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後 走向沒落的國民黨軍統

1946年3月，戴笠意外身亡，由鄭介民接任軍統局長，毛人鳳為副局長。與此同時，在各方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軍統局加速走向改組。

6月15日，蔣介石就改組事宜指示鄭介民「該局撤銷後，可以情報廳保密局名義組織核心機構，該核心機構今後之中心工作為對共產黨之情報與鬥爭」。

從蔣的指示中不難看出，所謂的軍統局「撤銷」並不是真正取消，而是改頭換面成「保密局」，繼續為國民黨政府從事特務活動，「撤銷」兩字只不過是為了應付外界壓力而玩弄的文字遊戲。

9月20日，軍統局連續三天在《中央日報》等各大報紙頭版刊登醒目啟事，略謂「本局業已奉令撤銷，今後如有不法之徒，假借本局名義，在外招搖撞騙、敲詐勒索情事發生，應請當地軍憲警機關隨時查扣法辦」云云，對於報端出現的「奉令撤銷」一詞，連一些軍統大佬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軍統局東北辦事處主任文強在天津《大公報》上看到這則廣告後，急電本部詢問「究屬改組抑系撤銷？」他說此前局本部行文都用「改組」一詞，不曾提到「撤銷」。局本部回復他「保持今後工作秘密」，對內稱「改組」，對外稱「隨軍委會撤銷。」

關於這一點，中共方面倒是看得很清楚，《新華日報》於9月25日指出，軍統局所謂「撤銷」，只是將所屬特務分送各機關，使之合法化的煙幕彈而已。

1

被迫改組，編製大幅縮減

軍統局正式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後，仍以鄭介民為局長，毛人鳳為副局長。至1947年12月，鄭介民調任國防部次長，由毛人鳳升任局長，徐志道為副局長。和軍統局相比，保密局人員大幅縮減，其核定編製僅有6021人。

保密局的內勤組織沿用軍統局的處、科、股三級體制，但變動較小，設局長辦公室和七個處。外勤組織也沿用軍統局時期的區、站、組體制，而以中共「活動地區為布置之重點」。

保密局時期控制的公開單位無論在數量上還是程度上都不如軍統局時期。戴笠在世時，凡是軍統局掌握的公開單位，幾乎全由軍統局統一安排人事，主管人員不能擅自任用私人。

戴笠死後，情況馬上變了，一些公開單位負責人對局本部命令陽奉陰違，出缺不上報而自己找人，對派去的人不是說沒有缺額安插，便是推說資歷不合而拒絕任用。

如國防部二廳由保密局長鄭介民兼任廳長，但副廳長侯騰與軍統素無淵源。鄭介民升任國防部次長後，由侯騰繼任廳長，乃在二廳大力排斥保密局人員，將各地軍政長官公署和綏署二處處長大都更換為其陸大同學。為此，毛人鳳曾向部下發牢騷說：「鄭先生怎樣搞的，在第二廳用一個侯滕，將我們的同志都排斥了，鄭先生簡直把戴先生的事業都敗光了！」

再如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由軍統元老唐縱擔任，但唐縱主張「公秘分家」，不願讓警察總署成為保密局的外圍組織，也不在總署內積極安插保密局人員。毛人鳳為此曾埋怨：「唐先生只會向家裡（保密局）要東西，要去了馬台街的房子，要去了不少的汽車，要去了中美所的刑事實驗室全部器材，就是不肯要人！」

毛人鳳對鄭、唐兩大元老的怨言暴露了一個尷尬的現實：當強人戴笠去世後，再也沒有一個掌控全局的領導人物，能夠全盤繼承「戴老闆」的龐大事業。

2

竭力反共，難挽失敗狂瀾

保密局成立後，原先由軍統局負責的軍事情報、國際情報、電訊監察等業務全部移交國防部二廳、內政部警察總署等公開單位接辦，保密局的工作緊縮成專門從事反共特務活動。

保密局成立之初，蔣介石曾對該局處長一級人員訓話，要求大家繼承戴笠遺志，在鄭介民和毛人鳳領導下，「再接再厲地發揚過去的成績，保持過去的榮譽」，並說明「今後的主要敵人是共產黨，這比過去同日本人與漢奸做鬥爭要困難得多」。在之後的三年內戰中，保密局秉持蔣介石的意旨，竭力反共，先後破獲了北平地下電台以及中共重慶市委等重大案件。

1948年，隨著國民黨軍隊敗績頻傳，保密局不得不承認，已經到了「必須把握現實，積極作應變之準備」的時候。所謂應變準備：首先「每一地區均力求於共匪未到之先，加強工作，協助軍事當局，維持至最後階段」；其次，「預建潛伏組織，以便於該地陷匪後，接替工作」；最後，為「加速共匪之崩潰，策應國軍之反攻，在敵後組織游擊武力，建立游擊基地」。

然而，還沒等保密局準備就緒，戰場形勢已經發生劇變。自9月濟南解放至1949年1月三大戰役結束，保密局在長春、瀋陽、熱河、太原、濟南、青島、北平、保定、唐山、徐州各站全因情勢突變而撤銷，至於察哈爾、天津等地雖然保留了一些潛伏組織，但「因戰局變化太急，以致多數工作幹部及電台未及撤出，對潛伏工作殊多影響」。

1949年1月淮海戰役結束後，國民黨敗局已定，蔣介石被迫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李宗仁上台後，立即與中共展開和談，希望由此達成其「劃江而治」的目的，於是聲稱停止特務活動，將保密局縮編成一個從局長到司機一共才75人的小單位，編余人員一律遣散。保密局迫於形勢，乃一分為二，編製內的幾十人由副局長徐志道率領留在南京，組成一個空架子應付李宗仁；其餘絕大部分人員則由局長毛人鳳率領，在上海建立指揮中心，轉入地下活動。

4月20日，和談破裂，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此後，隨著解放軍順利進軍，保密局南京、上海、蘇南、蘇北、浙江、安徽等站紛紛瓦解。安徽站向贛東撤退時，與解放軍遭遇，全部覆沒；浙江站向閩北撤退時，也被解放軍消滅。此時保密局作為特務機關，竟然無法掌握解放軍的基本動向，以致各地組織和國民黨軍隊一樣，被解放軍打得措手不及。

自5月至10月，武漢、西安、廣州等地相繼解放，保密局西北區及蘭州、西安、新疆、湖北、廣州各站均撤銷，湖南站長黃康永起義，北方區及綏遠、寧夏、青海各站失聯，陝北站被解放軍殲滅。自11月至1950年4月，貴陽、桂林、重慶、成都、西昌等地相繼解放，保密局西南特區及成都、拉薩等站均撤銷，貴州站失聯，雲南站長沈醉在昆明宣布起義。

對於保密局來說，「最大損失為昆明叛變」，不僅雲南站人員或起義或被俘，且由昆明轉機準備逃往台灣的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副區長周養浩、經理處長郭旭、總務處長成希超四名少將以及隨行大小特務也都一網成擒。

在保密局各地組織崩潰前夕，毛人鳳遵照蔣介石的指示，在上海、重慶等地大批處決在押的共產黨員和楊虎城、黃顯聲等反蔣將領，同時逮捕或暗殺有「投共嫌疑」的國民黨人士，如何思源、周偉龍、劉人爵、楊傑等，並對兵工廠、發電廠等可能「資敵」的設施進行破壞，但是這一系列活動，除了給人留下「濫殺泄憤」的印象以外，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3

迭破巨案，在台重起爐灶

大陸潰敗期間，檯面上的「徐記保密局」先於1949年2月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10月再遷重慶，至11月被「國防部」裁員，只剩下「局長」「處長」幾個光桿司令。不久，又隨國民黨當局遷成都，至12月成都解放，遂告覆滅。至於毛人鳳的「地下保密局」，除在大陸布置一些潛伏組織和游擊武力外，其餘兩三千人則輾轉撤至台灣，設局本部於台北芝山岩，在無薪可領的情況下繼續從事特務活動。

當時國民黨當局遷台不久，風雨飄搖，人心惶惶，而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經過數年的秘密發展，已經在全台各縣市建立了組織，隨時準備迎接台灣解放。1949年8月，台灣省工委辦的《光明報》在台北廣為散發，後來就連蔣介石的住處都發現了這份報紙，由此震動了最高當局，蔣介石急召毛人鳳，令其抓緊破案。

此時保密局在台灣幾乎毫無根基，連大印都是臨時刻的，其他工作條件可想而知。

毛人鳳平日陰沉冷靜，這次領受任務卻是滿頭冒汗。但誠如保密局內部人士的評價，毛人鳳「可算得上是《三國演義》里的劉備、《水滸傳》里的宋江一流，自己的本領確實不大，但下面用的幾個人卻非等閑之輩」。這次幫了毛人鳳大忙的是二處處長葉翔之。

葉翔之分析了三點：「一、這份報紙應該是在台北辦的，因為頭一天發生的事，這上面第二天就有評論，若在別地編印，做不到這一點；二、編印地點應該隱藏在學校里，一般民宅不易掩護，這個需要相當人力、工具、場地處理的東西；三、最可能隱藏在中學裡，台北有台灣大學和師範大學，但裡面保安司令部的人多得很，有這個東西老早就發現了，而中學數目多，場地也夠大。」

按照葉翔之的分析，保密局向台北各個中學派出便衣監視組，秘密監控各校活動。結果不到一個星期，某中學舉行期中考試，保密局的監視人員發現試題的字體和《光明報》很像，當即抓捕負責印製試題的人，由此順藤摸瓜，竟陸續破獲了中共台灣省工委「成功中學支部」「基隆中學總支部」「基隆市工作委員會」乃至直屬省工委的武工、情報、財務等部，陸續抓捕了基隆市工委書記鍾浩東、高雄市工委委員朱子慧、中共台灣省工委副書記陳澤民等高級幹部。

自陳澤民被捕後，保密局根據既有線索加以整理，針對中共分布情況，重新釐定破案計劃，最終在1950年4月27日黎明，將化名「老鄭」的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捕獲於阿里山。蔡孝乾被捕後，不堪刑訊之苦，出賣了台灣省工委整個組織，保密局根據其供述，捕獲各級黨員幹部619人、群眾96人，破獲各級組織135個。

此外，省工委二號人物陳澤民也變節吐實，供出中共在台灣最重要的兩名卧底——「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和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二人旋遭保密局逮捕殺害。

就在「保密局」破壞中共台灣省工委前後，蔣介石復行視事，在其反共復國的政策下，真假「保密局」終於合二為一，重行編組，仍以毛人鳳為局長，潘其武為局長辦公室主任，日漸崛起的「明日之星」葉翔之為副主任，併兼任第二處（偵防行動）處長。

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為垂死的台灣當局注入了一劑強心針。與此同時，「保密局」正式恢復編製，歷經大陸潰敗之後，終於又在台灣重起爐灶。

4

終究翻不起大風浪

「保密局」在台灣站穩腳跟後，立刻開始「肅清匪諜，鞏固反共基地」，並「深入敵後，摧毀匪偽政權」。1950年一年內，「保密局」為刺殺「匪首匪幹」「政府投匪人員」和「蘇俄顧問技術人員」，並破壞大陸軍火倉庫、工廠，先後成立兩個海上行動隊，每隊100多人，分別在蘇粵沿海、蘇浙沿海游弋；並派2名特派員、5名直屬員，建立了7個特別組、5個行動組，潛回大陸從事活動。

這些活動雖然一度對新中國造成威脅，但往往很快就被消滅。如1950年1月，「保密局」密派朱山猿成立上海特別組，朱山猿在抗戰期間參加軍統，飄忽滬上，曾參與刺殺偽外交部部長陳籙，出入陷區，履險如夷，日偽驚嘆其為「古之義士」，然而這次潛回上海，僅僅數月，即被捕獲處決。

和朱山猿同時潛回大陸的劉全德也是「保密局」的老資格殺手，曾在抗戰期間隻身潛伏敵巢，擊斃大漢奸李開峰，這次回到大陸建立滬濱特別組，同樣不到一年時間，即被大陸方面破獲消滅。

1951年後，「保密局」不得不承認，「由於共匪控制嚴密，致我大陸情報組織之建立，至為困難」，故「原則上已放棄過去外勤區、站、組之組織體制，而改為單線派遣」。

至1952年底，歷年派遣者及原在大陸潛伏，「聯絡確實，經常產生工作效果之情報單位」僅有47個，「單線流動情報員」僅有62名，面對廣闊的大陸，這些特務造成的影響微乎其微。

1950年6月，台灣，軍事法庭欄杆前的中共地下黨員（從右至左）：原國民黨東南行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科長聶曦、原「國防部」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低頭寫字者）、中共華東局特派員朱諶之、原「國防部」次長吳石。6月10日，4人連同其他涉案人員在台北馬場町刑場被國民黨當局執行死刑

除了密派特務人員，「保密局」在退台前後數年間，還在大陸組建了名目繁多的游擊隊，諸如「反共自衛軍」「反共突擊軍」「反共救國軍」之類，五花八門。

1950年，這些游擊隊達到全盛時期，番號有100多個，總兵力號稱百萬之眾，但其中「配有無線電台經常通報，且有戰果報告者」僅14個單位，所轄約20萬人而已。

1951年4月，美國中情局出於反共需要，與「保密局」進行合作，在台北雙城街成立「中美聯合辦公室」，以支援「保密局」留在大陸西南地區的游擊隊，然而美方特務機關的加入，似乎並未對「保密局」的游擊工作帶來多大起色，就在同年，由於番號眾多，而戰果不彰，「保密局」奉「國防部」令，對大陸遊擊隊不再發表番號，「僅就原有單位嚴加甄別，擇其具有基礎，電訊聯絡暢通者予以支持」，「失聯單位，派員前往謀取聯絡」，「主官逗留港澳，無法推進之單位，則予考核調整或撤銷」，「同一地區之單位，則予編並」。

這一年，經過解放軍的清剿，各游擊隊能夠「電台通報且有戰果者」僅剩下9個單位，約11萬人。

1952年，「川中人民反共突擊軍」周迅予部、「川康人民反共突擊軍」傅秉勛部在川、甘、青一帶聯絡當地土司，擴大武裝力量，一時聲勢較大。「保密局」聞訊大為興奮，於3月予以該部空投接濟。然而僅僅半年之後，傅秉勛兵敗身亡。至1953年5月，周迅予部亦覆滅。這一年，解放軍加大清剿力度，各游擊隊逐漸與台灣「局本部」失聯，「保密局」鑒於「過分集中，易形成目標，遭匪圍殲」，決定「今後大陸遊擊武力應改化整為零，匿伏生根方式，先求存在鞏固，再伺機發展」。

至1954年底，「保密局」各游擊隊多已「化整為零」，尚能和台灣「局本部」聯絡者不過數萬人，再也無法興起大的風浪。至此，「保密局」針對大陸持續多年的游擊工作日漸不振，一度籠罩在大陸沿海、邊境的恐怖陰影終於逐漸消散。

1955年3月，「國防部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根據台灣當局「國家安全局」統一領導、分工合作的原則，原屬「保密局」的「保防偵查」等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中統後身）辦理，原屬「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的「大陸工作」等業務則撥歸「情報局」辦理。至此，「保密局」這個和大陸藕斷絲連的特務組織名稱終於正式走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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