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國滅亡的直接原因，與項羽劉邦無關，而是老秦家氣運用完了！

秦帝國在權力交接的轉折時期，突然遭遇惡性政變，實在是個歷史異數。

異數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與突發性也。對於秦始皇之後的權力交接，歷代史家與社會意識都有這樣一個基本評判：若由長公子扶蘇繼位，秦帝國的歷史命運必然大不相同。其時，扶蘇的品性與才具已經得到了天下公認，「剛毅武勇，信人奮士」，已經具有了很高的社會聲望，連底層平民陳勝吳廣等尚且知之，朝廷郡縣的大臣吏員更不用說了。當時的始皇帝與天下臣民，事實上已經將扶蘇作為儲君對待了。當此之時，歷史卻突兀地呈現出一幅最荒誕的畫面——始皇帝突然死於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國的二世皇帝！

這一突兀變化的成因，及其演進環節所包含的具體因素，始終無法以常理推斷。幾乎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是突發的，幾乎任何一個因素都是突然變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預料的邏輯性。突發性與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歷史幻覺：莫非這當真是古人所謂的天意，抑或國運？

唯其突發，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議，才有了秦帝國中央政權的堅實結構迅速地瓦解崩潰，才有了帝國臣民依然本著奉公守法的傳統精神，在連番驚愕中不自覺接受了權力軸心極其荒誕的惡性作為。惡性政變突發，農民暴動又突發，秦帝國所有足以糾正中央惡變的政治力量，都因為沒有起碼的醞釀時間，而最終一一宣告失敗。從根本上說，政變的突發性與農民舉事的突發性聚合，決定了其後帝國命運的殘酷性。

這場突發政變所匯聚的歷史偶然性因素，大體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確立扶蘇為太子，偶然性一。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堅執進行最後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蘇北上九原監軍，偶然性三。

始皇帝最後一次大巡狩，於諸皇子中獨帶胡亥，偶然性四。

始皇帝中途突發疾病，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中途遣蒙毅回咸陽，「還禱山川」，偶然性六。

始皇帝在蒙毅離開後，以趙高兼領符璽令，偶然性七。

始皇帝於沙丘行營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八。

突發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寫完遺詔，偶然性九。

突發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見李斯會商善後，偶然性十。

長期忠誠無二的趙高突發人性變形之惡欲，偶然性十一。

棟樑重臣李斯突變，最為不可思議，偶然性十二。

扶蘇對假遺詔之缺乏辨識，或不願辨識，選擇自殺，偶然性十三。

蒙恬政治判斷有誤，被逼入獄並最後自殺，導致帝國九原大軍渙散，偶然性十四。

蒙毅被突然下獄，並被迅速殺害，偶然性十五。

王翦、王賁父子於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六。

李斯在政變後一錯再錯，大失前半生政治水準，終致慘死，偶然性十七。

胡亥素質過低，近於白痴，偶然性十八。

因李斯突變，秦帝國功臣階層分化不能凝聚力量，偶然性十九。

趙高惡欲野心膨脹變形，大出常理，偶然性二十。

陳勝吳廣之「閭左徭役」突發暴動，偶然性二十一。

關中老秦人人口銳減，對惡性政變失去強大威懾力，偶然性二十二。

最為關鍵的兩個人物——趙高與李斯的突變，可謂這種偶然性的典型。

以趙高前期的表現與功績，始皇帝對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秦法尚功的用人法則。唯其如此，趙高的人性惡變突然發作，並無必然性，確實是一種人性突變惡變的偶然性。若說趙高從少年時代起，便是一直潛藏在始皇帝身邊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

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績、傑出才具、自覺的法家理念，及其在幾次重大關頭表現出的堅定的政治抉擇，實在不可能在與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計較。然則，李斯恰恰接受了趙高說辭，恰恰計較了，這是必然性么？僅僅以李斯青年時期的「廁鼠官倉鼠」之說，便認定李斯從來是一個私慾小人，同樣是滑稽的。

李斯與趙高，都是英雄與魔鬼的無過渡對接，都是歷史極其罕見的異常人物，其突然變異，隱藏著人性未知潛質的巨大秘密。從社會原則與政治原則出發，任何時代的人事任用，都不可能以對這種人性秘密的把握為尺度，不可能以極少數的突然變例去判定，而只能遵循實踐法則，以人物的既往歷史表現（功與罪）去判定。所以，秦始皇對李斯趙高的重用，是無可指責的。從實踐上說，趙高與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奮爭的結果，是個體歷史的必然。唯其如此，趙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變異，實在是一種不可預知的偶然性。

種種偶然性導致的這場政變，是歷史上摧毀力最強的惡性政變。

作為一種權力更迭的非常態方式，政變，從來存在於從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結局與對歷史的影響而言，政變有三種歷史形式：一種是相對正義方發動的良性政變，譬如後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一種是僅僅著力於奪權而不涉及國策，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譬如趙武靈王末期的政變，以及後世的明成祖朱棣政變等；第三種，是破壞力最強的惡性突發政變，其最著名的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後的趙高李斯政變。

這場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是由其主要發動者的特質決定的。

這一政變的軸心人物是趙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體謀求目標不同，但目標的根基點相同：都是為了謀求最大化的個人利益，為私慾所誘惑。其最為關鍵的李斯與趙高，都是帝國的赫赫功臣，趙高掌內廷大權，李斯掌國政大權；兩人結合，一有足夠大的政治權力，二有玩弄二世皇帝於股掌之間的最高「勢位」，三有足夠大的社會聲望，四更有改變始皇帝既定國策的權力手段。如此之下，其惡性政變的摧毀性特彆強大。

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並不在於政變開始與過程中的權謀與惡欲，而在於政變成功之後的再度惡變。若胡亥即位後，趙高與李斯同心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經在始皇帝在世時開始了的適度寬政，減少徭役徵發，而避免了農民的突發暴動，這場政變完全可能成為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這裡，再次表現出一種偶然性：事情沒有按照正常的邏輯發展，而是趙高再度發動惡性政變，大大偏離了李斯捲入政變的初始預期。這次，誘發因素變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後，低能愚頑的享樂意識大發作，進一步誘發了趙高全面操縱國政的野心，最終導致了趙高再次發動政變，殺害了胡亥。在這再度惡變的過程中，李斯幾欲掙扎，幾欲將國政扳回常態，然由於已經與帝國權力層的根基力量疏遠，其努力蒼白無力，終於陷入了趙高的陰謀而慘死。

政變，再度政變，使這一政變終於走上了惡性道路。

惡果之一，秦帝國堅實的權力結構迅速崩潰。在趙高「誅大臣而遠骨肉」的殘酷預謀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殺戮，帝國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權發生了急劇的惡變。

惡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種種社會惡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徵發不減反增，賦稅徵收不輕反重。凡此等等，迅速激發了激烈的民眾反抗，由此而誘發了復辟勢力的全面復活，使社會動蕩空前激烈，矛盾交織難解，大災難終於來臨。

惡果之三，秦帝國群策群力的施政決策方式蕩然無存，驟然轉變為胡亥趙高的荒唐臆斷。中央決策機構全面癱瘓，以致胡亥對農民暴動的大動亂程度的荒唐認定，根本無法得到應有的糾正。在始皇帝時期，這是無法想像的。

綜上所述，秦帝國滅亡的直接原因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