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是歷史上最被低估的黑人，曾幫助美國稱霸太空

編者註：今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影片中，有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看似再「政治正確」不過的電影，有關黑人、女性、奮鬥。這裡說的不是《月光男孩》，而是《隱藏人物》。這是一部美國主旋律電影，但並不讓人討厭。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曾僱傭過一批非裔女性計算員，一本新書和一部電影記錄了她們的故事。太空競賽、黑人運動、女性平權，在這些美國所經歷的「最偉大的戰役」中，她們始終站在戰場中央。

1960年代，梅爾巴·羅伊（·Melba Roy），她負責領導追蹤回聲號衛星的人肉計算機 /NASA

在美國即將捲入二戰之際，推動航空事業發展的渴望變得越來越急迫，這也刺激了美國對於數學人才的需求，但數量遠遠不夠。女性成為了這個難題的解決方案。1935年，她們走進蘭利紀念航空實驗室，幫助減輕數字運算給實驗室帶來的壓力。在數字時代尚未到來的那幾十年里，她們扮演著「人肉計算機」的角色，將工程師從繁瑣細碎的筆算中解放出來。蘭利實驗室里的女性人數急速攀升，創下輝煌。

最終，許多「人肉計算機」得到了公正對待。但這個關於女性成就的故事卻明顯遺漏了勇敢的非裔美國女性的貢獻。在蘭利實驗室，她們被分配到低等位置，稱為西區計算員，但她們卻為所有種族、所有性別的數學家和工程師們開疆拓土。

「她們都很平凡，但又都很偉大，」瑪戈特·李·謝特利（Margot Lee Shetterly） 在她的新書《隱藏人物》中這樣評價這群非裔計算員。這本書細緻地刻畫出這些非裔女性的生活和成就。如今，《隱藏人物》還被翻拍成電影，由奧克塔威亞·斯賓塞（Octavia Spencer）和塔拉吉·漢森（Taraji P. Henson）主演，並獲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我們有宇航員，我們也有工程師，約翰·格倫、金·克蘭茲、克里斯·克拉夫特，」謝特利在書中說，「這些人講述過自己的故事。」現在該輪到這些女性們上場了。

20世紀70年代，謝特利在西弗吉尼亞州的漢普頓長大。她的家離蘭利航空實驗室只有幾英里遠。這樁研究大樓始建於1917年，是美國國家航空諮詢委員會的總部（NACA）。建立NACA是出於戰時需要，旨在將當時沒有固定用途的飛行機械打造成戰爭機器。1958年，當太空競賽開始加速時，NACA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

西區計算員對這個中心取得的成就至關重要。她們一遍遍地核算關於飛機的每一個函數，還時常運算一些她們也不了解的項目中更高任務的數據。她們促進了戰時飛行器的設計不斷變化，也讓它們變得更快、更安全、更符合空氣動力學。最終，一些人因為工作傑出得以離開計算員崗位，投身更具體的項目，例如克里斯汀·達頓（Christine Darden）研究超聲速飛行，凱瑟琳·約翰遜（Katherine Johnson）計算水星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的軌道。20世紀70年代，技術的進步逐漸淘汰了計算員這個職業，NASA也隨即解散了這些「人肉計算機」。

事實上，直到20世紀40年代，第一批黑人計算員才進入蘭利航空實驗室。儘管戰爭需求十分迫切，種族歧視卻依然很嚴重，非裔美國人幾乎都找不到工作，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1941年，民權活動的先鋒人物菲利普·倫道夫（A. Philip Randolph）提議在華盛頓舉行遊行，人們這才開始關注種族歧視帶來的持續性不公。面臨十萬人聚集在美國國會大廈前抗議的威脅，時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頒布了8802號行政令，要求聯邦政府及戰爭相關工作崗位在招聘時禁止種族歧視。這一行政令也為黑人計算員們進入蘭利實驗室掃清了障礙，她們手握計算尺，走進NACA的歷史。

凱瑟琳·約翰遜在蘭利的辦公桌前處理一台「天體訓練設備」 /NASA

迄今為止，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女性計算員為NACA以及後來的NASA工作過。1992年的一份研究估計，總共有幾百人。但也有人推算（包括謝特利自己），共有數千名女性計算員。

當謝特利還是個孩子時，就認識這些傑出的數學家們，她們是謝特利參加的女童軍運動的領隊、主日學（Sunday School）的老師，亦或是隔壁鄰居、同學家長。1964年，謝特利的父親也成為蘭利實驗室的一名工程實習生，後來成為人人尊敬的氣候科學家。「她們屬於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謝特利稱，「這些都是她們的工作。現在，她們在NASA的蘭利實驗室工作。」

身邊都是西區計算員和其他專業學者的謝特利在數十年後才意識到這些女性的工作有多重要。謝特利提起：「直到我的丈夫——他的家鄉不在漢普頓——聽到我父親談起這些女性以及她們所做的事情時，我才意識到，那種工作模式不正常」。

好奇心被點燃之後，謝特利便開始研究這些女性。和男性工程師不同的是，這些女性計算員中很少有人能夠在學術出版物或是各種項目中署名。更大的問題在於，西區計算員們的職業生涯比起做同樣工作的白人男性要短暫的多。謝特利解釋說，那個年代的傳統使得女性一旦結婚或是有了孩子就會離職，成為全職家庭主婦。也因此，許多人只會在蘭利待幾年。

謝特利越挖越深，她反而發現了更多的計算員。她在書里寫到：「我就像上癮了一樣，不停地調查。如果我發現了可以尋找到某位計算員的蛛絲馬跡，我不會放過任何一條線索」。

她一遍遍地查閱著電話簿、當地報紙、員工內部通訊以及NASA的檔案庫，計算員名單變得越來越長。為了探索這些女性生命中豐盈的細節，她甚至在零散的備忘錄、訃告、結婚通告中追查線索。她說：「要把這些線索聯繫起來還有很多要做的。」

「我不斷收到人們的郵件告訴我他們的祖母或母親曾在那裡工作，」謝特利說，「就在今天我還收到一位女士的郵件，她問我是否在尋找計算員。1951年7月至1957年8月期間，她曾經在蘭利工作。」

蘭利不僅僅是一個科學與工程實驗室，謝特利說：「在很多時候，它還是一個種族關係實驗室，一個性別關係實驗室。實驗室里的研究人員來自美國各地，有許多人來自對早期民權運動抱有同情心的地區，他們支持擴大非裔公民和女性自由的進步理念。」

但蘭利實驗室的生活並不都像上了潤滑油的齒輪一樣順利。不僅女性計算員很難得到與男性同事相同的機會和職位，西部計算員們還不斷被提醒自己是二等公民。謝特利在她的書中提到過一件特別的事：實驗室餐廳內出現了讓人感到冒犯的標誌，上面寫著「有色人種計算員「。

一位特別大膽的女性計算員米利亞姆·曼（Miriam Mann）將這種公開的侮辱看作是對自己的個人恩怨。作為回應，她把冒犯性的標誌從桌子上撕下來，塞進自己的錢包里。當餐廳桌子上再出現這樣的標誌時，她就再撕下來。「這是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謝特利說，「在那個年代，人們會被私刑處死，也可能會因為坐錯位置被人從公交車上拉下來。米里亞姆那樣做的風險非常非常大。」

她們的故事被改編成電影《隱藏人物》，獲得了今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IMDb

但最終, 米利亞姆·曼勝利了。那個標誌再也沒有出現過。

這種看似雞毛蒜皮的小戰爭，蘭利實驗室里的女性打了許多次。她們反對與白人分隔的洗手間，抗議參加會議的限制。而這些微小的鬥爭和日常瑣事正是謝特利書中竭力捕捉的對象。在工作場所之外，她們還要面對更多的難題，包括種族隔離的公交車和破舊的學校。許多人努力在漢普頓尋找住所。白人計算員可以住在為減輕住房短缺問題而建造的安妮威思宿舍（Anne Wythe Hall），但黑人計算員則只能自己另謀住處。

「歷史就是我們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做之事的總和，」謝特利說，「我們認為歷史（History）的大寫字母「H」指代的是那些大人物，例如喬治·華盛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馬丁·路·德金。」即便如此，她解釋道：「晚上你躺在床上進入夢鄉，又在第二天早晨醒來，昨天就成為歷史。某種程度而言，這些微小的舉動更加重要，或者可以肯定地說，與那些大人物的個人舉動同樣重要。」

這本書和電影並不意味著謝特利的工作已經結束，她仍在繼續尋找更多的計算員，希望終有一天能夠將她們的名單公布在網上。她希望找到那些在歲月中逐漸褪色的名字，記錄下她們各自生命中的工作。

一些名字被記住的西部計算員已經成了近乎傳奇式的人物，謝特利認為這是美國主流歷史中非裔美國人很少被歌頌所帶來的副作用。她希望自己所做的事能夠向世人展現出這些女性人生成就的更多細節，以此向她們致敬。「那不只是神話，還是真正的事實，」謝特利說，「因為事實就足夠壯觀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