都不同程度地隱含的問題。

獨生子女問題引發了社會上的諸多思考。其中固然有兄弟姐妹之空白導致的人生中第一堂合作訓練課的缺乏，但父母的過分給予也是問題產生的主因。父母肯定是要給予的，因此這裡的問題就是該給則給，不該給則不給的原則以及分寸問題。

其實本文要討論的是宏觀的問題，文明萌發時新因素出現的問題。所以先說到了當代的微觀問題，是因為二者實有相通之處。個人、團體、國家、文明是尺度截然不同的單元。從個人、國家處得到的認識未必可以解釋人類和文明，反之亦然。但在「給予」這個問題上，個人與人類居然如此相通。

我曾經說過，農業不是人類目的性行為的產物。農業產生的誘因是大面積野生稻麥，即上天的給予，中國古代文獻中稱之為「聖米」。這一給予太過豐厚，堪稱不能承受之重，乃至徹底改變了獲取者的行為。首先是令他們改流動為定居。定居帶來了始料不及的生育提高和人口增長，這便導致了對更多糧食的需求，乃至最終鎖定於農業，不可能返回採集。繼而農業帶來了階級的產生。這一連串的改變中，微觀的層面中似乎都包含當事者的意願和目的。但宏觀地看，卻受到豐厚給予的驅動和控制。日後的「好好種地」其實是宏觀被動下的主動選擇。

對這一宏觀上被動的最好說明是：這一豐厚的給予日後帶給大多數人的是極度的辛勞。採集和狩獵要比農業輕鬆愜意得多。當然，農業文明也造就了日子愜意的上等階級。農業所啟動的人類文明要走過極其漫長的歲月，才能讓農民的整體生存狀態優於採集時代。僅從農民的生存質量即可看出，農業不是他們的目的性選擇，是一種「給予——接受」的副產品。

上述人的給予與天的給予雖都對接受者的心理行為發生影響，但對二者的反應截然不同，天的給予使人勤勞，政府的扶貧使接受者萌生乞討的心理，父母的過分給予助長了孩子的依賴性格。何以有這樣迥然不同的反應？因為接受者鬼聰明，知道給予者——他的博弈對象有完全不同的性質。

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眾生說不出這樣深奧雋永的格言，卻深諳天地是無情的。雖然農人從來不忘定期或遇災害時向上天祈禱，卻明白天助自助者。當給予的接受者面對的不是天而是人的時候，心態立刻改變。他們明白，人是有感情的，與人博弈，向他乞求，有更大的勝算。給予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副作用？因為置身於殘酷的大自然中，大部分動物選擇的生存策略是自立，只有一小撮物種的生存策略是寄生。毫無疑問，人類選擇了自立。幼年時、困境中，過分的給予會腐蝕他們的自立。天的給予在這方面好過人的給予，因為畢竟人們不知如何討天的歡喜。

給予會改變人的心理行為。用哲學的語言說，會造成「異化」。馬克思說，資本主義造成勞動的異化。其實類似的異化首先發生在農業革命後。二者共同印證了文明的代價和艱辛。馬克思的批判使得「異化」背負了污名。其實大可中性地看待「異化」，視之為人們原有行為模式的改變，原有行為軌跡之背離，將之對等於生物世界中的「變異」。聖米——上天的給予，使一些人背離了採集。溺愛——父母過度的給予，使孩子背離了常規。商品和諸多事物靠「新異」制勝，但更多的新異在試錯中被淘汰。如果不想讓孩子在成長中有變異離軌的風險，在「給予」上就要中規中矩，切記過猶不及。

二.雜交

雜交的產物必定是新品種，其有無生命力另當別論。雜交出新的效果在生物的世界最顯眼，比如馬與驢雜交出的騾子，其品性顯然不同於馬與驢，且有役用者青睞的特性，可惜沒有生育力。

在比生物低一個層次的物理世界中，也存在著類似雜交的產物，且給予人類的啟示不下於生物雜交。合金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因為不同金屬礦藏的共生性，金匠們很早就意識到合金的奧妙。青銅器堪稱人類早期合金製造的傑作，甚至整整一個時代以之命名。

筆者以為青銅之後，人類合金工藝的第二大成就是鉛字。作為印刷開創者，雕版所完成的是前所未有的文本複製。活字，在複製演化中躍上新的台階。它通過組合，完成了一對多的複製，即一套活字可以複製諸多不同的文本。

雕版與木活字雖能產生複製品，但其自身的生產不是複製的產物，是一個個雕刻出來的。陶活字、金屬活字的發明，意味著雙重複制的實現：以活字複製文本，以鑄造複製活字。

複製的活字最初均為「硬傢伙」。陶被淘汰後，首選是銅，後試過鐵。這很好理解，唯硬方能持久，但銅鐵活字之鑄造頗為不易，其後的革新者們不斷嘗試，以活字材料上硬度的降低，換取複製自身之便利。因熔點低，複製鉛的活字最容易。加入同為低熔點的銻，便克服了自身「軟弱」的缺點。以最易行的方式複製自身，通過不斷更新的自身去複製無窮多的文本。谷登堡因揀選了鉛合金活字而執印刷牛耳，並因此改變了世界。

合金的奧妙在於它有無數種搭配構成的諸多品性，人類至今無法窮盡。

在比生物高一個層次的文化領域中，雜交甚至來得更為頻繁。借用不都是雜交，但借用中可能發生雜交。不是每一次借用都發生雜交，但頻繁轉借增加了發生一次精妙雜交的可能。比如從古埃及僧書體文字傳出到古希臘字母形成的1400年間，轉借發生了不下十餘次，多數是不加改變或改變很小的借用，但一頭一尾的兩次都是產生了新生命的雜交。第一次是閃族人的輔音字母。第二次是希臘人的完整字母表。

印章產生於美索不達米亞，紙張產生於中國。印章自其問世的六千餘年、傳入中國的一千餘年中，從來是封蓋在泥土上的。蔡倫時代紙張與印章並無緣分。直到紙張問世五百年後，它與印章的結合才姍姍來遲。封印，即印章蓋在紙上，是個徹頭徹尾的新事物，封印中已經包含了印刷的基本要素，只是因為印刷的思路太新奇，要經歷長時間的發酵和一次新的強刺激——佛印百萬規模的複印，才能將封印擴大為雕版印刷。

雕版早就被歐洲人借用於撲克牌和雕版圖像的製作。它與字母文字的雜交終於發生，遂產生了活字印刷，這是文化史上最偉大的一次雜交。即使日後可以證實谷登堡們之前獲悉了中韓活字的信息，也無法否認這一雜交的偉大產兒。韓國的銅活字反哺中國沒有產生較大後果，而谷登堡的活字一經問世風靡歐洲，是因為字母與活字的結合同漢字與活字的結合殊異，前者在成本與效率上比後者高出太多。字母與鉛活字之絕妙結合，幾乎註定了這個新生命前途無量。

完全可以說，文化進化中的最大變異每每產生於文化間的雜交。

三.互動

生物世界和人類社會中，個體的多數行為發生在與他者和外界的互動中。互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事者的目標和手段，塑造了他們的心理和性情。但不幸的是，身在廬山中的人們不識真相，常常高估了某一方的主觀目的性和意志力。大致說，有兩種類型的互動。其一是軍備競賽中的互動。其二是一方馴化和控制了另一方的互動。

軍備競賽中的雙方肯定有各自的目標和方案。身處持久抗衡、取勝無望之中，他們未必不想削減軍費，乃至享受和平的紅利。就是說，正在實施的增加軍費的方案，與其說是他們的主觀意願，毋寧說是「囚徒困境」式的互動所致。他們已經沒有了選擇。即便其中一方的首領是戰爭狂人，其心態未必不是長期惡性互動的結果。雙方或多方博弈的結果，非但遠離各自的初衷，而且超出各方預料。歷史上軍備競賽的負面效益歷歷在目，其未來的續存更可能導致人類的滅絕。但是這種互動也給了人類文明發展以特異和超強的促進。武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技術，獲得轉化為民用技術乃勢所必然。而沒有軍事對峙和軍備競賽，就沒有最新技術頻繁地、不計成本地更新換代，其中自然孕育著發明乃至突破。對文明發展的此種動因和軌跡當然要反省和質疑，但前提是對其全面地認識和領悟。

一方馴化或控制了另一方，形勢似乎是強勢一方的目的和意願所造就的，其實不然。人類馴化了野生的麥子和稻子，削弱了其晚熟、倒伏、果實皮厚的品性，它們服帖地遵從人類的意願：不倒伏、按時成熟、果實飽滿。初期的馴化是自然而然的過程，內中並無主觀的馴化意圖。明確的馴化乃至培育良種的意圖和方法是晚近的事情。

不管早期農業中人類意圖的強弱，作物畢竟被人類馴服，擺脫了其原來的野性。但常人很少反省到，馴化是互動的，人類馴化了作物，作物也馴化了人。作物失去了野性，人類也失去了野性：不再做身無長物、居無定所的流浪漢。不是人類的生存節奏決定作物的生存節奏，而是作物的生存節奏決定了人類的生存節奏。春播、夏鋤、秋收、冬藏，莫不是亦步亦趨地跟隨作物。

筆者留學美國時，曾造訪一個家庭農場。叔侄二人的最終產品是牛奶。他們種植和收穫玉米及青飼料，每日喂牛和擠奶，還要配種和繁殖下一代奶牛。他們過得充實愜意，收入高於工人。但只有一樁事情不好，就是不能外出，不能旅行，因為每日牛要產奶。他們是牛的主人，也是牛的僕人。牛被他們圈養，牛無需繩索圍牆也捆綁住他們。馴化者擁有的目的、意願是被馴化者允許他們擁有的目的和意願，是被互動塑造了的目的和意願。互動產生了互動前所沒有的新的格局、關係、心理、性情。

人類與動植物尚且是相互馴化。人類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何嘗不是這樣？眾多人被徹底管束住，一小部分人的身手、心靈也被其背負的監管重任徹底異化。獨立於互動的目的已不復存在。

（摘自作者即將出版的新作《文明是副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