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怎麼影響我們的思維的？

劇透指數：★★★☆☆ 但是都現在了你還沒看，怪誰啊

一群外星人降臨地球，雙方語言不通，氣氛尷尬。人類政府去找語言學家，給她聽外星人講話的錄音，問是在說啥。地球語言學家心想，你以為語言學是魔?法嗎，這狗甩毛似的的噗嚕嚕聲是啥？

電影《降臨》就是這麼開頭的。但是在這部電影里，語言科學還真的成了魔法。女主角試圖學習外星語言，學著學著卻不知道怎麼掌握了看到未來的能力。

哎？我學外語的時候咋就沒這樣的好事兒啊？

你要有本事看懂這種玩意兒也行啊……圖片來源：《降臨》劇照

好吧「看見未來」這種具體的超能力是沒戲，那是歸理論物理學管的，這篇不去說它。但是學語言掌握超能力這事兒，還真不是瞎扯。電影里沒有詳加解釋，甩了一個名詞「薩丕爾-沃爾夫假說」就糊弄過去了；這假說本身有很麻煩的歷史問題，但是語言對思維方式的影響，是真實存在的——結構語言學理論指出，一種語言絕不僅僅是字、詞和語法的集合，它還是一個社會描述世界時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學一種語言不僅是知道了辭彙的用法，更是理解了這種語言背後的社會是怎樣看待這個世界的。

「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背後暗藏了多少東西

在影視作品中，學語言的過程往往戲劇性地被簡化了。沒有半點基礎的人們進入了新的語言環境，鏡頭一轉，雙方已經談笑風生（甚至《降臨》也是如此）。與之相關的誤會是人們似乎常常認為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只在於單詞拼寫和語法，只要背出來就能無縫切換。

星際迷航3的外星姑娘婕拉，靠聽搖滾就學會了精純的英語——這一定是外星人的超能力……圖片來源：《星際迷航3》劇照

實際上，就算是語言學家，在學習一門全新外語的時候，一點也不比單詞背到哭的初中生輕鬆。在原著《你一生的故事》里，七肢桶語言第一課是這樣開始的：語言學家指著一個物體，念出相應的名詞，外星人也指著自己那邊的同類事物，念出相應的詞，在名詞之後，再引入動詞、語法和句子（比如「他-吃-飯」），在不斷重複地收集到大量數據之後，他們才能開始猜測和歸納語法規則。

這到底有多繁瑣？舉個例子，在這個過程中使用的語言學技巧之一，是比對不同詞的發音差異。這一工作背後的原理來自結構語言學奠基人費爾南德·索緒爾：「在詞里，重要的不是聲音本身，而是使這個詞區別於其他一切詞的聲音上的差別……帶有意義的正是這些差別。」正是詞與詞之間的發音差異，使口語成為可能。

趙元任先生就曾經寫過這麼個「發音差異太小，不知所措」的故事：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施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施氏視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施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試食十獅屍。食時，始識十獅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這些繁瑣工作對於理解和破譯新語言十分關鍵，了解單詞詞義是探索階段的工作，其目的並不在於這些詞本身，而在於逐漸構建一個完整的系統。故事裡的語言學家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向當局解釋，為什麼他們要互相學習那些大兜圈子的簡單辭彙——正是因為我們並不知道其他語言仰賴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如何關聯起所有的語詞，因而這些語詞所指向的事物，在不同語言中也微妙地難以對應，要理解句子，不得不始於就最基礎的概念取得共識。索緒爾乾脆把語言描述為「人腦子裡的社會產物」，是每個社會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離開這個系統之後，許多關聯就無法描述了。

關於這一點，雙語者可能頗有體會。我的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天我想起一個冷笑話，「有隻鴨子叫小黃，它說，『呱』，於是就變成了小黃瓜。」一個威爾士同學路過，看到我一個人扶著牆笑個不停，非要我翻譯給他聽。痛苦的半小時過去了，他艱難地說：「我懂了，你在說那種笑話：『what if a raspberry felt sad? It becomes a blueberry（一個樹莓感到悲傷，於是它變成了藍莓/憂鬱莓）』。」

我沒法判斷威爾士同學是不是真的懂了，樹莓/藍莓在兩種語言里都屬於「漿果」這個類目，它們的轉換是合邏輯的，但小黃鴨/小黃瓜不是。一個語言類的笑話難以翻譯，是因為它所構建的聯繫在其他語言中並不存在。比如說，在現代漢語中，「貓」這個字通常指向一種喵喵叫的可愛小動物（或這種小動物的典型動作），同時它和許多指動物的單字共享「犭」這個偏旁，在學習漢語時，我們可以根據這個偏旁判斷這些字所指的事物具有某種共性。但在其他語言中，詞的構成方式、在歷史中的演變經歷以及它們身處的社會文化可能非常不同，比如英語中的cat這個詞和「女人」聯繫在一起（約13世紀）就要早於它和「獅子」的聯繫（約17世紀）。單詞本身的變化看似無足輕重，但表現出這些變化的語言本身，卻映射著一個社會中的歷史文化和觀念系統。在小說里，這種思想-語言的映射關係通過外星人的書面語表現得淋漓盡致。

外星人的「七文」，所對應的外星世界觀

理解外星文字（「七文」）是這個故事裡最驚人的轉折，評論者描述這種文字「複雜得令人迷狂」。語言學家認為它是一種「語標文字」，每個詞對應一個語標，用語標間位置變化和語標自身變形來表示關係（比如「我聽」是左右書寫，「聽我」則是上下書寫，「我聽清了」，就是表示「聽」的那個語標發生變形）。書寫時用幾筆串聯起這些語標，哪裡方便堆哪裡，所以最終出現的是一大團字元，但它們之間的關係和表達的意義卻可以一目了然。

對這種文字的描述能讓我們想像它有多複雜，但無從想像它到底長什麼樣。電影編劇據說抱著小說以頭搶地好幾年，終於設計出一種圓環文字，但書寫過程被明顯簡化，原著黨紛紛不買賬。幸運的是，作為中文使用者，我們興許真見過符合這種描述的字（的極端簡化版）：

合文：一種中文文字遊戲，將多個字通過共享偏旁和少量變形，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字。

不過，中文做到的也就只有這樣了。即使筆畫可以共享和變形，我們能夠組織進一個圖形的字數仍然是有限的，並且需要不少事先計劃和練習，不信你用這種方法寫個「黑心老闆黃鶴欠下三點五個億帶著小姨子跑路了」試試。

七文的一段書面語顯然需要許多個語標，每個語標都要根據語義發生變形或組合，但書寫者在起筆時就能用少數幾筆串聯起所有的語標。讓地球人最想不通的是，他們是怎麼做到在書寫前就規劃好所有語標的變形和位置的？

在物理學家幫助下，語言學家最終解開了這個謎——這幫外星人沒有時間觀念。對地球人來說，時間流逝，事件依序發生，我們的書寫方式也是線性的，對於尚未落定的未來，我們比較方。但外星人是圓的（在原著小說里，它們是輻射對稱的桶形生物，不是九層樓高的大王烏賊），他們看著所有的方向，同時體驗所有歷史，時間順序對他們並不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這並不是簡單的「知曉未來」，更像是狄更斯所描繪的聖誕之夜：在只有自身相伴的深夜裡，過去與未來的幽靈紛至沓來，遊盪於這片沒有歷史的海上的人們，比任何人類都更深刻地意識到了當下的意義所在。

故事裡的語言學家露易絲，正是通過系統性地理解這種語言，方能接觸到這種沒有時間的世界觀。在結構語言學的意義上，這是個正常現象。因為語言是反映社會的完整符號體系，哪怕是方言或者特定地區共享的語境，都可能讓一個外來者獲得原本無法想像的知識。

「語言是一種社會制度」，奇怪的能力不限於外星文

我聽過一個古怪又有趣的真事：有個小夥伴去北京親戚家，看到浴室熱水器調溫旋鈕的字脫落了，上面貼著個紙條：「調高-東，調低-西」。東和西是什麼鬼啦？！這不是個案，每回去北京，人們總是用東南西北指示位置，搞得我非常迷惑。似乎在這群北京人眼裡，絕對方位就好像一隻有目共睹的小狗，然而該狗對其他人（比如我）卻是隱身的。他們到底是怎麼感應到北在哪兒的？

語言學家對此的解釋是，當人們在生活中常規使用東南西北這類標記絕對位置的方位詞（而非「上下左右」這些指示主觀位置的詞），他們自然會發展出使用它的相應能力。有報告稱，墨西哥山區中存在一種方言，其中乾脆就沒有「上下左右」這類表示相對位置的詞。這種方言的使用者就算蹲在小黑屋裡，也能分清楚數百公里外一個特定地點的絕對位置。而在北京生活一段時間之後，也許是因為生活經驗，更可能是因為日常交流頻繁出現這些詞，迫使我去理解它們的含義，即使在無窗的室內，我也常常能直覺地知道哪邊是北了。

需要注意的是，這一解釋並不是在「使用語言」與「獲得能力」之間尋求因果關係，而是在談論被觀察到的現實情形：人們既能日常使用這些方位指示詞，同時身具與之相適應的方向感。換言之，在一個社群里人們能夠輕鬆運用的語詞概念，對這個社群之外的人來說可能是非常難以想像的。

能感知其他人難以想像和理解之物，這聽起來已經很像一種超能力了。既然語言是反應社會存在的符號系統，這種超能力就有了解釋：有些概念無法被理解，不是因為它們不存在於世，而是我們原本用於理解世界的符號系統並未給它們留出位置。但這也帶來了一個細思極恐的問題：一種語言，通常足以幫助人們自由靈活地表達他們想說的一切，但在其他觀念系統的輔助下，我們卻會意識到它的局限，小到東南西北的方向感，大到——就像小說里討論的那個奇蹟可能性那樣的——未來。

在巴西和哥倫比亞交界處，有一種叫吐優卡的語言。這種語言區分了五種「據素」，說話者必須在作出判斷前，搞清楚他本人作出這一判斷本身的依據有多強，如果他親眼所見，就得加上第一種據素「ati-wi」，如果是推斷的，那麼就應該用第五種據素「假定的」（diágo tii-kú）。學會這種語言，意味著你將直覺地理解一切判斷依據的直接程度。

聽起來有點厲害。想像一下，爹媽朋友圈裡的「不轉不是中國人」，在一個熟練使用吐優卡語的人讀來，可能就變成了「有人聲稱:不轉這篇文章會造成國籍上的變更」。在吐優卡語加持下，一個人能免疫多少類似的咒語啊。話說回來，如果這算超能力的話，我懷疑副作用包括被踢出親戚群，錯過春節紅包好幾個億。

學語言的過程就像魔法，你將學到原本難以概念化的詞和它們之間不可捉摸的聯繫。索緒爾曾特彆強調了「語言」為社會成員所共有（區別於個人所說的「言語」），當人們使用同一種語言交流的時候，他們是在從一個宏大的共享信息庫中援引線索，編織想法，使他人得以理解。儘管很難被意識到，語言中隱藏著一個社會共同的思維方式。文化與歷史通過語言與人共生，這些系統化的觀念照亮了社會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區分出了「有意義」的部分，將不同時期、不同代際的人聯繫在一起，共享價值、觀念和生活現實。而學習新語言勢必會打破這種心有靈犀。原先不言而喻的觀念不再必然，新的可能性將對你敞開。其他文化中的心照不宣慢慢潛入你的頭腦，改寫並支配你的直覺、行動與言說。

從這個角度來說，語言正是這樣一種超能力藥劑：它並沒有給人們帶來任何新的東西，但世界卻得以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小說里的外星人也是如此。政府絞盡腦汁想讓外星人吐點兒高科技出來，好讓地球人少奮鬥兩百年，然而他們真正的禮物已經悄然抵達地球語言學家的一生。到頭來，真正的超能力和高科技是一種人類學技巧：理解截然不同的文明中人們看待一切的方式，並以之為線索重新認識自身。

語言帶來限制，也帶來克服限制的道路

在我看來，這部作品提出的迷人的哲學問題，並不是「如果你知道未來，是否會改變它」，而是結構主義思想的精彩沙盤演習。人們往往相信，通過改進技術手段和工具能夠克服我們生為人類的種種限制，實現奇蹟般的未來。在科幻小說中常見的時空穿越、機器統治或星海奇航，都是這種信念的投射。但結構主義思想家們知道，世界存在於想像之外，以社會為尺度，我們才能重新審視他者和自身。

在結構主義理論中，世界被視為社會心智所理解的永恆對象，而語言是這些社會為此打造的橋樑之一，它使人們能夠互相理解，卻也限制了我們的眼界。在小說里，不知道未來的人們，把努力過有益的生活、實現利益與進步，視為人的自由和目標。而在理解了外星人視野的語言學家看來，所有這些努力無非是一種踏進未來的既定儀式。人們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卻一無所知。

無論小說還是電影，都呈現了這種必然的無知：當局對外星人的文明不感興趣，他們更憂慮對方的意圖。有趣的是，在這個特例中，「意圖」暗示著一種地球人的枷鎖，只有走向未知的人才需要規劃方向，而他們所質問的外星人恰好並無此類問題。更有趣的是，當理解這一點之後，我們才看見了自己的限制——我們既能理解什麼是「意圖」，也為意圖所困。

隨著認知科學的發展，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最初認為的語言影響思維構成的觀點已幾經修正。人們生活其中的環境對於思維方式的影響是多向度的，語言在其中未必能夠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這些影響不僅使人們能夠理解世界，也限制了他們理解的範圍與途徑，而衝破這種有限性的工具之一，就是語言。（編輯：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