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的基因、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人類合作

作者：Toby Baxendale

翻譯：豐小英 風靈

直到我進入生命里的第43個年頭，我才讀了理查德?道金斯寫於1976年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從很多方面而言，我沒有強烈的慾望去讀這本書，正是其成功的明證。那些我覺得是它的中心思想的東西，已經完全被吸收進了我們的文化結構。我認為書中主旨簡明清晰。概括言之：我們被我們的基因所驅使而生存，並經歷了競爭性的和自私的自然選擇；為了生存和繁衍，我們遵循著自己的私利；能更快更好地適應競爭環境的基因存活下來，而其他的基因成為犧牲品，等等。自然狀態是霍布斯式的夢靨，「沒有社會；最糟糕的是，持續不斷的恐懼，以及暴力致死的危險，而人類的生命，孤獨、貧窮、惡劣、野蠻且短暫。」這就是最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 for most），但是掌握了這些知識，我們就能克服某些生活中的這類苦難。

這一思想成為了道金斯自己所命名的「覓母」（meme），它已經滲入了我們自身的文化思維方式中。同時，掌握了這一知識，道金斯推斷我們應該控制我們的生物本能，建立一個更有利合作的世界。

毋庸置疑，這本書里包含著達爾文進化論的豐富信息，而且對聰明的外行而言也明白易懂。然而，我認為他至少有一件事弄錯了方向：要建立一個更有利合作的世界，我們不應該限制我們的基因，而應該包容這些基因和它們的表現型效應（phenotypic effect）。如我將要論及的，當涉及到市場交換時，成功的表現型效應並非如他設想的那樣。

道金斯的觀點——我們需要控制我們的基因，以產生一種對所有人都更有利合作的結果——意味著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就會陷入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據說社會達爾文主義與自私的基因一樣是本性使然。在《自私的基因》的結尾，道金斯力勸我們背叛基因的這種天性：

然而，也許人類還有另一種獨特的品質，就是能夠純粹地、無私地、真正地利他，」道金斯這樣寫道，「我們有能力反抗與生俱來的自私基因。……我們甚至可以探討如何有意識地培養和發展純潔無私的利他基因。

於是，道金斯推斷出，這種驅使我們自己與別人友好相處的能力「並不存在於天性之中。」

作為生物學的新手，我認為我應該讀一些達爾文的著作，看看是不是真是如此：如果你接受自然選擇的觀念，你就必然會得出結論，整個人類社會是作為一群個人主義的自私的基因複製品在運轉，這就如晝夜循環一樣天經地義。

看起來，社會達爾文主義與達爾文本身毫無關聯。達爾文從不提倡發揚適者生存之自然趨勢的社會政策。他認為被其他物種侵犯，才是推動人類形成社會的關鍵所在。

他的著作《人類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多論及這些問題。達爾文自己想像原始人類「受到其同伴的稱讚和責備的影響。」對於個人來說，避免純粹的自私行為有許多社會回報，因為「部落會讚揚那些就他們看來有利於普遍利益（general good）的行為，而會排斥那些看來邪惡的行為。」原始的個人知道，得到族群接納對生存而言非常重要，於是，達爾文總結道：「因此，怎樣強調未開化時代中熱愛讚揚和懼怕懲罰的重要意義都幾乎不為過。」

除此之外，達爾文論證，這些令族群強大而非令個人強大的因素，使得那些避免了自私的內訌的族群更有機會生存。

不能忘記，儘管每個單獨的個人和他的孩子們，相比同部落中的其他人，幾乎不能因為具有高尚的道德標準而獲得任何生存優勢……但某個部落，如果有很多成員隨時準備互相幫助，準備為了公共利益而犧牲自己，那它將會勝過其他大多數部落，而這就是所謂的自然選擇。

可以看出，如果我們認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意味著我們應該欣賞經濟中的適者生存，不惜犧牲同胞的利益，那麼達爾文絕不曾主張任何與「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術語相聯繫的東西。道金斯一直堅持同樣的傳統，正如他在這些問題上的偉大啟示：達爾文沒錯。從這裡，我可以得出結論，社會達爾文主義更多的是一個「稻草人」式的觀點，是那些不熟悉達爾文及市場交易學的著作的人才使用的觀點。

就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大眾含義而言，即自由主義計劃支持永久和平，而社會達爾文主義支持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a war of all against all），那麼如前所論，不管是大師達爾文還是他的現代支持者道金斯，都不曾贊同將之前的推論從生物學擴展到社會科學。我確信——如路德維希?范?米塞斯在《人的行為》（Human Action）一書中提到的那樣——處理人類與微生物之間的關係確實是非常不同的，因為我們有理性的力量，而它們沒有。因此，米塞斯說：

沒必要總是進行滅絕性的戰爭，就象人類和致病微生物之間的關係那樣。論證表明，對於人類而言，改善其處境最恰當的手段是社會合作和勞動分工。這些才是人類的生存鬥爭中最要的工具。

遠古人類——也許甚至是極不開化的尼安德特人（Nick the Neanderthal，俚語，喻指極不開化的野蠻人類——譯者注）——也必然不得不理性地去思考：「如果我向我的同伴（石器時代的希德）提供了某種服務或某種商品，他就會向我提供另一種服務或另一種商品作為交換。我希望他提供的這種服務或商品比我做的更好。」做出這種推論的能力是我們與其他物種相區分的關鍵特點。

米塞斯提出了三個條件，在這些條件下，才需要從勞動分工中所必然產生的社會合作。第一，人和人之間不平等；第二，地球上的資源非均勻地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下。如果以上兩種差異都不存在，勞動分工根本不會給人類帶來任何好處。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人們需要與同伴合作，以更高效地生產。持久的社會建立在永久的合作之上，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和激烈的暴力鬥爭都是反社會的。

我們必須時刻記住，我們基因的表現型效應之一——幫助生殖並成功繁衍——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那就是如果你和他人合作，滿足他們最迫切的需求，然後尋找同樣的回報，那麼你將興旺發達並繁衍生息。

在英國，每周有1700萬人自願光顧特易購公司，因為易特購在他們有需求時，以更實惠的價格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務。這種自願合作隨處可見，這種模式中絕不存在強迫。它們與別人的競爭是和平的，且僅僅由消費者的意願來決定，消費者以在何處花錢來表達他們的至上選擇。依據消費者偏好，經營者調整其供應為他們服務。

無論你在哪裡看到不和諧，如果你仔細觀察，你就會發現有政府介入，或者有某個鐵腕人物或強盜在起作用，支持一方凌駕於另一方之上，或者某個法庭的判決在做同樣的事。所有的干預都是反社會的，因此是反合作的，而我們應該千萬當心這些干預，因為某個人或某一群人時常被剝削，犧牲了他們的利益。

拒絕社會達爾文主義，因為它與達爾文或他的現代信徒道金斯毫無關係，道金斯激勵我來展示，合作的表現型效應會有多大的潛力，能和諧地將生物學和經濟學聯繫起來。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情！

合作的表現型效應讓我們擺脫了自給自足或狩獵與採集的小團體生活，以尋求與我們的同類在寧靜的社會和諧氛圍中合作。那麼，用道金斯的話說就是：接受並完善我們的基因。不要背叛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