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晚年談「不抵抗政策」

張學良晚年回顧往事，常予人一種「反覆無常」之感

「九一八」事變，影響中國近代史進程甚巨。東北軍之「不抵抗」乃是事實，然80餘年來，針對「不抵抗命令」從何而來，卻眾口紛紜，莫衷一是。即便是張學良本人，晚年之言辭，亦予人「反覆無常」之感。如1990年，張接受日本NHK採訪時，曾明言：「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稍後，張又對媒體說道：「九一八事變，我輕信了老蔣，成了萬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詳細]

張的這種「反覆無常」，實際上反映的是「不抵抗」一節的錯綜複雜。按：日本外務省及關東廳情報檔案中，收有蔣介石7月12日致張學良之密電，內有「此非對日作戰之時」之語；還收有同期張學良致榮臻密電，內稱：「此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本將要求割地賠款，東北萬劫不復，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相周旋。」換言之，事變之前，南京及張學良方面，已意識到關東軍可能在東北生事；關東軍方面，亦已偵測到中方應付其生事的退讓立場。…[詳細]

關於「不抵抗政策」，最接近事變的指示，是9月6日張學良致電東北軍方及東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健。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注意為要。」…[詳細]

不難看出，「不抵抗」實際上是事變前南京與張學良方面的「共識」。該「共識」之基礎，乃是認為日本政府有能力控制日本軍方，使衝突不致擴大。故而，事變前夕，宋子文已與重光葵商定，將於9月20日同赴東北，對中日懸案做通盤商討。此前之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也已打開僵局，結案似已指日可待。…[詳細]

如南京之所料，日本外務省確曾阻撓過事變。在獲悉「關東少壯軍官圖迫中國軍隊使其衝突」之密報後，外相幣原喜重郎曾電訓駐奉天總領事，命其取締企圖尋事之浪人，時為9月5日。電報稱：「近來關東軍坂垣大佐，在貴處儲備相當豐厚之資金，策動國粹會浪人，製造中日事變。聞將……在九月中旬作具體之行動。希對浪人，切實取締。」但這種阻撓未能發生實際效果，南京顯然錯估了日本政府對軍方的約束能力。…[詳細]

晚年張學良夫婦，攝於1991年

這種「反覆無常」，恰是對「不抵抗政策」之歷史的完整反映

及至事變爆發，國民政府展開外交運作，對東北局勢仍有挽救餘地。「特種外交委員會」（專為解決事變而設）之最機密報告，對形勢判斷非常準確：「日本之軍事政策，必定要達到完全佔領東三省之目的，其外交當局……已逐漸追隨軍部行動。」「國聯……此次決不對日作戰，因此不能採取任何有力之制裁。」至於中方對策，雖「決不先對日本宣戰」，但「軍事犧牲，亦所不恤」，尤其是「對於錦州方面，如日本來攻，只有儘力抵抗，以樹立政府在人民間之信仰……俾中國不至瓦解而亡。」…[詳細]

換言之，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之「不抵抗政策」，實以錦州為最後底線。蔣介石亦曾多次致電張學良，望其務必堅守錦州。但張最終仍以「要玉碎不要瓦碎」為由，不放一槍一彈棄守錦州。張之所以如此，軍閥心態，固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國民政府之分裂、內鬥愈演愈烈，且嚴重波及張，亦是其心懷疑懼不願抵抗的根源。…[詳細]

事變發生前，寧（蔣介石）、粵（胡漢民）分裂，武力相向。粵方甚至曾三次派密使赴東京會見外相幣原，謀以承認日本在中國東北之「既得權益」，作為購買日本武器的交換條件。事變發生後，蔣號召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欲謀統一，然粵方誌在倒蔣去張，並無共赴國難之念，如其「外交部長」陳友仁對日方所言：「日本除蔣去張之主張，與粵府毫無二致」，且謂倒蔣成功後，粵府可按「大亞洲主義」與日本謀妥協。…[詳細]

故而，當錦州告急之日，恰是粵方激烈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之時。蔣乃張學良之政治靠山，蔣下野，勢必牽動錦州戰局，粵方絕非不知，然胡漢民恨蔣已深，堅持蔣下野乃和解統一的不可妥協條件，蔣遂於1931年12月15日通電辭去本兼各職，南京政府隨之陷入運作真空；1932年1月3日，日軍兵不血刃佔領錦州。錦州既失，東北局勢遂無可挽救。此後，張學良審時度勢，轉與胡漢民愈走愈近，卻亦屢遭胡之算計。…[詳細]

綜上，即不難理解，張學良晚年對「不抵抗政策」的講述，何以呈現出一種「反覆無常」——所謂「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乃是事實；「九一八事變，我輕信了老蔣，成了萬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亦非無因，南京方面確實高估了日本政府對軍方的制約能力；而張對唐德剛稱：放棄錦州，與蔣無關，「那個時候，蔣公根本就不負責任，他不負這責任，我也根本沒有向他請示的必要」，也是事實。今人重新審視「不抵抗」，須深切體察當日內政之蕪雜，而不能僅將目光聚焦於蔣、張二人。…[詳細]

1920年代，蔣介石(左一)與胡漢民(左三)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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