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最大的仇人是誰？此人為何最後得到了原諒？

蘇東坡胸中無事，無愁，亦無仇。他曾說：「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宋代賈似道《悅生隨抄》）。

宋神宗以後，朝廷關於變法的爭議從來未曾間斷過，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法漸漸演變成了黨爭。變法成了士大夫升遷的那根撬棍，皇帝支持變法，則變法派得勢，皇帝反對變法，則反對派得勢，許多人通過支持或反對變法而一步登天。王安石去朝，司馬光上台，司馬光去世，章惇上台，如此循環反覆，推動著北宋這艘大船漸漸駛向破敗與沒落。

東坡雖然反對一些變法主張，但對變法中利國利民的政策還是非常支持的。他與王安石政治主張不同，受到王安石的放逐，但當王安石下台後，他和王安石卻成為了最要好的朋友。他與司馬光政治主張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馬光上台，盡廢新法，他又上書指出個別新法不可廢。他以事實作為判斷變法對錯、長短、優劣的標準，而不是像別人一樣，在變法中通過站隊來謀求政治前途。

所以，他既不見容於變法一派，又不見諒於反對一派，變法派當政，他受排擠，反對派當政，他同樣受打擊，故一輩子顛沛流離，屢遭貶謫。不過，無論境遇怎樣，他始終豁達，樂觀，不記仇，對於曾經欲置他於死地的同僚，人家得勢時，不卑躬屈膝，人家失勢時，也不落井下石，且總記著人家的好。

東坡和章惇年齡相仿，年輕時曾是好友，終因改革的推進而失歡。紹聖元年（1094年），宋哲宗啟用章惇為宰相，鑒於自己曾經遭到反對派的攻擊、貶謫，章惇在復行新法的同時，還大肆對反對派進行報復。他不僅把已故宰相司馬光的牌坊拆了，把朝廷賜司馬光的碑文磨平了，還動員十幾歲的少皇帝下詔對司馬光掘墓鞭屍，其品格之卑劣，手段之殘忍，實屬罕見。

因為東坡曾經明確反對過變法，同樣被章惇劃歸反對序列，毫不手軟。於是，東坡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州市），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東坡習慣了貶謫的日子，無論怎樣惡劣的環境，他都優遊自樂，精神高蹈，比如開荒種地，手抄金剛經，鑽研烹飪等等。當然，還佳作不斷，詩如泉涌。在惠州，他曾作詩：「為報詩人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章惇見東坡貶謫的日子也這般滋潤，觸動了敏感的神經，馬上又將61歲的東坡再貶至茫茫海外的昌化（今海南昌江黎族自治縣），任瓊州別駕，真把人給做絕了。

世事難料，元符元年（1100年），宋哲宗早逝，宋朝第八代皇帝宋徽宗繼位，變法派又一次失勢，章惇被貶嶺南雷州（今廣東雷州市），也跌落至人生低谷。章淳的兒子章援在東坡任禮部主考官時中進士，算是東坡門生。章援去雷州半島探望貶居的父親時，想繞道拜見東坡，又擔心老師記父親的仇，忐忑之際，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東坡，表達歉意，希望老師能夠原諒自己的父親。

東坡回信說：「某與丞相（章惇）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至淡如水的話，沒有怨憤，沒有仇恨。東坡認為與章惇「四十年交情固無增損」，他甚至還記得當年章惇對自己諍友般的規勸。不忘人家的好，這就是東坡的做人原則。

宋代孫宗鑒的《東皋雜錄》記載過一樁趣事。元祐初年（1086年），「垂簾聽政」的高太后，起用東坡為翰林學士、知制誥，東坡顯赫一時。碰巧，有一個曾經在「烏台詩案」中，對他進行過殘酷折磨的獄官也在朝，每次見到東坡都支支吾吾，滿臉慚色。

東坡對此等人，一貫不放心上，但對方每次都閃爍其辭，頗有悔過之意，東坡便給他講了一個笑話：有條蛇咬死了人，被閻王追捕，按律當死，蛇申訴說：「我雖然有罪，但我有『黃』，能治病，可以贖罪。」閻王赦免了蛇。不久，小鬼牽一頭牛至，說它頂死了人，當死。牛辯解說：「我有『黃』，能活數人。」閻王又赦免了牛。後來，獄吏引一人至，說他殺了人，當償命。此人學起了蛇和牛，申訴說自己也有「黃」，要求活命。閻王聽後大怒說：「蛇黃、牛黃入葯，天下共知，你是人，何『黃』之有？」此人不好意思地回答說：「我無別『黃』，但有些慚『惶』而已。」獄官聽後，臉紅地笑了起來。東坡不計前嫌，一段笑談，原諒了自己的仇人。

東坡仕途坎坷，倍受打擊，但總能雍容大度，一笑泯恩仇。正如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所說：「蘇東坡過得快樂，無所畏懼，像一陣清風度過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