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令江青心驚膽顫的匿名信

作者：魏肇權

來源：《法制文萃報》

江青拆開信封一看，臉色頓時變了！隨後就昏了過去。康生看完信後當即拍案而起，大叫：「不得了！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叫羅瑞卿來，公安部應當火速偵查，叫他立即布置下去！」

一

1959年3月24日，上海。中午，一輛黑色轎車駛抵位於茂名南路錦江飯店對面的「法國俱樂部」（即現在日商獨資經營的「花園飯店」），從車裡下來的是剛從北京飛來的江青。江青這次是以毛澤東生活秘書的身份先行赴滬為八屆七中全會期間毛澤東的生活起居作準備工作的。

次日上午，江青在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市長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的陪同下，去錦江飯店檢查了八屆七中全會會場。當天下午，上海市委交際處又指派一名副處長陪同江青前往南京路「永安公司」購物，然後又去城隍廟和龍華寺遊覽。當江青從永安公司出來時，誰也沒有留意到，有一位神秘人物開始對江青進行跟蹤，此人從南京路、城隍廟、龍華寺一路跟蹤到江青返回下榻的「法國俱樂部」。3月26日中午，江青正在飯店房間里拉二胡時，飯店辦公室主任郝德光給她送來了一封信。

郝德光離開後，江青在沙發那裡坐下，拆開信封，抽出裡面那張信紙，放到面前一看，臉色頓時變了，自言自語道：「唔？！」她接著往下看，一張白皙的臉漸漸變得緋紅，接著轉為青白色，繼而又變得煞白，隨後就昏了過去。

當天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江青的密友康生抵達上海。當晚，康生去看江青時，江青把那封使她昏過去的信件拿給他看了。康生一看之下，當即拍案而起，大聲叫道：「不得了！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叫羅瑞卿來，公安部應當火速偵查，叫他立刻布置下去！」3月29日晚上周恩來抵達上海，晚上10點鐘，周恩來召見羅瑞卿，指示要迅速偵查匿名信案件。

周恩來對這個決定作了解釋：「為什麼要迅速調查呢？這並不是因為收信人是江青同志，而是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中央在上海舉行這次會議，是高度保密的；同樣，會議代表的行蹤、住處等也是必須保密的。江青同志雖然不是會議代表，但她的特殊身份和目前所擔任的工作，具有與會議代表同等的保密性質。她在上海的住處對外是嚴格保密的，可是怎麼會有那樣一封信件準確無誤地送到她的手裡呢？這是一個疑點。這個疑點關係到我們的保密工作，甚至關係到這次會議的安全。所以，我們有必要對這封信件的來龍去脈進行調查。」

周恩來要求羅瑞卿在10天內完成這個案件的偵查。

二

3月30日，公安部偵查專家宋添福帶著兩名助手飛抵上海。是日，以宋添福為組長、上海市公安局18名資深偵查員為成員的專案組成立了。

專案組隨即開始工作。由於江青只肯交出匿名信的信封，就只好從信封上查起。那是一個2號信封，上面只有5個字：「江青同志收」。這種信封上海大街小巷的文具商店、煙紙店都有得出售的，來源十分廣泛，無從查起。於是就只好向飯店辦公室主任郝德光調查那封信是如何到飯店的。據郝德光說，這封信是他收下的，上面寫著「賓館負責同志收」，他就拆開了，裡面裝著給江青的信，他捏捏沒有夾著什麼東西，於是就直接給江青送去了。這是一封平信，是和所有平信一起送到飯店門衛室的。原先那個蓋著郵戳的信封已經扔掉了。

專案組於是決定向3月26日向「法國俱樂部」送信的郵遞員蔣曉英調查。據蔣曉英回憶，她在那天送飯店這批信件之前去「新進襪廠」送報紙出來時，有一個人站在她的自行車旁邊，一雙手正伸在郵袋裡，像是在摸什麼東西似的。

偵查員來了興趣，進一步詢問，了解到那個男子身高大約在一米七五左右，瘦瘦的。最初，偵查員以為此人是「新進襪廠」的，可是去向該廠一了解，卻無此人。宋添福於是親自出馬，把電話打到郵電局，再向蔣曉英詢問，得知一個細節：那人腳上穿著一雙又臟又舊的工作皮鞋。宋添福於是得出結論：這人是附近哪家工廠的翻砂工、搬運工、起重工或者從事車、鉗、刨、電焊之類工種的工人，那天他是在上班時出來的。偵查員照著這個思路去查，果然在「星光機修廠」查到了這個名叫鍾秀山的可疑分子。

偵查員查閱了檔案：鍾秀山，37歲，194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由親戚介紹加入國民黨的青年軍，在槍械修理所擔任工程師。解放後，當了中學教師，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公職。次年進入街道工廠當上了一名機修鉗工。

宋添福立即下令：安排蔣曉英秘密辨認。於是立刻和郵遞員蔣曉英聯繫，把她接到「星光機修廠」秘密辨認。蔣曉英在9名男子中一眼就認出了鍾秀山。這時，是3月31日下午4時，鍾秀山當場被偵查員帶走了。

訊問中，鍾秀山承認他在3月26日請假去醫院看病時從郵遞員停著的自行車上拿過報紙翻閱，他放回報紙時，正好被郵遞員看到。與此同時，筆跡鑒定也在進行。晚上8點鐘，技術鑒定結果出來了：匿名信信封上的筆跡和送鑒筆跡不符，明顯出自兩人之手。

這樣，已經可以基本排除鍾秀山作案的可能性了。也就是說，線索斷了。

但是，這時第二封匿名信寄來了。

三

1959年4月1日下午3點，毛澤東主席從北京飛赴上海，江青前往機場迎接。江青剛剛離開飯店，當天的第二次郵件送來了，信件中有一封寫著「飯店負責同志收」。飯店方面由於有了上次的教訓，就把這封信直接交給了上海市委警衛處派駐在飯店的人。警衛處的人見信封的落款印的是北京船舶機械附件廠，便給北京該廠打了一個電話，那裡說他們沒有向上海發過這樣的信件，而且也不知道上海有那麼一家內部飯店。於是，立刻便與專案組聯繫了。

宋添福聞訊，心裡一喜，當即派人去把信取來，拆開一看，裡面果然是一個和上次那封匿名信一模一樣的信封，上面的字也是相同的：「江青同志收」。

專案組立刻對第二封匿名信的筆跡進行了鑒定，證實與第一封信件一樣。由於第二封匿名信的信封是北京船舶機械附件廠，因此宋添福當即決定派10名偵查員飛赴北京偵查。

偵查員在北京船舶機械附件廠調查到的情況是：在能夠接觸到北京船舶機械附件廠空白信封的68名科室人員中，有一個剛剛退休的名叫黃森的前政宣科長可能有作案嫌疑。

但很快，北京打來電話向宋添福報告：對黃森筆跡進行了鑒定；與匿名信筆跡不符。

這樣，對黃森的懷疑不得不打了折扣。當天晚上，專案組經過討論，決定暫時停止對黃森的偵查。

同日，赴北京偵查員也正在繼續進行偵查工作。偵查分兩路進行，一路是在北京船舶機械附件廠內部查，一路則根據郵戳抓線索。偵查員通過郵電局協助查知：匿名信是投進那個在郵電局內部的區域圖上編號為128的郵筒的。該郵筒位於北京船舶機械附件廠5條橫馬路外的一條叫「刀把胡同」的胡同口，屬於朝陽公安分局管轄範圍。

偵查員在朝陽分局的配合下查到了一條線索：一個名叫裴小玲的小學生在3月29日經過刀把胡同時看見一個大約十五歲左右、騎自行車的男孩往郵筒投入了一個右下側印著一排紅色鉛字的牛皮紙信封。當時有自行車的人家不多，小孩騎自行車是很扎眼的，偵查員隨即以此點著手迅速查明了那個男孩的情況：他名叫曾丹，其父曾微川1900年出生於新加坡，畢業於美國華盛頓大學文學院，曾在香港、上海當過幾家報紙的記者，抗日戰爭前期，他在上海神秘失蹤3年。抗戰勝利後，他去了北平，在燕京大學教書。1948年初，他突然去了台灣，半年後方返。建國初期鎮反運動時，曾微川曾被捕過，但很快就釋放了，據說是幾位在民主黨派任要職的朋友保釋的。之後因身體不好而閑居在家。曾丹的母親是北京船舶機械附件廠的廠醫。

偵查員一致認為曾微川的疑點比較明顯：

1、30年代曾在上海當過多年記者，有條件了解江青當年在滬的情況；

2、政治歷史不清白，這也可以成為構成其作案動機的原因；

3、其妻在北京船舶機械附件廠工作，有獲取該廠信封的條件；

4、其子曾丹在特定時間內往128郵筒投入有可能是該廠信封的信件。

於是，就決定與曾微川進行正面接觸。由於此人的社會關係中有民主黨派領導人士，為慎重起見就向上海方面請示。

宋添福還沒作出答覆時，羅瑞卿在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的陪同下前來慰問專案組，宋添福在向羅瑞卿彙報情況時提到了曾微川。沒想到羅瑞卿一口就否定了，讓立即停止對曾的偵查。這個決定令全體偵查員暗吃一驚，也留下了一個疑團。這個疑團直到4年後曾微川突患心肌梗塞去世後才漸漸在小範圍內得到透露：原來曾微川是中共秘密黨員，早在1931年就已入黨，長期從事秘密工作。由於曾的社會關係條件，黨把他作為一個對敵工作中的備用力量放著，解放初期鎮反運動時，公安機關不明底里把他逮了起來。此事驚動了周恩來，親自向羅瑞卿作了說明，於是當即釋放，這樣，羅瑞卿就對曾微川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

偵查工作繼續進行。在舉行案情分析會時，終於有人提出要了解匿名信的內容，以獲取線索。宋添福向黃赤波局長彙報後，黃便去找柯慶施、羅瑞卿。柯、羅統一意見後，由羅瑞卿去找江青。但江青當場沒有同意，說要考慮一下。4月5日上午9時，江青給羅瑞卿打電話，回絕了這一要求。羅瑞卿考慮再三，不得不去找了周恩來。周恩來親自出面去對江青說了後，江青終於交出了兩封匿名信。

兩封匿名信是一模一樣的，都是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內容是說江青30年代在上海當演員時的一些男女生活問題。寫信人看來對江青當時的那段生活非常了解，因為信中竟然列出了江青當時所交往的一個個男子的姓名、職業以及地址，甚至還描述了江青對那幾個男子所作出的種種媚態，最後根據上述內容對江青進行了措詞尖刻的叱罵。

專案組決定請語言專家和痕迹專家對匿名信進行鑒定。3位大學中文系教授和一位名叫陳由琦的痕迹專家被接到專案組，對隱去了姓名的匿名信進行鑒定。教授得出的結論如下：

1、從送鑒文字的遣詞造句判斷，寫信人的年齡大約在五十歲左右，具有大學或者相當於大學的文化程度；

2、寫信人對30年代上海灘文化界的情況非常熟悉，估計可能是當時文化圈的人；

3、從行文習慣及所用的辭彙、修辭看，是個男子；

4、鑒於解放後的變化較大，很難判斷目前所從事的職業。

陳由琦的結論是：匿名信是用一台「寶石牌」打字機打出來的，該打字機已經使用10年以上，打字者的打字水平不高，肯定不是專業打字員。

專案組經過研究，決定「撇開一切，只查打字機」。經向上海市公安局查閱有關特種行業的檔案資料：全上海共有81台「寶石牌」打字機，分布於10個區的81個單位，其中67家是與文化相關的單位，14家是工廠。偵查員隨即對81家單位進行查摸，排出了11名嫌疑人，這些人的年齡都在45歲以上，而且都有證據表明他們完全有條件熟悉30年代的上海文藝界。

這天，是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閉幕的日子。晚上，上海市委在錦江飯店舉行宴會，招待出席會議的高級幹部。席間，周恩來找羅瑞卿了解匿名信案件偵查情況後，決定把原先定下的偵查期限延長15天。

4月10日，宋添福命令偵查員分頭去曾經調查過的那81家有「寶石牌」打字機的單位，取回當場看著該打字機列印出來的數張字樣和幾十個常用鉛字。陳由琦和專門從上海字模廠請來的一位姓孫的技師對字樣和鉛字進行了鑒定。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鑒定，疑點最後集中到了一個名叫湯沛菁的人身上。

湯沛菁的情況如下：

女，45歲，杭州人，21歲時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後在「電通影業公司」等單位干舞美、道具工作，解放後，在海燕電影製片廠工作至今。個人生活不順心，丈夫因生活作風問題被處勞教，現在安徽農場，湯本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已與丈夫離婚。單位照顧她，安排在資料室工作。海燕廠的那台打字機就在資料室，湯不是專職打字員，但她會打字，不過不怎麼熟練。

4月12日上午，3名偵查員前往海燕廠進行秘密調查，了解到湯沛菁30年代時曾和江青在「電通影業公司」一起待過，兩人熟識。1957年秋，江青來上海時，曾在下榻的「法國俱樂部」請她吃過飯。平時，湯興緻所至時，喜歡對江青大發議論，其內容常常令人目瞪口呆，只是因為她有精神病，所以人家也不當真。

湯沛菁的檔案中記載其有一個已經自殺的表姐，其夫就是匿名信中當初與江青有染的男子之一，湯的表姐就是因為這而自殺的。綜上所述，專案組認為湯的疑點頗大，於是決定立即對其秘密監視，收集證據，準備拘捕。

哪知，方案剛報黃赤波批准，突然傳來一個消息：湯沛菁精神病突然複發，砸壞了包括那台「寶石牌」打字機在內的辦公用具，現已經送往精神病醫院。專案組獲悉情況後，一時吃不準湯是真犯病，還是在做戲，決定去醫院了解。鑒於湯與該案的密切關係，為使其最大限度地吐露真情，專案組經與醫務人員慎重研究，決定對其進行催眠狀態下的訊問。

催眠狀態下的訊問並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也沒有排除其疑點。專案組正準備與其進行當面接觸時，湯沛菁在企圖逃出醫院時突遭車禍而死！專案組在4月14日下午才獲知湯的死訊，當即追查死因，最後得出結果是乃是一樁正常的車禍事故，而不是謀殺。

湯沛菁死了，但是匿名信案子還是要查下去，她究竟是不是寫信者？宋添福就此事召集專案組全體人員進行了多角度的討論，最後達成共識：從打字機著手進行再鑒定。海燕廠的那台「寶石牌」打字機已經被湯沛菁砸壞了，好在鉛字還在，於是全部拿到了專案組。孫技師又有了用武之地，他很快就得出了鑒定結論：這台打字機不是製作匿名信的那台。

湯沛菁的疑點被排除了。專案組再次進行研究，最後想出了一個主意：從匿名信的紙張進行查找。這一查，首先把北京方面全部排除了，因為北京沒有寫匿名信那樣的25行紙。上海方面繼續摸索，希望之光終於在4月16日午夜時分出現了——宋添福在無意間發現匿名信的信紙上方沿口耷拉著一條2厘米長、草綠色的、跟頭髮絲差不多的細線，這是印刷廠在裝訂紙本時所用的膠水乾燥後形成的。宋添福所感興趣的倒不是這條細線，而是細線的顏色。草綠色，在生活中是一種常見的色彩，可是作為信紙膠水的色澤出現，在宋添福的印象中還是第一次。

宋添福頓時興奮起來，正好黃赤波來專案組，他把這一發現一說，於是決定立刻進行調查，這一查，一直查到了駐滬陸、海、空三軍。駐滬三軍都有自己的印刷廠，偵查員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得以進入部隊進行調查，最後終於在海軍司令部設在東海艦隊的一個情報部門「1287辦公室」查到了這種獨特的信紙。

1959年4月19日上午，黃赤波和宋添福親自出馬前往海軍東海艦隊司令部，與「1287辦公室」負責人見面，對如何在該部門進行秘密偵查進行了協商，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見。專案組對「1287辦公室」全部成員的檔案進行查閱後，將目光停留在海軍中尉金柏麟身上。金柏麟，28歲，蘇州人，已婚，出生於革命烈士家庭，其父母均是中共地下黨員，父親是江蘇省委委員；他6歲時，父母被叛徒出賣被捕後犧牲。金柏麟由其阿姨史文慧收養，長期居住於蘇州。解放後，黨組織找到了金柏麟，將他和阿姨安排到上海居住。1953年，金柏麟參了軍，在海軍東海艦隊服役，一直到現在。金柏麟於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現為支部委員，又是「1287辦公室」第13小組副組長。他的辦公室里有一台「寶石牌」打字機。

專案組先對打字機進行了鑒定，確認兩封匿名信均出自該機。接著，上海市公安局對匿名信原件和「1287辦公室」的信箋紙進行了紙質化學物質對比鑒定，結果完全相同。與此同時，又調查到金柏麟於3月27日到3月31日曾奉命派去北京船舶機械附件廠去了解幾個船舶數據，作為技術情報的比較參數。這樣，第二封匿名信的信封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至此，專案組已經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認定匿名信出於金柏麟之手。

4月21日，金柏麟被捕。審訊中，金柏麟爽快地供述了他寫匿名信的事實。

金柏麟的阿姨史文慧，早年曾是小有名氣的評彈演員，又是一位1924年入黨的老革命，1932年開始為中央特科做情報工作。由於她是上海灘文藝界的一名活躍分子，所以結交的朋友中以文藝界居多，這樣，她認識了當時的明星藍萍（江青）。在與藍萍的交往中，史文慧很看不慣她的那套生活作風，於是就主動割斷了與江青的關係。當時，史文慧不知道江青也是地下黨員，更不可能料到她以後會成為黨中央主席的夫人。由於史文慧在金柏麟的父母犧牲後與黨中央斷了聯繫，因此直到解放後才從熟人嘴裡知曉這一情況，大驚之下，非常想不通，便免不了要在家中說說江青的過去。聽得包括金柏麟在內的家人一個個目瞪口呆。

3月25日，金柏麟去市區辦事，在南京路無意間碰到了外出購物的江青。儘管他連江青的照片也沒看見過，但是還是一眼就認出那是江青。一瞬間，金柏麟的頭腦里突然產生了一個想法：要給這個女人一點難堪！

以金柏麟和江青兩個如此懸殊的地位，金柏麟要給江青難堪的想法是很難實現的。但是，金柏麟還是馬上冒出了給江青寫匿名信的念頭，把她當年那些艷事醜聞給抖出來，羞她一羞！

這樣，金柏麟就開始跟蹤江青，弄清了她下榻何處，並且當即寄出了第一封匿名信。幾天後，他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機會，又寄出了一封。

對金柏麟的處置，倒不像案件的偵查那麼嚴重。本來，像這類案件，因是公安部直接抓的，是要到北京處理的。但是，不知什麼原因，金柏麟並沒有被送到北京處理，也沒有在上海處理，而是由部隊的軍事法院審理處置了。軍事法院給金柏麟定的罪名也出乎人們的意外，謂之「泄密罪」，判了3年徒刑。據說，當時有軍隊高級將領發過話，說金柏麟是烈士子弟，可以從寬處理，才有了這麼一個結果。不過，這個案由為金柏麟20年後的平反留下了難題，當然最終還是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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