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百姓有什麼舉報工具？如何舉報？

最早的「舉報」傳說中是從堯舜開始就有了雛形。

據史籍記載，遠在堯舜之時，就有了讓百姓議政的「進善之族、誹謗之木」，舜繼位後，在朝廷前設立木牌，名「誹謗木」，讓百姓把批評意見寫在木牌上，也叫做「表木」，「以錶王者納諫也。」那時候「誹謗」的意思，並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誣陷，而是「責過失、論是非」。後來， 漢代君主又將謗木改成了「桓木」。

漢朝時，出現了我國最早的舉報箱。

據史籍記載，這是由漢宣帝時的名臣趙廣漢創立的。他到潁川任郡守時，發現潁川土豪結黨營私，魚肉百姓，而民眾敢怒不敢言，不敢直接到官府進行舉報，趙廣漢決定徹底治理。他令人製成了一個接受信件的器具，叫做「缿筒」（缿音xiàng），形狀像瓶子，上面有個小孔，可入不可出，就像我們熟知的存錢罐。

舉報箱設立以後，趙廣漢便令部下拿到各地懸掛，並張貼告示，鼓勵民眾投書舉報，保證為他們保密。官吏和群眾紛紛寫信反映土豪劣紳的不法行為，趙廣漢根據舉報的線索，組織力量進行調查，掌握真憑實據後進行了嚴厲打擊，使奸黨散落，穩定了社會安定，趙廣漢也因此名聲大振。

冤屈的百姓在衙門口擊鼓鳴冤的場面，所擊的大鼓就是登聞鼓。登聞鼓也是舉報的一種器具。

追溯登聞鼓的源頭，有一說是西周時期的路鼓，是申訴者打擊宮門外所設的鼓，由專門受理路鼓的人先傾聽申訴，再告知於周王，學界一般認為，路鼓是後來「登聞鼓」制度的前身。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相傳堯舜禹時代時，就已經有了「登聞鼓」的雛形， 當時曾設立了給要直言諫諍或申訴冤枉者使用的「諫鼓」。宋人認為這是登聞鼓的始源。

登聞鼓正式出現是在晉朝。晉武帝時在朝堂之外或都城內設登聞鼓，百姓可以擊鼓鳴冤，有人負責記錄狀子上奏，以後各朝代都有登聞鼓。像宋代不但有登聞鼓，還有管理登聞鼓的機構。

據陳建邦的《我國古代肅貪倡廉機制考》一文介紹，原來，登聞鼓還與包拯包大人有段故事：北宋時老百姓到衙門告狀，先得託人寫狀子，通過衙門小吏傳遞給知縣。一些訟師惡棍乘機敲詐勒索。包拯破了這條規矩，老百姓要訴冤告狀，可以到府衙前擊鼓。鼓聲一響，府衙就要大開正門，讓百姓直接上堂控告。

到清朝順治年間，設登聞鼓於都察院門首，每日輪流由御史一員監值。

今天，意見箱隨處可見，可在唐代時這可是個稀罕物。公元683年，唐高宗死後，武則天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之一是由朝廷置匭（音guǐ），接受臣民的投書。

張仁善介紹，銅匭是一個方形銅匣，與今天的意見箱相似。在東南西北各置門，可進不可出，四個門各有作用。據馮鐵金《古代的舉報制度》一文介紹，東面名曰延恩匭，青色，喻仁義，有賦頌及希望得到官爵的信件投此門；南面名曰招諫匭，丹色，喻忠信，有言時政得失直言諫諍的信投此門；西面曰申冤匭，白色，喻公平，鳴冤叫屈的信件投此門；北面曰通玄匭，黑色，喻聰智，有玄象災變及軍謀秘第的信件投此門。臣民有舉報，都可以根據內容放入不同的匭內。為了能及時看到「舉報信」，武則天還下令設置「匭使院」，隸屬中央三省之一的中書省。

武則天也對舉報人給予獎勵和特殊保護政策——誰是舉報人不得詢問，對不實者不加追究，還提拔告密者做官。這就給那些善於狐假虎威、見風使舵的小奸吏提供了迫害異己的機會，這些人多無賴出身，性情殘忍，善於羅織罪名，造成了新的危機。來俊臣寫過一部《告密羅織經》，是專講羅織罪名、角謀鬥智的書籍，此時，舉報就已經變了味。

除了各朝出現了不同的舉報「工具」，各朝代舉報的制度也有所不同——

唐朝

唐代的律法已經比較完善了，此後歷代均以唐朝為楷模，律法上多為沿襲。唐朝的舉報叫「舉劾」。舉劾是指唐朝監察機關、各級官吏代表國家糾舉犯罪的訴訟。

在唐律里，不舉報是犯罪的。如果知道一個人謀反且有辱皇家威嚴，犯下大逆不道罪責時，卻不去舉報，那麼不告發的人將被處以絞刑；知道一個人有謀反罪責卻不舉報時，將被流放兩千里。此外，如果知道有人盜竊、殺人，或者知道鄰居有人犯罪了，主管官知道下屬犯罪了，都要去舉報，否則都會處以各種刑法。

但是，也別以為在唐代，舉報制度就如此嚴明，在唐代有些人你是不能報的，即便有理，你報了也要獲刑。唐代有「同居相為隱」的原則，就是說親屬之間，除了謀反等嚴重犯罪，你是要替他隱瞞，不能舉報的。唐律規定卑幼者告尊長，即便你說的都是事實，被告視同自首，而告者有罪。

至於告祖父母、父母，以及奴才告主子的都要處以絞刑。還有那些80歲以上、10歲以下的人，以及身體有殘疾的人，他們基本也都沒有舉報的權利了。在押囚犯一般也不許舉報別人，除了監獄官吏虐待囚徒，或者知道他人有謀反等嚴重犯罪。

唐朝舉報一定要實事求是，否則誣告反坐，就是依照所誣他人罪的性質與輕重，反坐誣告者罪。

除了禁止誣告外，唐朝還嚴禁投匿名信舉報，違者打50大板，或者流放兩千里。替人寫訴狀添油加醋，與事實不符的，也要打50大板。另外，唐律還禁止越級訴訟，特殊情況下允許直訴。按照規定必須自下而上，由縣到州，再到中央舉報。對於越級上訴，以及官府受理者，各打40大板。但對於「謀反逆叛」等嚴重犯罪，不受此限。

對於案情較重，又有冤屈不能申訴者，可以不按流程，徑直向中央有關部分甚至皇帝告狀。因此唐律規定三種直訴的形式有：邀車架、上表陳情、擊打登聞鼓。

但是，邀車架可是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的，因為衝突皇帝儀仗也是要治重罪的，除非那些冤屈特別重的人，已經豁出去了，一般人還是不敢通過攔皇帝的轎來告御狀的。

而且唐朝為了避免誣告案件的發生，還推行一種特殊的慎告制度——「三審」，即司法機關要求告發人經過三次慎重的考慮，然後才受理。司法官在接受告發之初，都向告發者交代清楚誣告反坐的責任，令其回家考慮，如此三次，如果還是堅決要告發的，這才受理。

明朝

朱元璋認為元末社會動蕩的主要原因就是統治者在政治上過於寬縱、姑息，造成政權衰亡、天下大亂，明朝時，朱元璋對舉報十分重視，他賦予民眾將貪官污吏「綁縛赴京治罪」的權利。

據史籍記載，有常熟縣陳壽六等人把貪財害民的官吏顧英綁縛至京面奏，朱元璋當即就對他們進行了封賞，還免除了他們3年的雜泛差役，並警告當地官員，誰對他們進行打擊報復，一律族誅。

當然，明朝的舉報制度也十分嚴格。明朝時，對誣告的處罰比唐宋兩代還要重，不但要反坐，而且還要加等處罰。不過，明朝不提倡民間舉報，採用了不少「息訟」制度，像誣告連坐還加等處罰就是其中一種手段；此外還推行半官方性質的調解制度，很多事情先請本地里甲、鄉老人調節，如果調解不成，才可向官府起訴。

不僅如此，為了少舉報，明朝還限制起訴時間。明朝中期地方官府有「放告日」制度，規定民事案件僅在特定的「放告日」才能起訴，一般為每月的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六、十六、二十六、初九、十九、二十九。

清朝

清朝對舉報限制更嚴了，不僅在時間上限制，在訴訟形式上也有許多限制。

比明朝更甚，清朝可以舉報的時間更短，凡是農忙季節，一般都禁止訴訟，清朝律例規定，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為「農忙止訟」期，除謀反、大逆、盜賊、人命等重大案件外，官府一律不受理訴訟。在其餘八個月中，也盡量限制起訴。清朝各地方官府一般都規定「詞訟日」或「放告日」，清初多為每月的逢三、逢六、逢九日，清中後期多為每月逢三、逢八日，實際上，一年可舉報的日子也不過幾十天。

此外在訴訟形式上也有各種限制。起訴程序繁瑣，清朝規定起訴必須是書面形式，訴狀必須由官府制定的「代書」書寫，並要蓋上官府發給的印戳才有效。對訴狀的格式、字數也有嚴格要求，稍有不符要求就不準狀。除了婦女、老幼病殘，原告必須親自到衙門起訴。嚴格限制訟師參與訴訟。

經典案例

蘇軾被關烏台4個月

烏台詩案，是北宋年間的一場文字獄，結果蘇軾被抓進烏台，被關4個月。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台獄受審。「烏台」就是御史台，所以此案叫做烏台詩案。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軾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六月，監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

曹寅是康熙的「密探」

曹雪芹祖上三代四人出任江寧織造，其實，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康熙的『密探』，他在江寧織造府為皇帝搜集各種訊息，如果別的朝臣有什麼叛逆之心，他就會在奏摺中舉報給康熙。著名漢學家史景遷就曾在專文中談論過這個問題。康熙推出了「奏摺」體制，「奏摺」直呈皇帝，且只有他一個人能看到。

曹寅呈遞給康熙的奏摺，都是由「家人」或者「家僕」遞送往返的，這些家人可不是家中的普通僕人，他們每個都是官員屬下的註冊人員。不僅是曹寅，康熙和雍正朝的織造們很多都不依循地方省份官員上奏時的規程，直接遞送信息給皇帝。他們就是皇帝的耳目，地方官員的一舉一動都被他們所掌握，有什麼風吹草動就舉報給皇帝。

和這差不多，明朝的「東廠」、「西廠」之類的特務機構也是皇帝派往各地的耳目，東廠監視文武百官日常活動和應酬交往，刺探社會各階層的動態，不分晝夜地將獲得的情況送入宮中向皇帝彙報。

但是，他們這種很多已經偏離了舉報的範疇，更多可能是黨同伐異，對於貪官污吏的監督、舉報來說，沒什麼意義。

崑山三徐被康熙指責

古時民告官的成功率很低，老百姓一般能忍則忍，不到家破人亡的時候，一般不會走告官這條路。

但是清代有一個例子很特別，主角是著名的崑山三徐——徐乾學、徐元文、徐秉義弟兄三人，史學家顧炎武的外甥。三人因「一門三進士」紅極一時。當時，朝廷接到百姓的舉報，說徐家兄弟三人的家人和家人的奴僕在江南一帶占田，欺行霸市，有一本檔案留存了下來，記載了百姓所有的「舉報信」。

面對民眾的強烈舉報，康熙受理了此案，將徐氏兄弟叫來訓斥教訓一通，責成請他們管好家人，注意社會影響。但此案最終也不了了之。這是為什麼呢？這涉及到了朝廷鬥爭，徐氏兄弟和朝廷上的另外一派有鬥爭，皇帝的態度在兩派之間游移，有時護這派，有時護那派，隨著朝廷政治風向的變化而變化。

民告官，如果有理有據，且得到官方的及時處理，對於防治腐敗，推行廉政，化解矛盾，穩定政權，會起到積極作用；如果官方視而不見，官官相護，民怨難申，就會激化矛盾，就會助長私力救濟，引發群體事件。歷史的教訓必須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