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蘇東坡傳》第七章：王安石變法

第七章：王安石變法

蘇氏兄弟在神宗熙寧二年(一○六九)到達京師。從那年起，中國則在政潮洶湧中捲入新社會的實驗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衝擊震蕩不絕，直到宋朝滅亡而後已。這是中國最後一次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實驗，絕不是第一次。在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上，有四次變法，結果都歸於慘敗。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極權主義，因為商鞅的學說由秦始皇——萬里長城的築造人，認真的實行出來。這個早期法西斯學說有二大特色，一為崇武，一為重農，但是這兩項仍是合而為一的，因為商鞅堅信有勤苦之農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產階級的商人貿易者，應當力予制壓。但是，盡人皆知，那個威力強大的軍事組織，依照此一學說已經建立，隨後發展起來，且已使秦朝的專政之君統一了全中國，正當這樣的政治學說要應用於全中國之時，一個龐大無比的帝國，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數年之內崩潰了。

另外有兩次激進的改革，一次是漢武帝時，一次是在王莽當政時。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國家資本財政論，雖然戰爭綿延，國庫賴以增富，但是終以幾乎招致叛亂而廢止。第二次則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變法成為第四次失敗，固不足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實驗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個具有創新力的思想家的觀點出發，其人寧願把過去全予屏棄，憑其信念與決心，全力以赴。王安石對商鞅極為欽佩，曾經寫過一首詩籲請大家對他當有正確的了解，此一事頗具重要意味。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凡有極權主義提出來，不論古時或現代，基本上的呼聲，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歷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惡都是假借「人民」的名義而犯下的，現代的讀者自然不難明白。

王安石是個怪人，思想人品都異乎尋常。學生時代很勤勉，除去語言學極糟糕之外，還算得上是個好學者，當然是宋朝一個主要的詩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機智處人治事之術，除去與他自己本人之外，與天下人無可以相處。毫無疑問，他又是一個不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倘若我們說理想主義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錶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骯髒，鬚髮紛亂，儀錶邋遢，他是以此等惡習為眾所周知的。蘇洵在《辯奸論》那篇文章里刻畫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憊之食。」又說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王安石是否喜歡以這樣特點異乎常人，我們無從知道，但是一個人把精力完全傾注在內在的思想上，自然會忽略了他的外表，這話倒不難相信。有一個故事流傳下來，說他從來不換他的長袍。一天，幾個朋友同他到一個寺院里的澡堂會。在他由浴池出來之前，朋友們特意偷偷的留在外頭一件乾淨的長袍，用以測驗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經被換了。王安石洗完出來，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動了手腳，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麼樣，他總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們告訴王安石的胖太太，說她丈夫愛吃鹿肉絲。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說：「我不相信。他向來不注意吃什麼。他怎麼會突然愛吃鹿肉絲了呢？你們怎麼會這樣想？」

大家說：「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盤子里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所以我們才知道。」

太太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麼地方？」

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眾人說：「我告訴你們。明天你們把別的菜擺在他前面，看會怎麼樣？」

朋友們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把鹿肉絲放得離他最遠，大家留意他吃什麼。王安石開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擺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還有一個故事說王安石在揚州太守幕府時，他徹夜讀書。那時的太守是韓琦，他後來做了宰相。王安石總是苦讀通宵，天將黎明之時才在椅子中打吨。等睡醒時，已然晚了，來不及洗臉梳頭髮，便連忙跑到辦公室上班。韓琦一看他那副樣子，以為他徹夜縱情聲色，就向他勸導幾句。

韓琦說：「老弟，我勸你趁著年輕，多用功念點兒書吧。」

王安石立在那兒未做分辯。在去職之時，他告訴朋友說韓琦不賞識他。後來，王安石的學者名氣日大，韓琦對他的看法也有了改變，也願把他看做自己的屬下，王安石卻很惱怒。事情趕巧是，王安石在京師接受朝廷一項高位那一年，正好韓琦罷相。王安石記日記甚勤，竟寫了七十巨冊，他曾有這樣批評韓琦的話：「韓琦別無長處，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這個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勢之前大約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談論者，是他屢次謝絕朝廷的提升。這倒很難相信他之如此是純系沽名釣譽之意，因為從他二十一歲考中進士，到他四十六歲得勢——那是他壯年最活躍的時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謝絕任命，寧願在一個偏遠的省份當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時，國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薈萃於京都。王安石越謝絕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聲譽越高。最後，朝廷上的官員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此時因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績斐然，行政才幹之優，堪稱能吏。他建堤築堰，改革學校，創農民貸款法，把他的新社會理想，實施了數項。政績確實不錯，也深得百姓愛戴。他對入朝為官的弓誘一直視若無睹，直到仁宗嘉佑五年(一○六○)，朝廷任命他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來到京師。很顯然的是，此人的興趣是在經濟財政方面，只有在這方面他才會對國家有最大的貢獻。後來他母親去世，他必須辭官守喪；但是甚至於守喪期滿，他又被召入朝之時，他又謝絕在京為官，寧願留在金陵。

他這一段自己韜光養晦歷程，頗難了解，因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時機到來，他必可為國家做大事。若說他壯年這段時期已經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礎，是合乎情理的說法。也許當時朝廷名臣重儒之間的競爭，他覺得不能勝任，因為那時朝中有年高德助學識淵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曾公亮等人，這些人都會對銳意的改革側目而視，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見解的後起之輩無從發展。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時。但是，從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個理由。王安石那樣氣質的人，不管身居何處，總願自為首領，而在偏遠的外縣身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他在京師擔任一項官職，那一段短短的時期，他曾和同僚爭吵不和，使事事錯亂失常。他想變動成規，照自己的想法辦事。吳桂和張方平都記得與他為同僚或為屬下之時，遇事都極難與人合作。

在仁宗嘉佑五年他來到京師時，時人都視之為奇才。他已經寫過些好詩文。他有創見，也善於言談。老一輩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彥博對他頗有好評，甚至歐陽修也對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儀錶之下，暗藏著當時那些官員所不能窺測的才幹和品格，他這個奇特之士就曾與那些大員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並認為他將會成為國家一大害的寥寥數人之中，有蘇洵和他的老友張方平。張方平曾與王安石為同僚，共同監督地方考試，將他峻拒之後，便不再與他交往。他一定把早年與王安石共事的經驗告訴過蘇洵。於是二人對王安石極為厭惡，更因為他穿著習慣的矯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歐陽修曾經把王安石介紹給蘇東坡的父親，而王安石也願意結識蘇氏父子，但是老蘇對他拒而不納。王安石母親去世時，在所有經邀請參加喪禮之人當中，只有蘇洵拒絕前往，並且寫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辯奸論》，這一篇成了後來歷代學生常讀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里，蘇洵開頭兒就說了解人的性格很難，甚至聰明人也常會受騙。只有冷靜的觀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預知他將來的發展。他引證古代的一個學者山巨源預言王衍的將來，那時王衍僅僅是聰穎秀逸的書生；還引證名將郭子儀預測盧杞的將來，後來盧杞對唐代的滅亡多少負有責任。盧杞為人陰險而富有才幹，但其容貌極丑。郭子儀在接見盧杞時，必須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婦女輩見其醜陋而受驚，或因一時嗤笑而開罪於他。但是蘇洵說，當時若不是有昏庸之主，這兩個人還不足單獨有亡國的才幹。現在一個具有王衍的陰險與醜陋，兼有盧杞的辯才的人出現了。「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阿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此人如一旦得勢，足以欺英明之王，為國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烷，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鏡。」蘇洵希望他的預言不應驗才好，這樣他就可比為「善戰者無赫赫之功」的名將了。但是他說：「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習慣，是否是矯揉造作，無法斷言；但每逢一個人對某一事做得過度，人總容易懷疑他是沽名釣譽。我們若是相信邵伯溫的記載，仁宗皇帝也曾有此懷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寵召，盛開御宴。客人須在池塘中自己捕魚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狀的魚餌，擺在桌子上金盤子里。王安石不喜歡釣魚，便將金盤子里的魚餌吃光。第二天，皇帝對宰相說：「王安石為偽君子。人也許誤食一粒魚餌，總不會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魚餌吃完的。」由這個故事看來，可見為什麼仁宗不喜歡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記里，他對仁宗也挑剔得特別苛酷。由後來的發展看，蘇洵的話沒說錯。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國，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總是相信通通髒亂才是天才的標誌，而最能使自己獲有千秋萬歲名的辦法，就是拒絕正人君子般的裝束。還有一種怪想法，就是，骯髒污穢就表示輕視物質環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於是合理的結論必然是：天堂者，惡臭熏人的天使集中處也。

老蘇寫《辯奸論》時，蘇東坡說他和弟弟子由都認為責罵得太重。只有張方平完全贊同。可是，事過不久，蘇東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蘇的所見太對了。那篇文章至今流傳，足以顯示蘇東坡老父的真知灼見。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圖試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礎。當時仁宗在位。他就上書論政，長達萬言。在此萬言書中，陳明他對改革財政的基本原則，「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他說自宋開國以來，政府即感財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財政經濟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為人所想到，只因為無偉大而有力者謀其事。他說當時有其權位者，卻無此大才。在全國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幹足以出任斯職。他很巧妙的指出若從事基本改革，必使之與古聖先生之道相聯繫，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說，在順乎古代傳統之時，切勿師先王之法，但僅師先王之意，政策無論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為依歸。總之，那是一篇結構謹嚴文字老練的政論文章，論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財政、官制、教育，無不在內。

倘若王安石打算試探他的政治基礎，他發現他的政治基礎還在鬆軟下陷。仁宗皇帝把他的萬言之書看完，就置請高閣了。在隨後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當政之中，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辭謝不就。歷史家往往舉出的理由是，因為仁宗無子，仁宗駕崩後，他曾奏請免立英宗為帝，因此他心中感覺不安之故。

這時，英宗之子，將來要繼承帝位，現今正以王儲之身，居於京都，後來即位為神宗，王安石那時才因寵得勢。神宗為太子時，韓維為太子司文書事，而韓維對王安石則極為佩服。韓維常對朝政表示意見，每逢太子贊同那些意見，韓維就說：「此非臣之意見，乃王安石之意見耳。」於是，太子對王安石漸漸器重，希望將來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六七)，神宗年二十歲，即帝位，立即任王安石為江寧知府，九月又將他擺登翰林之位。王安石與他的好友韓維不斷聯繫，深信他的機會終於到來。他這次違背了以前的老習慣，聖命一到，立即拜受了官職。但是延遲晉京，七個月後才成行。

神宗皇帝說：「先王之時，王安石一向謝絕任命，不肯來京都。有人以為他冒失無禮，現在他仍然不來，稱病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還是冀圖高位？」

這一時期，朝中有兩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為曾公亮，一為韓琦。韓琦在三朝繼續擔當宰相與樞密之職，已有權責太重之勢。曾公亮在企圖動搖韓琦之時，希望拉王安石為有力的同黨。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應當對他的話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吳桂深知王安石之為人，他警告皇帝說，若使王安石得權，必致天下大亂。

最後，在神宗熙寧元年(一○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對他的態度，乃自外地來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級進言」，不受朝儀限制。

皇帝問：「朝政當務之急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決定政策為要。」

皇帝又問：「卿以唐太宗為如何？」

「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固不僅唐太宗而已。堯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後世儒臣並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認為堯舜之政，後世不可復見。」

皇帝聽了頗覺稱心，但謙謝道：「卿之所望於寡人者過奢，恐怕寡人無以符賢卿之望。」

後來王安石得到一次單獨召見的機會，別的官員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載良機。

皇帝說：「坐下。我要和你長談。」皇帝陛下開始問他為什麼過去兩個明君(其中一個是唐太宗)一定要獲得賢臣為相以輔佐朝政。皇帝提出的兩個賢相之一併非別個，正是諸葛亮，可以說是歷史上最賢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談話不離三千年前的堯舜之治這一題目。他說他願談堯舜的賢相。他說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無足多論。諸葛亮的政治才幹，也不過是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以達到一個明確的目標，此種做法決不適於像他這等急躁自信的財政經濟的鬼才。

王安石接著說：「陛下如今御臨一個地大民多的國家。國家昇平百年之久，全國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無賢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無明確之政策與用人不專故耳。今日雖有非常之才，一如當年輔佐堯舜之賢臣，如受小人之阻撓，亦必棄職而罷。」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堯舜時代，尚有惡跡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誠如陛下所說，正因堯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跡而殺之，堯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陰謀而妒賢害能，賢良之臣亦必棄官而去。」

神宗聽了，頗為感動。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輕人一樣，雄心萬丈，極願國富兵強。他為人善良而公正，圓臉盤，五官端正，和祖宗長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神宗以後，才明白顯出了精力衰頹的樣子。王安石心想年輕皇帝對遠大可期的熱望，終於點燃起來。自從那次密談之後，神宗皇帝就決定不惜赴湯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變法計劃，即便犧牲其他所有大臣也無不可——結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為什麼緣故，每逢賢德的老臣進諫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之時，這位年輕皇帝的頭腦中便浮現出那「四凶」的影子來。

在神宗熙寧六年(一○六九)蘇氏兄弟回到京師之時，王安石被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隨後兩年之中，但見穩重的老臣紛紛離朝，御史台遭到清肅排斥，繼之身為諫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職不久，就開始以大刀闊斧在政府各部門大事清除異己。抗爭之事此起彼落，整個官場鬧得烏煙瘴氣。賢德幹練深乎眾望的大臣，對王安石公開反對。這位年輕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緣故。王安石想盡方法，使皇帝覺得這場混亂紛爭，是皇帝和膽敢反對皇帝的那批姦邪的大臣之間的殊死之戰。

皇帝問道：「為什麼會鬧得這麼人仰馬翻？為什麼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說：「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師法先王之道，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這些反對舊臣。在反動的舊臣與陛下之間的奪權之爭，是不可免的。倘若他們獲勝，朝廷大權將落在他們之手，若陛下獲勝，朝廷的大權則仍將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擋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鬧出這一番紛亂。」

有年輕好勝志在國富兵強的皇帝在上，有對自己的財政經濟學說堅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實行王安石激進的政治財政改革已經如箭在弦了。實行新政的動機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殘唐紛爭殺戮的五十年之後，一直沒有強盛起來。而且，西夏、契丹(後來稱遼)、金，不斷侵略中國的邊境。中國與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戰之後，遂訂約言和。和約的條款對中國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條款，因為那些番邦雖然承認中國的皇帝，但那是中國皇帝按年賜予他們金銀綢緞換來的，每年付出的財帛要由十萬到二十五萬縷。這自然使國庫財力大量外流。國內行政一向鬆弛泄沓！政府經費則捉襟見肘。王安石自命為財務奇才，能憑耍弄納稅徵兵制度便可以給國庫籌集款項。我相信藉在中國西北用武而恢復國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動君心的要點，因為王安石當政時曾在西北由中國發動戰爭數次，其中有數次勝利，一次慘敗。為繼續作戰，皇帝需要金錢，為了籌款，國家財政制度必須改變。可是，我們不必懷疑力主新政者真純的動機，我們先看看那些財政經濟改革的嚴重後果吧。

王安石到達京都不久，司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爭論起來，這次爭論就總括了雙方基本的歧見。這時國庫已到真正空虛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賜與臣子的銀兩綢緞，這樣可以給皇家節省一筆錢。這件事弓起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一次爭論。王安石認為國庫空虛完全為朝臣不知理財之道的結果。

司馬光反駁他說：「你之所謂財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稅而已。」

王安石回答說：「不是。善於理財者能使國庫充裕而不增加捐稅。」

司馬光說：「多麼荒唐！總之，一國有其固定量的財富。這筆財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論你實行什麼政策，或給此政策什麼名稱，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錢拿過一部分交給政府罷了。」

皇帝有幾分持司馬光的說法，於是在隨後一兩個月內把新政暫行擱置。

不必身為經濟學家，盡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只是生產與分配，諒不致誤。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為王安石基本上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財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與地主正以自由企業方式獲利，他不明白政府為什麼不應當把他們的利潤搶過來而由政府自己經商，自己獲利。那結論是可想像而知的。他用的名稱的確很夠新奇，他要用資本削減壟斷，叫「錢平」；他要取之於富歸之於貧以求均富；他要阻止農民向地主高利貸款。在春耕期間由政府借款予農民，在收割後由農民歸還政府，自然是仁善之舉。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歷史上記載，經過了一段躊躇，王安石才決定實行借款予農民的理論，這理論是一個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資五十萬兩白銀，每年政府可賺二十五萬兩，因為一年兩收，則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兩次。

我們無須把這些新政的細節詳予說明。總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寧二年(一○六九)開始，大約八年之後鬧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煩，二人彼此之間也不愉快。現在僅略述其大要於後。

最重要與最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項，為方便計，今歸納為三組。有三種國營企業、三種新稅、三項管制人民的登記制度、三種國營企業是均輸法(國營貿易局)，市易法(國營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實收三分(加上申請和登記費)的青苗法。三項新稅收是免役稅、國產消費稅、所得稅。登記制度是把國民組織起來，編成十家為一組的徵兵單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記土地和馬匹(方田均稅法與保馬法)。大體說來，這些方案近乎現代的集體經濟政策。

國營企業自神宗熙寧二年(一○六九)以首先設立全國或省際的批發機構開始。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圖，神宗皇帝撥了五百萬兩現款，三千萬擔穀子作為由政府接收省際貿易的貨品和原料的經費。但是這套辦法立刻遇到了困難。當年二月，朝廷先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負研究條款之責並予以公布。在條例司的官員之中就有蘇子由。蘇子由上奏摺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國貿易，自由企業會立即癱瘓，只因各地的批發商人無力與官家競爭。政府與商人必將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認國庫會有利可圖。私人商業有相沿已久的信用關係及其它辦法，政府經營時則無此種便利。必須先成立龐大機構以高薪僱用大批官員，並建築美崙美美的官衙。結果不是從事以供與求為基礎的商業經營，而是視傭金多寡來處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潤，照親疏遠近而訂立合同。子由力陳，由於官僚作風的無能，官方無力壓低物價，只能以高價買入，遠比正常商人購貨時價錢高，所以自然失敗無疑。

所謂官營的均輸法，亦即政府批發生意，因此擱置了一年，從長計議。後來朝廷用一個新名稱提出一項修正計劃。批發與零售的分界不是一個呆板硬性的規定，主管大公營商店的貿易局分設在大城市，如成都、廣州、杭州。為了這些貿易機構的發展，朝廷又由國庫撥出一百萬絹，由京都地方的貨幣中撥出八十七萬縷。為成立這些機構所舉出的理由為：「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宜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為，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領導者是一個極為能幹的官員。他向政府所呈報的利潤越厚，則上級認為他越幹練。這個能幹的官員名叫呂嘉間，成了全國的市易務官，全權控制全國的小商人。京都市易務的規矩是，小貿易商必須做該機構的會員；可以把貨物與該處的資財聯合經營，或由官方出錢收買他們店鋪的存貨；商人若想歇業，可把存貨售與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貨作為抵押向官方借錢，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兩分。非該處會員，也可把貨物賣與官家，價格由官家規定；最後是，不論官家需用何等貨物，統由該處辦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點，而私人營業幾乎完全停頓。數年後，貿易和商業大為減少，按理論朝廷獲利甚大，而實際上朝廷稅收受損卻到可驚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經降低為與小民爭利的販夫走卒，皇帝知道後，大為不悅。最後，京都市易務和商稅的醜聞傳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為人厭惡的幾項。

但是變法中最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談到王安石的變法時，先想到的是這一項。這一項措施影響到全國每一個村莊，也是引起朝中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這一項措施本身確實不錯，有些近似現代的農民銀行。王安石年輕做太守時，曾在春耕時貸款予農民，收割時本利收回。他覺得這個辦法對老百姓確實有幫助，因為他任職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確有其需要，並且還要經官方適當的調查。在陝西省，官方亦曾試辦，也頗為成功。而且由於這項辦法由陝西春耕時開始，所以農民借款仍叫「青苗」貸款。

在年成好時，當局知道必然會豐收，就貸款與農人購買農具和麥苗；一經收割。官方就去收麥子以供軍需，且有利息可賺。據制置三司條例司所說：「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貫石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現在斜斗，遇貴量減市價朵，遇賤量增市價來。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搬，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現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外斗，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朵，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為民。而公家無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

這項美麗純正的計劃原本是為農民之利益而設，結果竟一變而為擾民，弄得農民家敗人亡，到底何以演變至此一地步，我們到後面再看。不過我們應當說明的是，這個新措施本乃常平倉古法的延續，但後來漸漸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開國始，政府在各縣一直保持此類穀倉，用以穩定谷價，穀賤傷農，政府則收買剩餘的稻穀。在歉年時，正相反，稻穀之價高漲時，官方則將稻穀拋售，用以平抑糧價。誠然，主管糧政的當局不見得行政效率能永遠很好，因為不少官吏谷價低賤時，不見得願意收買。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六六)常平倉公布的數字顯示，官家一年內收購五百零一萬四千一百八十石穀物，賣出為四百七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現在，倉凜的財貨都已變為青苗貸款的本金，常平倉的正常功用自然終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問題是，這種貸款必然會變成強迫貸款。王安石不容人有異議，如今必須成功不可。他必須向神宗表示此種貸款極為成功，深受農民歡迎。他不容許屬下放款鬆懈。他不能了解農民不需要此項貸款，每逢預備貸出的款項不能如數貸出時，他就暴跳如雷。他開始把辦理貸款成績好的官員提升，把他認為懈怠者處罰。每一個官員無不注意自己的成績，最關心的就是由報表上顯出好成績。此等對眾官吏競賽的刺激辦法，很像現代的推銷政府公債。主辦貸款的官員一知道自己若不能將款如數貸出，便會因「阻礙變法」的罪過行將革職或降職時，被王安石稱之為能吏的官員，便將款項開始在官方壓力之下強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債，每一期三個月，每個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這種貸款對貧民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繳還，必難免牢獄之災。因此依照朝廷的明文規定，正式向民眾宣布，此等貸款，依據聖旨，純屬志願；心裡對會因「阻撓變法」而降級，早有準備了。

免役法亦復如此。官方的本意與實施情形，也是大相徑庭。但是這一項措施，可以說是王安石變法中最好的一項。後來蘇東坡的「蜀黨」當權時，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蘇東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種，就是免役法。

在宋以前，中國實行徵兵制已經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稅以代替兵役。換言之，這條措施就是以募兵組成常備軍代替徵兵制。不過，仔細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規定，其結論恐怕難逃政府從稅收以裕國庫的目的，至於使人民免於徵兵之利益，則已由實行保甲制度而歸為泡影，而保甲制度較之徵兵制則弊害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討一年之後，條文終於公布了。條文中規定凡過去免於徵兵之家仍須付免役稅；例如，寡婦，家中無子女，或只有獨子，或雖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與和尚道士，都須納一種稅，名之為「助役金」。各地區在免役配額之外，須多繳納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無力繳納時應用。由此種稅徵集的款項，則充政府雇兵與僱用其他人員之用。正如蘇東坡在青苗貸款措施上所說，百姓將因拖欠而入獄，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馬光當時所指出將來必然發生之情況——凡無現款以繳納春秋之兔役稅者，必強迫而出售食糧，殺其耕牛，代其樹木，方可以繳納此項捐稅。再者，在前項徵兵法中，民家只不過輪流服役數年，而在新實行之免役法中，常常須為免役而年年繳稅，連不須服役之年，亦須照常繳稅。

免役法，以及新商稅與所得稅法，必須看做是向民徵稅的一項新方法，而並非免於徵兵，因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須接受徵調而接受軍事訓練的。新商事法是根據商人賬目向商人的利潤上征取捐稅的。所得稅，並非現代意義的所得稅。我之要在此稱之為所得稅，是因為官方強迫人民登記其收入與財產，據此以做分配其它捐稅之用。此稅之所以像所得稅，就是人民必須要報其收入與財產之所得，煞費心機去欺騙政府。在這項新政的爭論上，據說此項措施公布之後，「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遍抄之。」無一不登記報官的。最後一項措施於神宗熙寧七年(一○七四)歷時不久而廢，因王安石不久失勢之故；甚至在此項措施停止實施之前，蘇東坡稱其不合於法，在他治下地區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徵兵法中之苦，結果保甲法證實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實至為明顯，他的新保甲法與免役法是同時公布的，在神宗熙寧三年十二月(一○七○)。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寶，一隻手從人民身上解除了徵兵的重擔，卻用另一隻手把那個重擔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鄰居連保制度。每十家為一保，每五十家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窩藏賊犯，保內各家要負連帶重任；如有謀殺、強姦等罪，保中必須報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壯丁必須組隊接受軍事訓練，一家有壯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過二壯丁，則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離田受訓，此五天相當於現今之一星期，一個月分為六節。家有壯丁者，不必如古代徵兵制度下隻身赴外鄉，而是使軍隊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於宣傳，他知道給舊事物一個新名稱，此舊事物便不復存，所以「徵兵制已廢」。

在集中登記管理人民之外，還有一種農民田地強迫登記，作為徵收新稅的依據，以及另一種將政府的馬匹寄養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稅法及保馬法。像所有集體制度一樣，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為照顧人民的焦慮之下，這個新政權必須確知人民做些什麼，有些什麼。也像其它集體制度一樣，這個新政權也認為缺少了特務人員是不能統治的。因而其特務制度在神宗熙寧五年(一○七二)成立，幸而蘇東坡已經離開京都了。這個新政權若不把御史台(相當於現代的報章雜誌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黨手下人填滿，這個新政權也是無法發揮效能的。王安石也覺得有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後則像希特勒，因為他一遇到別人反對，則暴跳如雷——現代的精神病學家，大概會把他列為患有妄想狂的人。

顯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歷史家和批評家共同認為他一個不可饒恕的行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會的冒險改革，而是他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樣竄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寫他自己的《三經新義》，使之成為思想的官定標準，用以代替所有過去經典的名家疏解。以一個學者而論，王安石還算不錯，但還不足以把鄭康成、馬融、陸德明等鴻儒取而代之。他此種行為，既是官權的濫用，又是對學術的污辱。中國科舉考試，一般都是以經書的一段為題，而應考者的發揮題意也要依據經書。這個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說國內的考生必須在每個題義上，要研究並且吸收王安石所說的話，自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學，一直到「鵪」、「果」、「雉」等字的語源。蘇東坡離開京都之後，一次在地方考試時監考，曾寫過一首詩，表示對考生試卷上所表現的思想觀念之呆板雷同的厭惡感。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也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往往帶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創見多，而學術根基淺。但是他卻相信，在解釋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觀念時，他之認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經新義》糟不可言，他死之後就完全為人所遺忘，而且也一本無存了。可是在他當權之時，則是科舉考生人人所必讀的經典；考生的意見如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餘。最為人所厭恨者，是此《三經新義》是在兩年之內倉促編成的；此書之正式開始編纂是在神宗熙寧六年(一○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兒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幫助之下編成，後兩年出版。這本急就章，就定為儒家思想的標準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對疏解有所改變，為應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現。考生人人知道，他們的前途是全繫於能做這個修正本的應聲蟲與否而定。

這裡不討論王安石學問如何，蘇東坡覺得實在難以容忍，因為蘇東坡的學問勝過他實在太多。不過現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學之荒唐可笑，簡直跟外行人一樣。在他的《三經新義》之外，在當代學人之中，大家最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討論字源學的怪風氣。他的字源學，只是字的結構與來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較方法，而是憑個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這是獨得之秘，是對學術上不朽的貢獻，至老年時猶苦研不輟，成書二十五卷。西方的學者會了解，一旦學者任憑想像力縱情馳騁而不予以科學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漢人的說經與清儒的樸學方法，那他寫二十五卷字源學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則這部《幻想字源學》一天可寫十部。像王安石這樣研究一個字構成的各種理由，為什麼一個字由某些偏旁組織起來就表示某種意義，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說有五十條左右流傳下來，都是供茶餘酒後的笑談。蘇東坡和王安石之間的許多笑話，都是以此等語源學為關鍵的。

蘇東坡喜用「反證論法」。中文裡有一個「鳩」字，是「九」「鳥」合成。顯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語音學的道理，只想從意義上找點趣談。一天，蘇東坡和他閑談時，忽然問王安石：「可是，為什麼『鳩』字由九鳥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語塞。蘇東坡說：「我能告訴你為什麼。詩經上有：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七隻小鳥加上父母兩個，不是九個嗎？」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這個「波」字觸動了王安石豐富的想像，他說「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蘇東坡遇見他，向他戲德道：「『波』若是『水』之『皮』，則『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違反中國字構成的基本原則。有時他割裂字根為二，再另與一個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會使語言學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國後代的學者，在西方集體主義的觀點上看，打算為王安石洗刷歷史上的污點，說他的觀念基本上符合現代的社會主義，打算這樣恢復他的名譽。在為王安石辯護的學者之中，中國現代一個偉大的學者梁啟超，便是其一。主張王安石的社會主義觀念為是為非，自無不可，但是他那社會主義的政權必須憑其政績去判斷才是。事實是，王安石使國家的壟斷，取私人的壟斷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業；農人在無力付強迫的青苗貸款和利息之下，賣妻兒而逃亡，為他擔保的鄰居，或與之共同逃亡，或把財產典賣。縣鎮監獄有人滿之患，每一縣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法廳也訟案充斥。朝廷這樣失政之下，即使沒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會滅亡的。在神宗熙寧七年(一○七四)，一道聖旨說商業停頓，百姓失業；過了兩年，另一道聖旨停止了青苗貸款，其中說很多百姓因無力歸還貸款而遭監禁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九○)，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後，蘇東坡在設法挽救鄉間的經濟破產，請求政府歸還沒收的財產，寬免貧民的欠債，他的奏摺中說：

……藉納拘收產業，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某等自失業以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以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他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遺欠愈多。科決監銅，以逮妻季。

在實行新法的前幾年，王安石還能把慘況巧為掩飾，使神宗不明真相，堅稱他的土地政策頗獲農民支持，將一個極權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種巧立名目，令人覺得猶如今日一樣。那時，也和現在一樣，人民對一個政權是否愛戴，只有在那個政權失勢之後才能知道。皇帝誠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訪。但是太監和那些詭詐的調查官吏，知道皇帝贊成變法，於是總是向皇帝報告百姓喜愛新政，說稅吏一到，人民歡呼，若照預先布置好的歡迎會的情況說，這話當然不錯。王安石在當政數年之後，可怕的情況終於在皇帝駕前泄露出來，是經由一個地位卑微的宮廷門吏的幾幅畫，皇帝才知道的。

那個皇宮的門吏名叫鄭俠，他看見成群的農民從東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上。他知道繪畫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畫幾幅災民圖呈獻給皇上。一幅難民圖上畫的是農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著飢餓，在狂風暴雨使人無法睜眼之下，在陽關大道上掙扎跋涉。另一幅畫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樹皮，還有別人帶著鐵鏈，扛著瓦磚薪柴去賣了繳稅。皇帝一見，掉下淚來。這次出奇的獻圖(容後再敘)，繼之以驚人的警星出現，中嶽嵩山崩陷，神宗才廢止了多項王安石的新法。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 。漢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台詩案」受誣陷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於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謚號「文忠」。

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並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其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亦善書，為「宋四家」之一；工於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傳世。

待續.............

附：蘇東坡的文學成就

詞作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於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於蘇軾來完成。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並論，由於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並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於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並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後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並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後，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生活場景很狹小，主要局限於封閉性的畫樓繡戶、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後，柳永開始將詞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關河、葦村山驛等自然空間，張先則向日常官場生活環境靠近。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閑居讀書及躬耕、射獵、遊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於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於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於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後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範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像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存的362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盪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名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後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後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詩作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並未局限於新政，也未局限於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於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於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後雨》、《慈湖夾阻風》等。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並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後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於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後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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