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專業，無產業

優秀出版人之專業至少應該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對自己所在出版領域的學術專業，缺乏這個專業你根本無從判斷內容的優劣高下，也缺乏對優質作者的親和力與粘連度；二是對出版本身的職業專業，缺乏這個專業你可能會做成一兩本好書，卻無法做強做大出版這個產業。兩個專業對一個優秀的職業出版人來說缺一不可。

這應該是拙專欄自去年年初在《文匯報》開張以來第一次推薦一本專業性極強的學術論文集。按理說，我是沒有任何資格寫作這則小文的：首先，這本論文集中所收大部分學術論文無不共同指向一個名為「敦煌學」的專業，對此本人不僅談不上有任何研究，而且真的就是一個百分百的「敦煌學盲」，單憑這一條就理當三緘其口；其次，作者徐俊兄現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從大的概念講算我的同事，依世俗論，說好說壞都不妥，憑這一點亦當退避三舍。

儘管既無評說的資格又有犯忌之嫌，本人還是要頑固地犯一犯這個忌，實在是因為徐俊兄的這部專業性學術論文集猶如一根導火索，點燃了自己積壓多時的一些非學術感慨，不吐不快。

徐俊《鳴沙習學集——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考》

這部名為《鳴沙習學集——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考》的敦煌學研究專題集，集論文凡39篇，其中絕大部分均以敦煌詩歌專題研究為主。如何評價這部學術論文集的學術價值，我沒有任何發言權，好在陳尚君先生白紙黑字留下了評說：「引證之豐沛，考辨之綿密，分析之仔細，發明之新警」。

我之引尚君先生評說為據不僅是因為他是我的大學老師，而且更是當今公認的唐宋文學研究大家，我沒有理由不信任。

當然，為了印證陳先生評說的尺度妥帖與否和自己為文的獨立性，我也努力將徐俊兄的大作囫圇吞棗地學習了一遍，其中若干篇則是不知其味地細細「啃」了一遍。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本人雖根本無力像陳先生那樣的內行看出其中門道後再作評說，但自己終究也練了幾十年的文字活兒，個中熱鬧總還是可以看看的。

敦煌壁畫

以《身臨其境的講壇——關於敦煌詩歌寫作特徵、內容及整理方式的考察》一文為例，第一部分回顧敦煌詩歌整理研究的概況，從羅振玉到胡適、鄭振鐸到董康到王重民再到巴宙先生等一干海外華裔學者對敦煌詩歌文獻的整理研究貢獻一一道來，文字雖不長，但言簡意賅、脈絡清晰；

第二部分討論敦煌詩歌寫本的特徵，雖只涉及「寫本時代」與「民間文本」兩點，卻引經據典達35條之多，力求落筆有據；

第三部分對敦煌詩歌進行分類考察時，前後設置了時段、現存文獻、作品產生之地域、作者身份和作品流傳的場所、文學源流和敦煌學郎詩等六個維度，呈現出一種立體化多視角的學術追求；

最後一部分關於詩歌寫本的整理方式，面對敦煌文獻發現的特殊意義與價值，作者特彆強調了要準確把握寫本文本特徵、與其他敦煌寫本相結合和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的三原則，顯現出作者在文獻整理時力求還原與求本的學術態度。

徐俊，現任中華書局總經理

徐俊兄的上述研究價值如何自然不是我這門外漢能夠評說得了的，但其治學態度與方法則完全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專業！在他的研究成果中，無論是材料的引證還是考據的展開，無論是方法的使用還是觀點的闡釋，無不處處體現出專業的背景專業的學識和專業的精神。

不僅前面例舉的論文如此，在本人還逐一「啃」過的《敦煌學郎詩作者問題考略》《伯希和劫經早期傳播史雜考——羅振玉題跋〈鳴沙石室秘籍景本〉及其他》《書札中的雪泥鴻跡——中華書局所藏向達致舒新城書札釋讀》諸文亦無一例外。

倘若徐俊兄的身份僅僅只是一個學者，上述文字則統統自是淺薄甚至都是廢話，一個不專業的學者只能是偽學者！現在的問題是徐俊兄的身份首先不完全是一個學者而更是一個出版人、一個以出版中國古典文獻為專業方向的中華書局的掌門人，因而這個身份在學術上的專業性就別有一番意義，這也是我這個外行執意要寫下這則短文的衝動之所在。

當然，一個專業的學者未必能夠成為一個優秀的職業出版人，但一個優秀的出版人則不能不專業。

發現於敦煌的詩歌文獻

我這裡所說的優秀出版人之專業至少應該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對自己所在出版領域的學術專業，缺乏這個專業你根本無從判斷內容的優劣高下，也缺乏對優質作者的親和力與粘連度；二是對出版本身的職業專業，缺乏這個專業你可能會做成一兩本好書，卻無法做強做大出版這個產業。兩個專業對一個優秀的職業出版人來說缺一不可。

放眼回望我國現代出版發展史上能夠稱之為出版家的諸位前輩，從張元濟、陸費逵、鄒韜奮到葉聖陶、胡愈之、王雲五……幾乎無一例外，看看他們為後人留下的出版財富，無不清晰地一一烙上了兩個專業的鮮明印記。

在我曾經供職過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員工隊伍中可以信筆列出這樣一串長長的名單：馮雪峰、王任叔、樓適夷、聶紺弩、嚴文井、韋君誼、屠岸、蕭乾、秦兆陽、孫繩武、蔣路、綠原、牛漢、孫用、林辰、楊霽雲、王利器、陳邇冬、顧學頡、劉遼逸、伍孟昌、許磊然、盧永福……他們無一不是出版人與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和文學翻譯家的複合體，而正是有了這些「雙面人」的存在，才鑄就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新中國文學出版史上的領頭羊地位。

傑出學者出版家張元濟

以此反觀我們當下的出版業，標準的說法是正處於大而不強的階段，因而必須實現由大向強的轉變。依我理解：這裡的所謂「大」所謂「強」都是著眼於產業層面而言。我們的年出版量已逼近50萬種，遠高於歐美年二三十萬種的量，這是所謂「大」；而文化影響力和整體的經濟實力的不足則是所謂「不強」。

必須承認，我們現在談出版，論產業多說專業少。出版作為一種產業這沒有任何問題，問題是產業化背景下的出版本質究竟還是不是以內容為核心而與出版業自己所折騰的那點小房地產、非出版貿易、金融等其他營生無關？

如果認這本賬，那麼我們出版「大而不強」的根說到底還是內容不夠強，而內容不強的根則在於身為出版人本應必備的兩個專業都不強。學術專業弱導致了無法識別與判斷內容的優劣，也吸引不到優質的內容源，其結果只能是盲目放量的「傻大」；後一個專業弱的結果則一定是無法將優質的內容傳播開、放大去。

從這個意義上就出版而言：不專業則無產業！現在一些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這點，提出出版界也需要「工匠精神」，其用心其所指本人當然十分認同，只是又以為「工匠精神」更多指向的是工作時那種精益求精的狀態，但如果沒有專業學識與能力的保障，即便主觀上欲「求精」行為上也照樣無從下手，既如此，倒不如理直氣壯地強調出版人的專業化更明白痛快。

潘凱雄：知名文藝評論家

在《文匯報》開設專欄「第三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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