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球經濟面臨的四大不確定性

註定不平凡的2017年已經到來。

筆者曾經用「停滯、分化、動蕩、衝突」這四個關鍵詞來刻畫2016年的全球經濟。所謂停滯，是指全球經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陷入了增長持續低迷的怪圈。所謂分化，是指各國增長態勢在全球低迷的背景下有好有壞、苦樂不均。分化的態勢體現在經濟增長、貨幣政策、資本流動與匯率走勢等諸多方面。所謂動蕩，是指全球金融市場在美聯儲貨幣政策、英國脫歐與歐洲銀行業危機、地緣政治變局等多重不確定性衝擊下持續震蕩。所謂衝突，是指全球各國在經濟領域內的衝突開始激發，尤其體現在貿易戰與貨幣戰等層面。

恐怕，2017年的全球經濟，依然難逃「停滯、分化、動蕩、衝突」的格局。特朗普政府在1月份上台之後，已經宣布退出TPP、重啟NAFTA談判、廢除奧巴馬醫療法案、重新考慮多德弗蘭克法案、收緊移民政策、修建美墨邊境牆等舉措，這意味著全球化與多邊主義的退潮，孤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濫觴。這似乎也奠定了2017年全球經濟的黑色基調。

在筆者看來，2017年全球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將至少面臨以下四重不確定性的衝擊。

不確定性之一：「長期性停滯」格局將會維持還是被打破？

2011年至2015年期間，全球經濟增速不斷下滑。2016年的全球經濟增速基本上與2015年持平。全球經濟似乎陷入了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所稱的「長期性停滯」之中。薩默斯認為，要擺脫長期性停滯，要麼依靠新的一輪技術革命，要麼依靠主要國家實施集體性的財政擴張政策。由於短期內技術革命爆發的可能性不大，且各國在擴張性財政政策方面達成集體行動的難度極高，因此長期性停滯的格局可能依然會維持幾年。

不過，當前全球經濟增長似乎在面臨一些轉機：一是美國經濟持續復甦的態勢依然在延續，而特朗普政府可能採取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望進一步刺激美國經濟增長；二是歐元區經濟在2016年的表現相當不錯，年度增速多年來首次超過美國；三是中國經濟增速在2016年下半年出現了企穩態勢；四是2016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回暖改善了資源出口國（例如俄羅斯與巴西）的經濟增長。

然而，我們依然不能對2017年全球經濟增長過於樂觀。

首先，已經較高的債務負擔將會制約美國政府財政政策的潛在擴大力度，過強的美元匯率也將通過衝擊出口與美國跨國公司全球收益的渠道來影響經濟增長；

其次，歐洲經濟持續復甦至少面臨三大潛在衝擊，一是政治領域新的黑天鵝事件是否會繼續爆發，二是以義大利為代表的銀行業危機如何演化，三是南歐國家的債務問題是否會再度爆發；

再次，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回落以及企業補庫存周期的基本結束，僅憑基建投資能否幫助中國經濟成功地穩增長，也存在一些疑問；

最後，在全球需求難以繼續改善、美元匯率依然強勁的背景下，全球大宗商品市場能否延續2016年的「小陽春」，則是很大的未知數。

不確定性之二：美聯儲加息節奏快慢、美元匯率強弱與流動性拐點到來與否？

特朗普大選獲勝似乎忽然之間改變了金融市場對於美國經濟走勢與美聯儲貨幣政策走向的看法。很短時間之內，市場的看法就由悲觀轉為樂觀。在美聯儲2016年12月加息之後，市場認為，2017年美聯儲可能有三次加息。在加息頻率上升的背景下，美元指數迅速走強，最高升至103左右。

目前支撐2017年美聯儲加息次數可能較多觀點的主要理由，是當前美國通脹率與通脹預期均在顯著上升。一方面，剔除了能源與食品價格的核心通脹率近期走勢強勁，這背後意味著勞動力工資水平正在不斷上升；另一方面，雖然美元強勁有助於降低進口價格，但未來特朗普政府可能限制進口的諸多舉措（包括懲罰性關稅與邊境調節稅）都可能帶來進口價格的全面顯著上升，也即輸入型通脹的壓力在加大。

然而，美聯儲主席耶倫近期反覆表示，美聯儲加息頻率上升的前提，是特朗普政府如約實施的財政刺激將會提升經濟增速與通脹中樞。反過來，如果特朗普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總體力度最終在債務掣肘與黨派紛爭中大打折扣的話，2017年美聯儲加息的頻率就有下調的可能。而如果美聯儲加息次數下調，再考慮到特朗普最近表示的對強勢美元的擔憂，這就意味著2017年美元指數不可能太強。再進一步的，關於2017年全球流動性拐點到來的判斷，也可能發生調整。

不確定性之三：全球政治黑天鵝事件繼續紛至沓來？

英國脫歐、特朗普勝選與義大利修憲公投失敗，可謂2016年全球政治的三大黑天鵝事件。這些事件看似出乎意料，背後其實反映了上述國家中產階級對於過去幾十年全球化與金融化浪潮的不滿（尤其是在收入分配層面），也難怪民粹主義與孤立主義會因此抬頭。

2017年，除了英國脫歐將會繼續推進之外，歐元區的幾個核心國家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都會迎來國內大選。至少目前在法國與義大利，右翼政黨上台的可能性都不容忽視。一旦法國勒龐上台，法國版的脫歐就可能變為現實；而一旦義大利五星運動黨勝選，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主權債違約就可能上演。一旦上述暗黑情景變為現實，歐元、歐洲金融市場、歐元區經濟增長，乃至全球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都可能蒙上一層陰影。

不過，在目睹了特朗普上台製造的政治動蕩之後，上述歐元區各國的建制派與溫和派是否會醍醐灌頂般蘇醒過來，開始重視手中的選票，進而團結起來與右翼政黨抗衡？在特朗普政府製造的全球孤立主義情緒加劇背景下，歐元區的擁護者們是否會重新珍視歐洲一體化的成果與不易？歐元區是否會逆風飛揚，變成全球多邊主義與集體合作的「新高地」？這一切均為未定之數，需要考驗歐元區政治家與廣大選民的智慧與勇氣。

不確定性之四：全球貿易戰與匯率戰爆發在即？

在全球經濟增長持續低迷的背景下，匯率戰與貿易戰就會輪番上演。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的上一幕，恰好發生在1929至1933年的全球大蕭條之後，美國的斯穆特霍利法案打開了貿易戰的潘多拉之盒，而主要國家放棄金本位制也拉開了匯率戰之幕。

特朗普政府當前的危險舉措，似乎正在把我們拉回20世紀30年代的暗黑時代。一方面，特朗普開始指責中國、日本、德國操縱本國匯率，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目前似乎正在醞釀針對中國、墨西哥等國家的貿易制裁。一旦美國悍然發動貿易戰，很難設想受制裁的一方不會實施「以牙還牙」式的反擊。必須指出的是，以鄰為壑的匯率戰與貿易戰一旦爆發，沒有一方能夠全身而退。

可以說，目前全球貿易戰與匯率戰是否爆發的引信，的確掌握在特朗普及其幕僚們的手裡。如果他們懂經濟學的話，他們自然會明白以下事理：第一，美國製造業就業的下降，是產業結構變動與勞動生產率上升的必然結果，針對部分順差國實施貿易戰的做法，並不能為美國帶來多少製造業就業；第二，貿易戰的結果，將會顯著提高美國中低收入階層的生活成本，而這些人恰好是特朗普的鐵杆支持者；第三，悍然發動貿易戰將會對美國政府過去幾十年孜孜經營的全球化「旗手」與「領袖」的形象構成沉重打擊，這將顯著損害美國的全球利益。但是，如果特朗普及其幕僚們最終發動貿易戰的話，這表明他們很懂「政治」，把自己不能履行自相矛盾的競選口號而引發的群眾怒氣，通過嫁禍給子虛烏有的外部替罪羊而轉移出去，是看似高明的做法。

筆者目前依然相信，全面貿易戰爆發的概率不大。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挑選幾個代表性國家的代表性行業，徵收較高的懲罰性關稅，而非全面提高關稅。但即使如此，局部貿易衝突的危害依然不容忽視。況且，正如我們不能高估特朗普政府的「智慧」一樣，我們也不能低估特朗普政府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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