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命，這家人在荒蕪的西伯利亞偷偷生活了40年

編者註：西伯利亞是俄羅斯最冷的地區之一，這片荒蕪的苦寒之地歷來少有人煙。但是1978年，在一次對西伯利亞荒野下豐富資源的探索行動中，前蘇聯的地質學家們發現了一個與世隔絕40年的逃難家庭，他們甚至不知道發生了二戰。

作者|Mike Dash 譯者|湛湛

阿巴坎地區的西伯利亞針葉林。雷科夫家六口人隱居這片遙遠的荒野40多年，完全與外界沒有聯繫，離最近的居民區也有150英里。/Wikicommons

西伯利亞的夏季並不長久。到了五月，這裡的大雪還沒停歇，而九月一到，凜冽的天氣便再次襲來，將針葉林凍成了靜物。松樹和樺樹枝蔓交疊，沒有盡頭，冬眠的熊和飢餓的狼散布在無邊無際的森林中。這裡山崖陡峭，白色的激流奔涌著穿過山谷，成千上萬的沼澤結滿了寒冰，一切蕭瑟冷寂得可怕。這是地球上最後也是最大的一片荒野，北起俄羅斯北極地區的頂端，南至蒙古，西起烏拉爾山，東達太平洋，總面積達五百萬平方英里。除了幾個市鎮之外，其餘地區只有幾千人口。

然而，天氣一轉暖，針葉林生長茂盛起來，短暫的幾個月景色便看起來十分怡人。只有到這時，人們才能從空中看清這個被隱匿的世界。針葉林會遮擋所有探險者的身影，所以這景色在林中自然是看不到的。俄羅斯的石油和礦產資源大部分產自西伯利亞。這些年來，石油勘探者和測量員們已經蜂擁至西伯利亞邊遠蠻荒之地，在那裡安營紮寨，攫取財富。

卡爾普·雷科夫和他的女兒阿加菲亞，穿著蘇聯地質學家們發現他們家庭不久後所捐贈的衣物。

1978年夏天，在這片森林遙遠的南部地區，一架直升機掠過距蒙古邊境百來英里處的林木線，給飛機上的一群地質學者找尋安全的著陸區。飛機駛入阿巴坎地區一條無名支流流經的林木繁密的山谷中，翻滾的水流咆哮而過，險象叢生。山谷很狹窄，有些地方的山谷兩側幾乎垂直，遍地緊密的松樹和樺樹在飛機葉輪導致的下沉氣流中搖晃著，根本沒有地方能讓飛機著陸。飛行員透過仔擋風玻凝視著尋找降落點時，有了意外的發現。在6000英尺的山腰處有一塊空地，嵌在松樹和落葉松之間，似乎刻著細長黝黑的田壟。機組人員很是疑惑，在那附近飛過好幾次，才不得不得出結論，這是人類居住的跡象。從空地的尺寸及形狀來看，這是一座花園，而且有了些年頭。

此次發現令人震驚。這座山周圍鮮有足跡，離最近的人家少說也有150英里。根據蘇聯官方記錄，這裡無人居住。

雷科夫家居住的小木屋由他們手工搭建，僅有一面透光的「背包口袋大小」的窗戶，和一個煙熏霧繚的可燒木材取暖的爐子。

來此勘察鐵礦石的四名科學家得知飛行員的所見，既疑惑不解，又隱隱有些擔憂。作家瓦西里·佩斯科夫這樣寫道：「（在這片森林中）遇到野生動物都要比遇到個陌生人安全幾分。」科學家們沒有回10英里外的臨時基地乾等，而是決定去探一探情況。在地質學家加林娜·皮斯門斯卡婭的帶領下，他們「選了個好天氣，在背包中塞上給未來朋友的禮物」。但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她回憶道，「我的確檢查了腰間別的手槍」。

這群造訪者爬上山，朝著飛行員發現的地點行進。他們開始看到人類活動的痕迹：崎嶇的小道，木棒，小溪上橫跨著的一根圓木，再過去便是一間小棚，堆了不少樺樹皮容器，裡面裝的土豆已切碎晒乾。這時，皮斯門斯卡婭說，

小溪邊上有一處住宅。由於年代久遠，加上雨水沖刷，小屋周邊堆滿了樺樹的廢棄物，像樹皮啊，木條，木板之類的。要不是有一扇和我背包口袋大小一般的窗戶，我很難相信有人住在那兒的。但他們確實住在那裡，毋庸置疑……正如我們預見的那樣，他們發現了我們的到來。

矮門吱呀一聲，像童話故事一樣，一位老年人的身影出現在日光下。他光著腳，鬍子拉碴，頭髮凌亂，身上的粗麻布襯衣補了又補，褲子也是粗麻布做的，布滿了補丁。他看起來有點害怕，又很留意我們的樣子……我們得說點什麼才好，於是我開口了：「你好啊，老爺爺！我們是來拜訪您的！」

老人沒有立馬回應……終於，我們聽到一個柔和但不太確定的聲音說：「嗯，既然你們遠道而來，就進來吧。」

地質學家們一進屋，彷彿看到了中世紀的情形。這間屋子不知由些什麼隨手可得的材料簡單搭建而成，沒比洞穴強多少，「像是個又低又矮，被煤煙熏得發黑的狗窩，還冷得像地窖一樣」，地上滿是土豆皮和松果殼。來訪者們在昏暗的光線下環顧四周，發現這屋子只有一間房，裡頭擁擠不堪，霉味熏天，難以描述的臟，被鬆動的托梁支撐著。更讓人吃驚的是，這是5口人的家：

抽泣聲和哀嘆聲突然打破了沉靜。這時我們才注意到兩個女人的輪廓，一個正歇斯底里地祈禱著：「這是因為我們有罪啊，有罪。」另一個則躲在柱子背後……緩緩滑到地上。光線透過小窗，照著她大寬而恐懼的雙眼，我們意識到我們得趕緊出去才行。

阿加菲婭·雷科夫（左）和她的姐姐娜塔莉亞。

皮斯門斯卡婭帶著科學家們迅速撤出小屋，退到幾碼遠的地方，取出些食物開吃。大概半個小時後，小屋的門吱呀一聲開了，老人和他兩個女兒出現在門口，她們不再歇斯底里，但明顯還有些害怕，並「顯然很好奇」。這三個奇怪的人小心翼翼靠近來訪者，在他們邊上坐下來，但拒絕了所有給他們的果醬、茶和麵包，還喃喃道：「我們不能接受！」當皮斯門斯卡婭問：「你吃過麵包嗎？」老人回答：「我吃過，她們沒吃過，也沒見過麵包。」他至少還能與人交流，兩個女兒因生來就與人世隔絕，所用語言變得扭曲難懂。「兩姐妹說話時，聽起來就像是緩慢、模糊的咕噥聲。」

幾次走訪以後，這家人的故事逐漸浮現在人們眼前。老人名叫卡爾普·雷科夫，是一位舊禮儀派信徒，即原教旨主義東正教宗派，其禮拜形式自17世紀以來一直保持不變。舊禮儀派們自彼得大帝時期開始就慘遭迫害，雷科夫談起這些事，彷彿就發生昨天一樣。對他來說，彼得是他的仇人，「是披著人皮的反基督徒」。沙皇強制基督徒剃鬚來實現俄羅斯的現代化，就已經充分證明了他堅稱的這一點。他這仇恨經久不減，現在仍舊覺得不平。卡爾普又埋怨道，1900年左右，一位商人拒絕向舊禮儀派提供26普特的土豆贈品。

信奉無神論的布爾什維克當政後，雷科夫一家處境更加艱難。孤立無援的舊禮儀派團體為躲避迫害逃到了西伯利亞，而在蘇聯時代，他們開始撤退到離文明更遠的地區。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中，基督教本身都受到了攻擊。一支共產黨巡邏隊在他們村郊射殺了雷科夫的兄弟，當時雷科夫正好跪在他一旁做工。於是，他帶著家人逃進了森林中。

18世紀早期，彼得大帝試圖在俄國實現現代化，並把焦點放在了一場剃鬚的運動上。人們需為面部的毛髮繳稅，未付者會被強制剃除鬍鬚。這對卡爾普·雷科夫及其他舊禮儀派來說無異於是詛咒。

那是1936年，雷科夫家還只有四口人：卡爾普，他的妻子阿庫林娜，9歲的兒子薩文，和只有2歲的女兒納塔利婭。他們帶著財產和種子，撤到針葉林更深處，自己建造些簡陋的住所，最終發現了這個荒無人煙的場所。在森林裡又有兩個小孩出生了——迪米特里生於1940年，阿加菲亞生於1942年——雷科夫家最小的這兩個孩子從未見過除自己家人以外的任何人。阿加菲亞和迪米特里對於外面世界的認知，全部來源於父母講述的故事。俄羅斯記者瓦西里·佩斯科夫寫道，這家人主要的娛樂活動「就是每個人複述自己所做的夢」。

雷科夫家的孩子們知道了在名叫城市的地方有高樓大廈，人們擠在裡面生活，也聽說除了俄羅斯以外還有其他國家存在。但這些對他們而言無異於抽象的概念。他們唯一的讀物是祈禱用的書籍和一本古老的家庭聖經。阿庫麗娜把福音書當成教孩子們讀寫的教材，削尖的樺樹棍蘸著金銀花漿充當筆墨。他們拿了張馬的圖片給阿加菲亞看，由於母親講的聖經故事提到過，她便認了出來，興奮地大喊：「快看，爸爸，一匹戰馬！」

理解雷科夫家有多與世隔絕可能很難，但不難看出的是，他們生活中遭受的苦難一直沒有減輕。就算在阿巴坎地區一直搭船前進，要徒步到雷科夫家的住處也非常艱難。自稱是雷科夫家族年代史主編的佩斯科夫寫道，第一次去拜訪他們家的時候，「跋涉了整整250公里，一個人影都沒有！」

因為與世隔絕，在荒野中存活幾乎是不可能的。用盡了隨身帶進針葉林的物品以後，雷科夫一家只能自食其力。沒有鞋，他們就用樺樹皮做套鞋；衣服補到不能繼續穿了，就用種子長出來的粗麻布裹身。

難以置信的是，雷科夫家竟然還帶了一個粗製的紡車和一台織布機的零件。帶著這些走向林子深處的道路必定漫長而艱難。但是，他們還沒有製造金屬替代品的技術。兩個水壺用了幾年後就生鏽到不能再用，他們可用的替代品也只有樺樹皮，但樺樹皮製品不能在火里燒，做飯變得很困難。雷科夫一家被外界發現的時候，他們的主食也只是混著碾碎黑麥和大麻籽的土豆餡餅。

佩斯科夫解釋道，在某種程度上，針葉林里的資源非常豐富：「住處旁邊的溪水清冽，落葉松、雲杉、松樹和樺樹可以隨取隨用……越橘和覆盆子伸手可得，還有生火用的木材，直接掉落屋頂的松果。」

但是雷科夫一家一直生活在飢餓邊緣。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迪米特里成年時，他們為了吃肉用皮才頭一次狩獵動物。沒有獵槍，連弓箭都沒有，他們只能挖陷阱捕捉，或在山間追趕獵物，直到獵物筋疲力盡倒地不起。迪米特里鍛鍊出了驚人的忍耐力，在冬季也能光著腳去打獵，有時一去就是好幾天，睡在戶外零下四十度的冷霜里，回來時肩上還扛著一頭小麋鹿。不過，無肉可吃才是常態，他們的食物越來越單一，野生動物還毀掉了他們種的胡蘿蔔。阿加菲亞回憶說，20世紀50年代末是「飢餓的年代」，「我們只得吃花楸漿果的葉子」，

樹根，草，蘑菇，馬鈴薯莖葉和樹皮。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挨餓，每年我們都會圍在一起商量，到底是要吃光所有的東西，還是要留點做種子。

在這種環境下，饑荒的危險始終存在。1961年六月竟然下起了雪，黑霜凍死了園子里種的所有東西，第二年春天全家人只能靠吃鞋子和樹皮充饑。阿庫麗娜為了讓孩子吃到東西，自己被餓死了。一樣他們視作奇蹟的事情拯救了這個家裡的其他人：一顆黑麥種子在豌豆地里發了芽。雷科夫一家在種子周圍立起護欄，不分晝夜精心守護，驅趕老鼠和松鼠。收割的時候，這棵獨苗結了18顆穀粒，於是他們又艱難地種上了黑麥莊稼。

西伯利亞夏季，迪米特里（左）和薩文。

隨著蘇聯地質學家逐漸了解雷科夫家庭時，他們意識到自己低估了這家人的能力和智慧。每位家庭成員都個性鮮明。老卡爾普時常為科學家們從營地裡帶來的最新事物而高興不已，儘管他執拗的不相信人類已登上月球，還是很快就接受了衛星的概念。早在20世紀50年代，雷科夫一家就發現了「星星快速穿過了天空」，卡爾普自己想出了一個理論來解釋這個現象：「人們定是發明了什麼，正在發送很像星星的火光。」

「最讓他吃驚的，」佩斯科夫記錄道，「是一個透明的玻璃紙包裹」。「天哪，他們都發明了什麼啊——那是玻璃沒錯，竟然可以皺起來！」儘管已經80多歲，卡爾普仍嚴格保持著自己家庭領袖的地位，他的大兒子薩文則把自己塑造成了家庭宗教事務上不可撼動的權威。「他信仰堅定，人卻很嚴苛，」卡爾普如是評價他。卡爾普似乎擔心自己死後，如果薩文掌權，家庭境遇如何。大兒子要掌權，娜塔莉亞自然是不會阻攔，她一直在努力代替母親成為家裡的廚師、裁縫和保姆。

另一方面，兩個年幼些的子女更平易近人，更能接受變化和革新。「阿加菲亞身上盲從的烙印並不十分深刻，」佩斯科夫說道。他逐漸意識到，雷科夫家中這個年紀最小的孩子很有反諷意識，能拿自己開玩笑。阿加菲亞說起話來不大尋常，她聲音有點單調，會把單個的詞拖成多音節詞，這讓一些拜訪者以為她智力低下。實際上她很聰明，這個家裡沒有日曆，記錄時間的艱巨任務就全由她負責。深秋的時候徒手挖地窖，太陽下山後也還繼續工作，這對她而言也不是難事。佩斯科夫吃驚地問她夜裡獨自一人呆在荒野會不會害怕，她回道：「那兒有什麼能出來傷害我呢？」

一張俄羅斯的新聞攝影，卡爾普·雷科夫（左二），迪米特里和阿加菲亞，陪同著的是一位蘇聯地質學家。

然而，在雷科夫家族中，地質學家們最喜歡的是迪米特里，他簡直是個完美的戶外勞作者，知曉針葉林的所有情緒。他是家族成員中最有好奇心，也可能是最有遠見的人。是他打造了家裡的火爐和所有儲存食物的樺樹皮桶，也是他花了好幾天時間手工砍削和刨刨平家人伐倒的圓木。說他最痴迷於科學家們的技術，可能也不足為怪。雙方關係不斷深入，雷科夫一家終於被說服了，來參觀下游的蘇聯營地。迪米特里興高采烈地待在營地一個小小的鋸木機旁，幾個小時里，他一直驚嘆於這圓形的鋸齒和車床能如此輕易地切割樹木。「不難理解」，佩斯科夫寫道，「迪米特里要花一兩天才能刨平的圓木，就這麼在他眼前變成了美麗、平整的木板。迪米特里用手掌撫摸著平板，說道：『真好！』」。

卡爾普·雷科夫想遠離這些現代化的東西，與自己爭鬥了許久卻以失敗告終。最初與地質學家們相識時，這一家人只接受一樣禮物：鹽。（卡爾普說，四十年不吃鹽，「真是折磨。」）然而，他們漸漸地開始收取更多禮物。他們接受了地質學家中一位特殊朋友的幫助，這位名叫葉羅費·薩多夫的鑽工花了大部分的空閑時間幫他們種植和收割莊稼。他們接受了小刀、叉子、把手、穀物，甚至最終還接受了鋼筆、紙和手電筒。這些革新中大部分只被他們勉強接受，但是他們在地質學家們營地所見識的電視「罪惡」，

他們簡直無法抵擋……在少有的幾次參觀中，他們每次都會坐下來觀看。卡爾普徑端坐在電視機正前方，阿加菲亞從門後探出頭一看，就會立刻祈禱試圖消弭自己的罪過——她輕聲細語，在身上畫十字架……老人看了電視後也會勤勉而徹底地祈禱。

1980年，一架蘇聯偵察機上看到的雷科夫家的田園。

也許雷科夫家族奇怪的故事中最悲傷的一面，是他們與外部世界重建聯繫以後，家庭就迅速衰落了。1981年秋，四個子女中有三人，幾天之內相繼追隨母親而去。據佩斯科夫所述，本以為他們是因為染上沒有免疫力的疾病而死，但卻不是如此。薩文和娜塔莉亞都有腎衰竭，極有可能是他們飲食粗劣的結果。迪米特里則死於肺炎，這可能從他的新朋友那兒感染得來。

他的逝去震驚了地質學家們。他們曾拚命想救他。他們提議呼叫直升機把他轉移到醫院去。但迪米特里在瀕危之際也不願拋棄自己的家人和奉行一生的信仰。「我們不能那樣做，」他死前還小聲說道。「人都是活在上帝的恩賜里。」

雷科夫家族的墓地。六口之家如今只有阿加菲亞活著，獨自一人居住在針葉林中。

雷科夫家三位逝者被安葬後，地質學家們試圖說服卡爾普和阿加菲亞離開森林，回去和那些在大清洗時代存活下來的親戚們一起生活，他們仍住在舊時的村子裡。但他們兩人都不聽。他們重建了小屋，離原來的房子靠得很近。

1988年2月16日，在妻子阿庫麗娜逝去已有27年後，卡爾普·雷科夫在睡夢中離世。在地質學家們的幫助下，阿加菲亞將父親埋在山腰，然後掉頭回到了自己的家。上帝恩賜在那，她就留在那，她說——她也確實留在了那裡。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已經70多歲的阿加菲亞，這個針葉林的孩子，仍在阿巴坎河流域的高山上獨自生活。

她不會離開。但是，我們必須離開她。她父親葬禮的那一天，葉羅費看到的是這一幕：

我回頭朝阿加菲亞揮了揮手。她如雕像般站在河岸。她沒哭。她點頭道：『走吧，走吧。』我們又走了一公里，我回頭看，她還站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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