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給了機會，他未能把握住，一個王朝因他萬劫不復

漢末時期，董卓專權，天下大亂，東漢王朝搖搖欲墜。不過，即便是在如此混亂的局面下，東漢王朝也還是有機會擺脫危機、繼續生存下去的。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出現在遷都長安、呂布殺死董卓後。不過，這個機會卻被一個公認的大忠臣斷送了，並最終導致東漢王朝萬劫不復。

這個人叫王允。

王允，字子師，東漢太原祁縣人。他出身於士人家庭，自幼聰穎過人，少有大志，勤奮好學，被同郡人郭林宗譽之為「王佐才也」。婚後生活不如意，灌注盆友圈，三個ｄ，一個ｆ，後面跟數字99 「氵袞床單」時間更長，不要加錯了 同許多官僚子弟一樣，王允很早投身仕途。王允為人個性秉直，有股子牛脾氣，這就註定了他的仕途必然是坎坷不安。

史書上說他「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把當時一個叫趙津的宦官殺了，結果闖下大禍，趙津的兄弟惡人先告狀，結果「桓帝震怒」，王允倒是沒事，卻連累了他的上司——太守劉瓆，結果劉瓆被處死。王允為這位因自己而死的上司守孝三年才重返仕途。

如果是換了別人，有了這次「教訓」之後，想必會變得世故一些，但王允卻絲毫沒有改變自己的處世原則。當時郡里有個差缺，太守王球就召了一個叫路佛的人來補上，但這個路佛的品行名聲很差，王允覺得太守選人不當，於是「犯顏固爭」，結果激怒了這位太守，王允因為這事被太守下令收押，準備把他處死。幸好這事被刺史鄧盛獲悉，「聞而馳傳闢為別駕從事」，王允不但保住了性命，還升了官，「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

王允算得上是古代標準的知識分子，讀五經，習六藝，文武雙全。這麼優秀的青年才俊，一旦脫穎而出，自然頗受人賞識，於是「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黃巾起義後，王允被任命為豫州刺史。臨危受命的王允大破黃巾，「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戰功卓著。但這時又節外生枝，在繳獲的黃巾軍物品中，發現了官宦張讓的賓客與黃巾軍聯繫的信件。要知道張讓可是十常侍之一，權傾朝野，敢得罪他的人不多。碰上這種事，出頭的又是這位愣頭青——王允。王允的檢舉揭髮根本奈何不了張讓，卻為自己又招來麻煩，懷恨在心的張讓豈肯善罷甘休。

不久，王允就被羅織罪名下獄，性命堪憂。正巧碰上大赦，於是官復刺史原職。可萬萬沒想到的是，放出來沒幾天，他又被抓了進去。當時所有人都為他捏了把汗，連司徒楊賜都派人對他說：發生這些事，都是因為你得罪了張讓，如今生死難料，得要想個周全的辦法才行。甚至還有些人認為他已經是在劫難逃，為了使他免受酷刑而死，居然還專門送了毒藥給他，以供他自盡。結果王允的回答卻是：「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毒藥求死乎！」

史書記載王允「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嘆息。」。不論你說他不通世故也好，迂腐也罷，但你不能不承認，王允確實是條漢子。也許正是因為王允的血性，使得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聯名上疏，為他求情，結果死罪得免，活罪難逃。後經過多方營求，在第二年獲釋。經過這一番折騰，王允也知道宦官勢力之大，於是「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直到靈帝駕崩，才回到京師奔喪。這時大將軍何進正密謀掃除宦官集團勢力，於是讓王允參與策劃，王允的仕途重見曙光。於是「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後，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到了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89年），王允「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終於位至三公。

即使是在董卓專權時期，王允仍然是朝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董卓對王允還是很不錯的：「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憑藉自己的地位，王允保存了大量的宮廷的書籍資料和其它用具，面對董卓，王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在漢室處於風雨飄搖之際，曾經的那個愣頭青終於開了竅，沒再雞蛋碰石頭地蠻幹。

董卓把王允當成了自己的心腹，卻不料王允心裡其實一直在想方設法除掉董卓。董卓遷都長安之後不久，王允就提出讓「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的建議，名義上是征討袁術，而事實上卻是準備反戈一擊，發兵勤王，只是這個計劃因為董卓的疑惑而沒能實施。

到了獻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王允的機會終於到了。他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呂布的矛盾，成功離間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團，並把董卓推上了斷頭台。董卓被殺後，人心大快，士兵齊呼萬歲，百姓載歌載舞，一時間，王允的威望達到頂峰。

可惜的是，經過這場勝利以後，王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不但未能正確的判斷當時的局勢，反而又恢復了他不諳事故的愣頭青作風，結果犯下一系列的錯誤，導致功敗垂成。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得意忘形、樂極生悲吧。

說到王允的錯誤，其一是沒有很好的處理內部關係。王允掌權以後，捕殺了很多曾經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記了自己當年也是在董卓的關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學者蔡邕因為聽到董卓被殺而嘆息了幾句，也被王允下獄身死。王允自恃功高，「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團強烈不滿，「群下不甚附之」。對待在刺董期間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權的呂布，王允也是非常輕視，「以劍客遇之」，根本不把呂布當回事，氣得呂布「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如此一來，文臣武將都是離心離德，何以服眾？

他犯下的第二個錯誤是不懂得籠絡人心。面對董卓死後留下的大量財富，呂布就提出「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這個建議對於穩定長安的局勢有積極作用，但王允卻不予採納。

在如何對待涼州殘餘勢力的問題上毫無戰略眼光、書生氣十足，是王允犯下了第三個錯誤。原本剷除了董卓以後，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確的判斷形勢，赦免四人，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或許能得到寶貴的喘息機會。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天下，獨不赦此四人。」心裡只想著除惡務盡，逼得四人起兵造反。在這個問題上，王允還不如他一向看不起的呂布。

王允剛愎自用，又不講策略，而關東勢力對於長安政權的態度也是各不一樣，諸侯心懷鬼胎，王允對內、對外都得不到支持，長安原本趨於安定的局勢又變得複雜起來。終於，獻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圍攻長安，動蕩再次來臨。東漢王朝從此失去了最後一次翻盤的機會。

性格決定命運，王允的性格決定了他最後的不幸結局。他拒絕了呂布提出的撤出長安的建議，決心以死報國，結果被殺入長安的李、郭等人所害，時年五十六歲，王允的宗族老幼，盡被殺害，只有兩個侄兒逃出生天。在王允家族蒙受幾乎滅族之災的同時，長安，甚至整個華夏大地，也陷入到更大的社會動蕩和政局混亂之中，軍閥混亂的局面愈發不可收拾。「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不能不說王允也是負有一定責任的。雖有除亂臣於朝堂、緩危局於一時之壯舉，卻無挽狂瀾於傾倒、救百姓於水火之偉略。他剛烈的個性曾經讓人無比感慨，又令人無比嘆息。當硝煙散盡，塵埃落定之後，王允的一生，留給後人的只有無限感慨和嘆息。一個曾經輝煌的王朝因為他的致命失誤最終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