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拉姆·沙拉莫夫的真實

撰文：瓦列里·約西波夫

翻譯：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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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深刻地理解沙拉莫夫和他的《科雷馬故事》，首先要明白「真實」二字在俄羅斯民間具有多麼重大的意義。真正的真實在於沒有一句謊言，人只述說他親歷目睹的事情。人書寫這種痛苦的真實，註定歷經劫難。

這些劫難，他必須面無愧色，傲然以對，沒有任何私心，準備為說出真實而獻身……整個俄羅斯文學，正構建在這一道德理想的基礎上。這個理想來自世紀的深處，來自基督受難聖徒的生活。首位俄羅斯作家，東正教大司祭阿瓦庫姆（17世紀），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被火刑處死。生活在另一文化時代的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實際上也體現了同樣的道德理想。20世紀不少作家、詩人，信奉的觀點有時各不相同，在生活和創作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探究過基督教苦行者自我犧牲精神的特點。在從亞·勃洛克、奧·曼德爾施塔姆到安·普拉東諾夫、鮑·帕斯捷爾納克等藝術巨擘身上，我們也能發現說真話的忘我精神。

《科雷馬故事》俄文版

《科雷馬故事》英文版

了解了這一切，俄羅斯的讀者今天越來越能理解，瓦爾拉姆·沙拉莫夫，作為一個人，一個作家，一生的建樹無與倫比。

他遭遇的苦難難以勝數。俄羅斯沒有一個作家被囚禁達二十年之久。沒有一個作家的作品被如此長久地封殺：沙拉莫夫創作的《科雷馬故事》，在他生前沒有問世，只是到了1980年代末的「改革」時期，才開始在蘇聯出版。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沙拉莫夫也並不走運：他的身影被一些更轟動，因而更受歡迎，更具「公關」性的名字所遮蔽，首先就是亞·索爾仁尼琴的名字。直到最近幾年，俄國社會，以及西方，才開始越來越理解到：沙拉莫夫是一位比索爾仁尼琴深刻得多的作家。在1960~1970年代蘇美「冷戰」中，他表現出的道德榜樣，比索爾仁尼琴更當之無愧。在當代的俄羅斯，這種見解還不為官方所認同，但是正在形成共識，因為在廣大的社會—文學圈中，包括在出版界和互聯網，《古拉格群島》的作者，其活動越來越受到「批判性」的評價；而對沙拉莫夫其人和作品，景仰的人不僅固定，而且越來越多。

引起對社會主義生活體制不滿，以及繼而發生1991年蘇聯解體的社會變革，在許多方面與文學和歷史中「勞改營題材」相關聯。在這一點上，亞·索爾仁尼琴的書和他的政治行為，起了不小的作用。眾所周知，他最初的成名，有賴於頗具才華的中篇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由於《新世界》雜誌編輯亞·特瓦爾多夫斯基傾力相助，這篇小說於1962年發表，而特瓦爾多夫斯基對尼·謝·赫魯曉夫是具有影響力的。此後，索爾仁尼琴甚至被提名獲得列寧獎金。 1973年末，《古拉格群島》於法國首次發表，然後在許多國家一版再版，這為他帶來了最高的世界聲譽。許多西方讀者強調，這本書為他們揭開了蘇聯生活「真正的真實」。值得提醒的是，2008年8月5日，美國報紙《華爾街日報》就索爾仁尼琴去世寫了一篇文章，對他的活動作了一個總結：「……其實，整個蘇聯就是一座集中營。索爾仁尼琴以《古拉格群島》命名的有關蘇聯監獄史的紀念碑式著作，於1973年在巴黎出版後，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嚴肅的人，再也無法去為斯大林的罪惡，為共產zhuanzhi主義制度滅絕人性的惡行辯解。書中提供的文獻證明，政治幹部們的雙手沾滿了六千萬犧牲者的鮮血。蘇聯共產主義的本質被揭露無餘，那就是奴役、恐怖和帝國主義」。此文標題所用的字眼也頗能說明問題：《索爾仁尼琴體現的真理與意志強化了西方，並助其在『冷戰』中獲勝……》

與此同時，索爾仁尼琴的書剛一問世，許多歷史學者及一般思想健全的人，便從中看到，在與事實相符的（從昔日囚犯所寫的種種回憶錄中摘引的）描寫中，卻有大量見證作者傾向性的牽強附會、誇大其詞之處。如「六千萬」（索爾仁尼琴稱是六千六百七十萬）這一數字就被他幾乎拔高了五倍，同時將戰爭死亡者、因飢餓和疾病而死的人，以及政治犯和刑事犯（後者佔了勞改營人數的大約三分之二）混為一談。

《古拉格群島》一書在「改革」時期出版（此書於1989年先在《新世界》雜誌刊載，然後發行千百萬冊），並未受到多少認真的評論。1994年，俄羅斯新政權熱烈歡迎索爾仁尼琴從美國返回祖國，並贈予他莫斯科郊外很大一片土地，這位百萬富翁作家便在那裡築起了自己封閉的「莊園」。此事絕非偶然。所有這些奇異的變態，都曾不止一次地在俄羅斯報刊上展開討論，然而直到今天，仍無法動搖在自由圈子裡形成的索爾仁尼琴的文學權威。1970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獎。

索爾仁尼琴

與此同時，所有這些年，幾十年間，索爾仁尼琴卻有一個無可調和的文學和思想上的對手。這人的思想一直無人了解。他就是瓦爾拉姆·沙拉莫夫。他不能接受索爾仁尼琴的創作和觀點。有關的詳細情況都收在他的記事本中，這些記事本於1990年代後期由他的繼承人伊·西羅京斯卡婭首次出版，然後收入了他的文集的最後幾種版本（2007年和2013年版）。現在，這些思想與事實都已經被廣泛接受，使我們能按新的方式看待俄羅斯的文學狀況，以及沙拉莫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沙拉莫夫比索爾仁尼琴年長十歲，屬於俄國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理想培養出來的一代人。他長大成人的年代，正是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的1920年代，而在文化領域，則適逢輿論與創作自由的時期。沙拉莫夫從沃洛格達來到莫斯科上大學，先在工廠里工作，參加工農掃盲活動。他對文學有很大的興趣，參加馬雅可夫斯基及其他頗受擁戴的詩人的詩歌晚會。沙拉莫夫與他的所有同齡人一樣，極為關注政治的變化。他深信不疑的蘇維埃民主在漸漸萎縮，這不能不令他擔憂。他以年輕人的滿腔激情，投入了「左翼」反對派的工作。這個反對派自稱「列寧布爾什維克」，與斯大林為首的強硬路線擁護者勢力的上升相對抗。（那時，沙拉莫夫本人並無黨派，也沒有加入共青團，因為他是神甫的兒子。）

1929年，沙拉莫夫因非法散發列寧的《遺訓》第一次遭到逮捕。1922年，列寧已經病了，他寫下了這份遺囑，建議解除斯大林俄共（布）總書記的職務。因為照他的看法，斯大林太粗暴兇狠。然而，十月革命領袖的這個建議，卻對廣大群眾秘而不宣，誰擴散了他的《遺訓》，誰就受到迫害。於是，沙拉莫夫因自己的真誠，因追隨列寧的思想，而進了北烏拉爾的維舍拉勞改營，在那裡待了三年。

後來，在1932年，他回到莫斯科，在一些工會和技術刊物擔任記者的工作。他不再涉足政治，表現出對蘇維埃政權完全忠誠。這有他當時創作的頭幾篇小說為證：這些小說的題材極為平和、充滿人道精神。可是過了五年，沙拉莫夫作為反對派的參加者再次遭到逮捕。這一次，他被打上КРТД，即「托洛茨基反革命活動」的標記，其中最可怕的字眼是「托洛茨基」。1937年，所有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都被戴上這頂帽子。因「右傾托洛茨基分子」活動遭到殺害的人，比如就有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儘管這些人都曾經是列寧的戰友，也反對過托洛茨基。沙拉莫夫沒有遭到槍斃，是因為他並不是著名的政治人物，也由於他的條件（三十歲，個子高，身體強壯）適合乾重體力活；因此把他遣送去了科雷馬遙遠的北方勞改營，在那裡，囚犯在只有夏天才融化的永久凍土環境里採金。他實際上已經註定一死，因為對所有判托洛茨基反革命活動罪的人，都執行一道特別命令——「只用於乾重體力勞動」。他們在道德上也備受屈辱，因為他們被宣布為「人民的敵人」。

沙拉莫夫

1937年8月，沙拉莫夫被遣送到科雷馬，立刻落入了殘酷的屠宰場，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因犯人沒有完成定額就槍斃他們。然而，假如一個人飢餓不堪，又怎麼能完成定額呢？這些事情，後來在他的小說《單獨丈量》、《夜》、《這是怎樣開始的》，以及表現科雷馬「大清洗」時期的其他許多故事裡都有描寫。後來，這裡的制度稍有寬鬆，一部分囚犯被釋放了，但並不包括犯托洛茨基反革命活動罪的囚犯。1941年，法西斯匪徒進攻蘇聯，在戰爭條件下，必須採掘更多的黃金。而供應卻越來越糟糕，勞改營的死亡率節節飆升。假如科雷馬當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不去追求完成任務，不惜任何代價把人的精力全部榨乾，這樣的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他們像對待牲口一樣對待人。沙拉莫夫也好幾次面臨死亡，卻意外獲救。他曾經像許多人一樣，「只剩一口氣」。1944年，他進了貝利奇亞醫院，一米八五的身高，體重卻只有四十八公斤——完全像一具骨頭架子。此後，他略微康復，又被送去乾重體力活。直到1946年，由於一名相熟醫生的幫助，他進了醫士訓練班，畢業後便到名為「左岸」的勞改營中心醫院工作（後來，作者把與他的獲救之地醫院有關的故事集命名為《左岸》）。在醫院裡，他已經不受饑饉之苦，但是醫院處於鐵絲網之外，而沙拉莫夫卻以囚犯之身一直待到1951年。然後，他又以僱用醫士身份幹了兩年，在雅庫特為囚犯和當地居民治病。雅庫特的氣溫可達零下六十度。

沙拉莫夫經受了如此嚴酷的考驗，卻沒有被折服，仍舊保持著精神的力量，這本身就已功莫大焉。不過，他面前還有一個偉績——那就是文學上的成就。

1954年，從遠北地區返回後，還沒有恢複名譽，他就立刻動手寫他的故事（他被恢複名譽是在1956年）。他知道對他的鎮壓是不公正的，但他並沒有隻想到自己，而想到了千千萬萬誠實、無辜，在奴役中死去的人們。他想留下他對一切經歷的記憶，但並不是回憶錄式的記憶，而是藝術和哲學式的記憶——震撼人心，助人凈化的記憶。沙拉莫夫對藝術的規律，對亞里士多德引入的「卡塔西斯」（catharsis）概念，都有透徹理解。實際上，他一開始就為自己提出了創作悲劇的目標，但並不以戲劇形式，而把一個個單獨成篇的故事，結集為具有內在戲劇性的巨幅馬賽克。

沙拉莫夫把在暴力、殘酷和道德腐敗條件下生活和死亡的普通人，選作他的敘事中心。「他們只是受難者，並非英雄」，他寫道。在科雷馬，最令他感到恐怖的，不僅僅是對人的外在壓力，還有許多內在的對於反抗的無能，他們為了多得一塊麵包或一盆湯，而準備互相欺騙，互相出賣。他把這種情況叫做人本性上和文化上的「動搖」和「脆弱」。在這一點上，沙拉莫夫是追隨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寫道：「一個卑鄙小人，什麼都能習慣。」然而，沙拉莫夫在他的小說里描繪的人的道德墮落深淵要深邃得多，而且，他寫的故事沒有一個屬於虛構。他的所有故事都以他個人的經驗為基礎，而且他對所有殺人者都保留了真名實姓。他的最反面的人物，是那些盲目照章辦事的大小官員。不過，在他的眼目中，更可怕的是「竊賊」，即那些喪失了一切道德，不按法規，只憑性子就能夠違法殺人的刑事犯。只有少數囚犯能夠在這個天天如同地獄的境況中堅持下來，而且，即使在他們的心裡，勞改營也會留下無法撫平的傷痕。沙拉莫夫認為，「在勞改營里待過之後，沒有一個人能變得更好」，他本人也不例外（關於這一點，他說，比如在故事《傷寒檢疫站》里，安德烈耶夫就是他自己：為了保住性命，主人公不得不搞欺騙）。

這是一個可怕的真實，而且這真實是客觀存在的。沙拉莫夫在多數故事裡採用簡潔、淡漠，不露聲色的白描敘事方式，更加強了恐懼之感。故事裡既沒有政治激情，道德勸誡，也沒有心靈撫慰，其中很難找到蘇聯文學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善戰勝惡」的希冀。然而，這樣的希冀仍然不露痕迹地隨時加入這種悲劇式的敘事之中。作者抒情的聲音貫穿在《科雷馬故事》的各個篇章（他在每一集中都加入了一兩篇抒情短文），對大自然、對動物、對個別主人公的描寫，都令人想起人性，從中表達出這種希冀。沙拉莫夫深刻意識到，他那冷峻憂傷的文字可能會不被人理解，但是他頑強地繼續寫作。

1960年代初，沙拉莫夫已經寫出了大約六十篇科雷馬系列短篇小說。實際上他，而非索爾仁尼琴，才是勞改營題材文學的先驅。但是，如果說中篇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赫魯曉夫「解凍」時期發表了，那麼，《科雷馬故事》則相反。沙拉莫夫曾向蘇聯作家出版社投稿，卻被指責為「悲觀主義」和「自然主義」。得到的回信稱：「以我們的觀點看，您故事中的主人公沒有任何人性的東西，作者的立場是反人道的」。沙拉莫夫對這個看法無法苟同，他繼續寫作，指望在他死後，蘇聯社會變得更為成熟，能夠更有耐心地接受人在勞改營里的悲慘真實的時候，這些故事必定會出版。他一共寫了一百四十餘篇故事，輯成六集，其中包括描寫刑事犯道德的《犯罪世界隨筆》，那是他尤其深惡痛絕的道德。

令他感到滿意的是，他的《科雷馬故事》由他的幾位崇拜者用打字機列印出來，作為「地下出版物」傳播。這些故事獲得了蹲過斯大林勞改營，經歷過流放的作家如奧·沃爾科夫、尤·東布羅夫斯基、娜·曼德爾施塔姆等人極高的評價。並且，他們將沙拉莫夫的小說首先視為一種極其重要的新藝術。比如，鎮壓年代去世的著名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的遺孀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就給沙拉莫夫寫信說：「第一次閱讀的時候，我十分關注事實，以致沒有在足夠的程度上感覺到整體的樂聲」。在信的末尾，她得出一個結論：「以我之見，這是俄羅斯許多許多年來最優秀的散文。或許總的說來，是二十世紀最優秀的散文」。

然而，索爾仁尼琴並不喜歡這些小說。他大概是感到氣惱，因為沙拉莫夫曾說他是「粉飾現實者」，對他的中篇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評價極有保留，對小說中的一個情節冷嘲熱諷：「一隻小貓在衛生所附近走來走去——對於真正的勞改營來說，這簡直不可思議——貓早就被吃掉了」。曾經有一段時間，這兩位作家還保持著互相尊重的關係，後來他們斷絕了交往。他們分道揚鑣，不僅具有審美和道德方面的原因，也牽涉到思想政治方面。1964年底，沙拉莫夫拒絕了索爾仁尼琴提出的合寫《古拉格群島》的私下建議。在由伊·西羅京斯卡婭發表的他的記事本中，他解釋了這個原因：「我為什麼不認為我個人有可能同索爾仁尼琴合作？首先，我希望在俄國的散文里說出我自己的意見，而不被籠罩在索爾仁尼琴這類總體說來屬於生意人的陰影中……」

俄語「生意人」一詞，意思是「精明強幹，只追求實際目的（優先是商業目的）的人」，也指「行事精明，不擇手段的人」。沙拉莫夫有嚴肅的理由作出這個結論。其一，他很快就猜到，索爾仁尼琴的文學計劃，不是要在蘇聯，而是要在西方獲得成功，《古拉格群島》是為西方讀者而寫的。確實，如後來索爾仁尼琴在1975年於巴黎出版的《牛犢頂橡樹》 里自己公開承認的，他早在1950年代就萌發了一個念頭，將自己的作品以「斯捷潘·赫雷諾夫」的筆名送到國外，為此，他曾幻想遇到一名外國旅遊者。其二，他知道索爾仁尼琴的勞改營經歷遠遠不足，受到輕鬆勞改營（而非科雷馬）的局限，因此，假如沒有昔日的囚犯大量的回憶錄，此人根本談不出有關勞改營的任何新東西。這些回憶錄是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發表後，由《新時代》雜誌寄給他的，還有他後來自己收集的。對於作家沙拉莫夫來說，利用他人的經歷和他人的材料，這不可容忍——他認為這極不道德。因此，《群島》作為建立在編纂之上的一本書，其構想本身就令他深為憤怒。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永遠無法想像，在二十世紀，居然會有一個藝術家為個人目的而收集回憶錄」。

他通過熟人轉告索爾仁尼琴，不准他在書中利用自己故事裡的素材。但這個要求沒有得到遵守。《古拉格群島》最終仍然寫進了不少從沙拉莫夫作品裡引用的相似內容。此書第二卷的《社會親近分子》一章，實質上就是沙拉莫夫《犯罪世界隨筆》的隨意改寫，嚴格地說就是移用。這一切都見證了索爾仁尼琴的「精明強幹」。

沙拉莫夫

需要注意的是，在科雷馬，沙拉莫夫的健康受到了嚴重損害，早在1958年，他就被確定為殘疾人（根據伴隨失聰和動作協調性障礙的美尼爾氏症）。他有微薄的養老金，靠寫詩掙一點稿費，絲毫不考慮發財致富問題。由於耳聾，他不便與人充分交往，迫不得已而過著孤獨生活。不過，他經常讀報，對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事情瞭然於心。他當然能敏銳地感覺到，在同美國進行冷戰的條件下，文學中的勞改營題材會成為政治投機和陰謀的目標。因此，當他知道他的《科雷馬故事》未經他同意被寄到西方，並在紐約的反蘇僑民出版物（《新雜誌》）和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出版物（《播種》）上刊載的時候，簡直怒不可遏。為此，他寫了一封措辭尖銳的抗議信，刊登在1972年2月23日的《文學報》上。信中，沙拉莫夫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立場：「……這些對我們偉大國家，她的人民，她的文學顯得十分仇恨的先生們，為了污衊玷污任何一個名字，會去搞任何挑撥，作任何訛詐，進行任何誹謗……我已六十五歲，他們到底為什麼需要我呢？《科雷馬故事》中那些問題早就在生活中不復存在，《播種》和《新雜誌》的先生們及其主子意欲把我作為地下反蘇分子、『國內僑民』呈現給世界，這是辦不到的！」

非常奇怪的是，這封理所當然、義正詞嚴的信，卻遭到了自由知識分子的非議——無論在西方還是蘇聯。許多不久前才結識的朋友與他斷絕了往來：他們認為他背棄了《科雷馬故事》，雖然事情完全並非如此。然而，最令人意外的是索爾仁尼琴的反應：他公開宣稱「瓦爾拉姆·沙拉莫夫死了」（意思是此人從今以後在他的眼中已經死去，然而這玩笑實在是語意雙關）。

沙拉莫夫得知這個評論後，決定給對手寫一封長信。檔案里只保存了這封信的草稿，因為沙拉莫夫沒有把這封信寫完並發出去——這顯然與他不知道索爾仁尼琴的通信地址有關，索爾仁尼琴在莫斯科有多個住處，並於1974年初被逐出蘇聯。但這封未發信的手稿，在2000年由伊·西羅京斯卡婭第一次判讀並發表。信文極為雄辯，能讓我們理解沙拉莫夫鮮活坦誠的思想：

「索爾仁尼琴先生。

我樂於接受您那關於我死亡的哀傷玩笑。我深感驕傲，認為我是冷戰中死於您手下的第一個犧牲品。

假如為了向我開炮而需要像您這樣的炮手——那我真為戰場上那些炮手感到惋惜。

然而援引《文學報》並不會讓人死掉。能讓人死掉的是詩歌或散文……」

接下來，沙拉莫夫解釋他為什麼不喜歡索爾仁尼琴的散文，尤其是他的詩（他認為那些詩是寫作狂之作，散文則板起面孔訓人，作者沒有這個權利）。

最重要的字句在信的末尾：

「我確鑿無誤地知道，帕斯捷爾納克是冷戰的犧牲品。而您是冷戰的工具」。

我以為，他的《科雷馬故事》表現出的真實比《古拉格群島》深刻得多。中國的讀者在了解各種事實後，也許也能得出這個結論。

俄國的傳統建立在過度理想化和過分短視的基礎上，建立在相信形形色色非理性的「奇蹟」上。俄羅斯文化的所謂文學中心主義具有重大意義，這種主義意味著過度依賴大作家的威望和意見。索爾仁尼琴的情形就是這樣，他的形象被媒體（包括國外的）神化，致使這位作家成了許多人的偶像。

沙拉莫夫是俄羅斯文學寶貴得多的另一個面。他從不追逐名譽，只希望盡到作家和詩人的職責。他的一生有點像洞穴修道士。他的離世也同他的整個一生一樣悲慘：1982年，他在殘老院里默默無聞地死於貧困之中。在俄羅斯，這樣的人總被稱為聖徒，讓人們永久紀念。

在寫於1955年的寓意詩《阿瓦庫姆在普斯托澤爾斯克》里，沙拉莫夫寫道：

「讓我被譏笑，

被投入烈火，

讓我的骨灰

在山風中飄散。

期望的終結，

最為甜美。

叩擊人心的灰燼

望塵莫及。」

自己肉體的灰燼——就是詩人為真實招致的犧牲。但他的精神仍然活著，繼續使人們不安，讓人們對他人的痛苦不要漠然視之。沙拉莫夫詩中的隱喻，為他整個的一生所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