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爾邁：是否為古代埃及第一王朝首位國王

烏伽霍爾斯耐特銘文

我向上下埃及之王——岡比西斯——做出了請求，關於所有居住在涅斯神廟裡的外國人，為了將他們從神廟內驅逐出去，以至於讓涅斯神廟如之前一樣的壯麗。陛下命令驅逐所有住在涅斯神廟裡的外國人，拆毀所有他們在神廟裡的房屋並清除所有他們不潔凈的物品。

該論文發表在《綏化學院學報》二O一七年第三期

摘要

摘要：關於納爾邁是否為古埃及第一王朝第一位國王的問題，埃及學家們一直爭論不休。大多數人傾向於將他視為第一王朝的首位國王，其重要證據來源於著名的納爾邁調色板。以該調色板為依據，學者們認為納爾邁統一了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但是近幾年，隨著對納爾邁調色板所展示的場景以及諸多方面原始材料的解讀不斷加深，一些學者對這一傳統的觀點提出了質疑。納爾邁並非上、下埃及的統一者和第一王朝的建立者，而是前王朝晚期的一位重要的國王。

正文

納爾邁

公元前3世紀，僧侶曼涅托用希臘文撰寫了著名的《埃及史》。不幸地是，人們沒有發現一本完整的該著作。對這本書最早的提及是在公元一世紀中葉的猶太學者約瑟夫（Josephus）的著作中。在公元3世紀到9世紀，一些學者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引用了曼涅托的埃及史。[1]（P11）後來，學者將在這些著作中引用《埃及史》的片段摘錄出來彙編成了摘要。這一僅存的部分也成為了後人研究埃及史的重要史料。

根據曼涅托的敘述，第一王朝的第一位國王是美尼斯（Menes）。但是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考古證據能證明美尼斯的存在。然而，在1898年，英國考古學家詹姆斯E.奎貝爾和弗雷德里克W.格林在埃及的希拉康波里發掘出了納爾邁調色板。該調色板的正反面均有圖案。正面的圖案分為上下兩部分，其上部分展現了一名叫做納爾邁的男子頭上戴著象徵上埃及的白王冠。他右手高舉著象徵王權的權標頭，左手則抓著一個敵人的頭。該敵人頭部的後面可能是其名字或者稱號即「ua she」，意思可能是「湖的酋長」，也就是法尤姆地區。[2](P253)埃及學家根據其名字或稱號的讀法，將其叫做「瓦沙」。

其下部分展現的場景是兩名男子匆忙地逃跑。該調色板反面的圖案由三部分組成。上面部分展現的是納爾邁戴著象徵下埃及的紅王冠。在他的上前方是他名字的象形文字寫法即鯰魚和鑿子。納爾邁的前方是拿著不同旗幟的小人。小人的前方則是兩排被砍去頭的人。中間部分的圖案是兩個人分別牽著脖子相互纏繞的兩個不明動物。下面部分描述的是幻化成牛的納爾邁踐踏著一名敵人，並且攻破了敵人的城防。如果我們將上述描述的場景連在一起則是一個完整的畫面：戴著白王冠的納爾邁打擊敵人敵人逃跑戴著紅王冠的納爾邁視察所殺敵人納爾邁攻克敵人城池。諸多埃及學家憑藉著這位叫做納爾邁的人頭上分別戴著白王冠和紅王冠等信息，認定納爾邁統一了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這一觀點長期以來為人們所信服。但是隨著人們對納爾邁調色板上的人物的服飾、所戴物件和相關物件的進一步研究，許多學者否定了此觀點的合理性。

「納爾邁」並一定是國王的名字

「納爾邁」這一名字是來源於該調色板反面的納爾邁上前方的的圖案即鯰魚和鑿子。在埃及語中，鯰魚讀作「n＞r」,鑿子讀作「mr」。根據目前對埃及語言的理解，鯰魚和鑿子的組合沒有任何語法上的含義。[3](P24)由於從語法的角度，埃及學家們無法對這兩種符號的組合作出準確的解讀。因此，許多學者換了一個角度，也就是從符號本身入手。

在前王朝後期的上層階級的藝術作品中，一個普遍的主題是具有侵略性且控制力的野生動物。[3]（P25）而納爾邁名字中的鯰魚是屬於野生動物的。在已出土的前王朝時期的物件中就有包含鯰魚的場景。例如，在皮特河刀把（Pitt River knife-handle）的物件上則描繪了一個場景：一條鯰魚控制了一排蜜獾（貓科的一種）。[3]25此外，對於「鑿子」的符號，除了有「mr」的讀法外，更為常見的讀法是「3b」，例如「3bdw（阿拜多斯）。因此有些學者對「n＞r-mr」這種讀法提出了質疑。

按照上述的推論，納爾邁也可以讀成「n＞r-3b」。如果不考慮鑿子這一符號的讀法，僅僅關注鯰魚這一符號，前王朝後期的埃及人能描繪出鯰魚控制一排蜜獾的場景。這說明在某種程度上，鯰魚在他們的心目中佔有重要的位置，甚至視為神聖。那麼，鯰魚出現在納爾邁國王的名字里，可以看作成是對王權的一種象徵。

換句話說，這一時期的古埃及人習慣於將一種具有控制力的野生動物和王權直接地聯繫在一起。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出一個重要的結論：納爾邁調色板上的鯰魚和鑿子的組合實際上是一種王權的表述方式。我們姑且可以根據讀音的一種將其稱為納爾邁。正如學者托比A.H.威爾康森所持有的觀點：納爾邁並不是一個名字而是將國王與鯰魚這種具有控制力的動物相聯繫的一種象徵性聯繫。事實上，在大多數文明早期將國王與某種動物相聯繫起來的現象是十分普遍的。布魯斯G.崔格爾在對早期文明進行比較時曾指出，在許多文化中，國王都會與太陽、一些猛禽如老鷹和隼、有力量的貓科動物如獅子和美洲虎、一些食草動物如公牛等聯繫在一起。[4]（P86）

納爾邁調色板與蠍王權標頭的比較

在前王朝後期，將具有控制力的野生動物和王權直接聯繫在一起的現象在藝術作品中很常見。其中最著名的則為蠍王權標頭。該權標頭描繪的場景是戴著白王冠的蠍王在進行著某種農事活動。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權標頭的上面，有一排旗杆上掛著田鳧。

對於田鳧所象徵的含義，埃及學界說法不一，但是大多數學者所公認的觀點是田鳧象徵著居住在埃及三角洲或者其稍南的民族的一部分，最初對上埃及國王是懷有敵意的，後來才變成了統一王國下的居民。因此，這個權標頭描繪的場景應該是蠍王在對下埃及征戰勝利後進行某種農事的儀式性活動。在蠍王的前方有個蠍子的標誌，對於蠍王名字的象形文字元號，埃及考古學家也無法給出具體的含義。

因此，一些學者認為這個蠍子的符號和納爾邁的符號一樣可以看作成表達王權的一種符號。值得注意的是，與蠍王和納爾邁王的名字不同的是，第一王朝國王的王名都有具體的含義。例如：阿哈的意思是「戰鬥中的荷魯斯」、傑爾為「支援荷魯斯」、塞邁凱特則是「富有思想的朋友」。[5]（P16）這種在名字上的巨大差異使得我們將納爾邁歸為前王朝晚期更為合理。

此外，蠍王權標頭與納爾邁調色板上的場景在本質上驚人地相似。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把權標頭現有的這部分場景和納爾邁調色板的場景相比對，可以發現在本質上兩者具有很多共同之處：在人物的前方都有著代表身份或者象徵王權的符號、象徵著下埃及的物件、舉著旗杆的小人物、國王都戴著白王冠（由於出土的蠍王權標頭損壞十分嚴重，我們無法得知損壞的那部分究竟描繪了什麼樣的場景，很可能也有蠍王戴著紅王冠的場景）等等。由於納爾邁調色板和蠍王權標頭在描繪的場景上十分接近。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鑒於兩者在場景的描繪上有很多共同之處。我們將納爾邁歸為前王朝晚期更為合理。

紅、白王冠並不是上下埃及統一的象徵

在古埃及，有幾種重要的王冠即白王冠、紅王冠、阿特夫王冠、藍王冠、雙王冠（白、紅王冠的組合）。每一種王冠都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例如：白、紅王冠分別被看做成上、下埃及的象徵。雙王冠則被看成上、下埃及統一的象徵。如前面所述，正是由於在納爾邁調色板上出現了納爾邁分別戴紅王冠和白王冠的場景，從而使許多學者斷定納爾邁統一了上、下埃及並且建立了第一王朝。

但是持這種說法的人往往忽視了重要的一點，正如英國考古學家鮑姆加特所指出雙王冠是上、下埃及統一的象徵。而在調色板上，納爾邁並沒有戴著雙王冠。從目前的考古挖掘來看，戴著雙王冠的最早的國王是第一王朝的登。在出土的標籤里，其中一個殘缺的標籤則展現了登王戴著雙王冠的場景，在頭的前面是他的王名。在登王之前，雙王冠的圖案並未被證實。[6]（P29）

據此，我們也可以得知雙王冠和埃及統一的時間並非等同。其實，對於納爾邁分別戴著紅、白王冠這一場景可以有很多種合理的假設，例如，納爾邁是上埃及的一個王，雖然他對下埃及進行征服過，但是僅僅是征服了某個區域或者某個城池。在戰役勝利後，他為了顯示自己的雄心則戴上了象徵下埃及的紅王冠。目前，在埃及學界，對於紅王冠何時成為下埃及的象徵尚不明確。與此同時，正如前面所述，蠍王權標頭現存部分顯示了蠍王戴著白王冠。但是其餘部分是否有他戴著紅王冠的場景無法確定。對於這種假設，學者皮特.克萊頓在其著作《法老年代記》中也曾提出過。

如果換一個角度，我們去探究象徵著下埃及的紅王冠的起源的話，我們可以得出進一步的結論。涅伽達是埃及早期一個重要的地點。考古學家皮特里在涅伽達的1610號墓中挖掘出了一個陶器的碎片，在這個碎片上有一個紅王冠的圖形。根據皮特里的判斷，他最終斷定這個刻有紅王冠的陶器碎片的年代為涅伽達Ⅰ末期或者涅伽達Ⅱ初期。[6]（P28）

另外，一些學者對該陶器碎片進行了修復，還原出了它的完整形態。還原後的陶器為寬嘴黑頂陶，最寬處為112毫米。[7]（P32）在與涅伽達文化Ⅰ末期的陶器相對照後，我們發現它與這一時期的陶器形狀吻合。這也就從考古學角度進一步印證了該陶器所屬的時間。涅伽達文化的核心區域是在上埃及，但是在涅伽達Ⅱ時期，涅伽達文化開始在埃及北部建立起來。[8]（P58）此外，涅伽達文化Ⅱ時期起源的王銜已經傳播到法尤姆附近的瑪拉克、下埃及南端的圖拉以及三角洲邊遠地區的白達等地。[9]（P253）那麼，這些情況說明紅王冠很可能是在涅伽達文化Ⅱ時期以及之後某個時期隨著上埃及文化向下埃及擴散而傳入下埃及的。

因此，該碎片的挖掘證明了紅王冠是起源於上埃及的，它是在之後的某個時期傳入下埃及的。同時，這也就打破了傳統上認為紅王冠是下埃及以三角洲西部舍易斯城為中心的地區的王冠的論斷。另外，從帕勒莫石碑上列出的前王朝時期的國王王名上來看，正如林志純先生所說該石碑上的前王朝諸王，就可見者而言，都戴紅冠。

如果按照傳統意義上將石碑上的這些王說成是下埃及的王是不合理的。較為合理的一種說法應是紅王冠最初是上埃及的涅伽達城的象徵。對於這一點，劉文鵬先生在其著作《古代埃及史》曾說明過，他認為紅王冠最初並不是下埃及的象徵而是涅伽達城的象徵。正如紅冠在開始時與下埃及根本沒有關係，只是後來王權概念得到系統化和格式化時紅冠才同下埃及聯繫在一起，以便與同樣來自上埃及的白冠相對應，並且表達上、下埃及二者合一的概念。[10]（P139）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鑒於納爾邁調色板上的納爾邁分別戴著紅、白王冠得出他統一了上、下埃及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人物、動物形象及其服飾的對比研究

長頸獸調色板

在調色板上，經過細緻地觀察納爾邁打擊的敵人的服飾，我們發現幾乎所有的小人都是除了穿著一個類似小裙的服飾外，全身都是赤裸的。我們將這種服飾的人與前王朝時期其他出土的物件上的人物形象相比較，我們會發現，穿這種服飾的人在前王朝晚期十分常見，例如，在公牛調色板上，兩頭牛分別在攻擊一個敵人。這兩名敵人的服飾和納爾邁調色板上的敵人的服飾是幾乎是相同的。

此外，在禿鷹調色板上展現了禿鷹正在追逐著敵人，獅子也在撕咬著敵人的場景。在該調色板上出現敵人的服飾和髮型和納爾邁調色板上敵人的也是相同的。這種相似性並非偶然。那麼，穿著這種服飾的人來自於哪裡是必須要明確的。在文明的早期，這種特殊的服飾只限於利比亞人。[11]（P126）那麼，在前王朝時期，埃及與利比亞之間是否存在聯繫呢？

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利比亞調色板為我們提供了非常好的考古上的證據。在埃及的阿拜多斯，考古學家們挖掘出了利比亞調色板。其時間為前王朝後期。該調色板部分描繪了一群動物，如獅子，鷹隼和蠍子。他們正在用鋤頭來破壞一個要塞的圍牆。學者托比A.H.威爾康森根據該調色板的圖案認為它反映了埃及人與其西部的鄰居之間的敵對關係。林志純先生也曾指出，利比亞調色板的一面說明了鷹王（納爾邁的象徵）領導的上埃及各州聯盟對利比亞遠征的巨大勝利。[9]（P253）

這也就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在前王朝時期，埃及人與利比亞人發生過戰爭。另外，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前王朝時期的下埃及人所具有的特徵與利亞比人比較接近。對於這一點，一些學者考察過埃及人的起源問題。其中，V.朱弗里達-魯傑里指出了前王朝時期的上埃及人的起源為衣索比亞人，而下埃及人的起源是利比亞人。[12]（P56）

如果該學者對於下埃及人起源的論斷是正確，那麼，在前王朝時期，下埃及人的某些特徵和習俗如服飾具有利比亞人的特徵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過在上埃及對下埃及征服以及之後，隨著上埃及的人來到下埃及，才使得這種利比亞人的特徵趨於減少，甚至消失。因此，納爾邁調色板上所描繪的場面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納爾邁對上、下埃及的征服，而是對利比亞人的戰爭，從而也就進一步否定了納爾邁統一上、下埃及，成為第一王朝的首位國王。另外，在前王朝晚期，納爾邁的活動不僅僅局限於埃及的北方。在迦南地區也發現了納爾邁的跡象。考古學家在如今以色列境內發現了一個刻有王名框（serekh）的陶器碎片。這個雕刻的王名框代表著納爾邁—零王朝的最後一位國王。[13]（P31）

如前所述，在納爾邁調色板的一部分，描繪了幻化成牛的納爾邁踐踏著敵人並且攻破了敵人的城池。這種完全採用動物的形象去打擊敵人的場景在前王朝晚期很普遍，如前所述的公牛調色板就是很好的例證。此外，戰場調色板展現的場景也為其提供了合理的證據。戰場調色板的製作者讓酋長或者國王這個人間權力的擁有者呈現為一頭獅子，目的是賦予他像動物界百獸之王一樣的力量和威嚴。[14]（P26）

這種繪圖方式僅僅存在於納爾邁及之前的時期。在納爾邁統治之後，國王絕沒有再次以純粹的動物形式出現。[3]（P28）例如，在阿哈的標籤里，國王不再以純粹的動物形式出現。此外，在登王的一個標籤上，登王是以人的形象出現來打擊敵人。再者，在納爾邁調色板反面中間的部分描繪了兩個脖子相互纏繞的不明動物的場景。我們將這種動物的形象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這種動物有兩個重要的特徵：身體某部分器官的相互纏繞形成圓形空間及器官過度的伸長。

這兩大特徵及其組合在早王朝晚期是常見的。例如，在一個屬於前王朝晚期的一個黃金葉刀把的一面描繪了一對蛇相互纏繞以此形成了三個圓形空間的場景。[15]（P93）此刀把來源於阿姆拉（el-Amrah）；在希拉康波里出土了一個長頸獸調色板（亦稱牛津調色板、阿施摩林調色板和雙犬調色板），它屬於前王朝晚期。正如其名，該調色板描繪了兩個脖子過度伸長的動物。

除了上述這幾個重要文物之外還有一些屬於前王朝晚期的調色板上擁有這種脖子伸長或者脖子相互纏繞的動物。例如四犬調色板（Four Dogs Palette）、施皮格伯格殘片（Spiegelberg fragment）和敏沙特·依茲乍特調色板（Minshat Ezzat palette）。前兩個調色板的出處不明，最後一個調色板來源於下埃及的敏沙特·依茲乍特。事實上，由於反覆倒賣等原因，許多調色板最初出土的地點已經無從查明。與此同時，這種動物脖子相互纏繞場景的出現不僅局限於古埃及。

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前文字時期（Protoliterate Period）也出現了這種特徵的動物。在一個圓柱形的印章上描繪了兩個不明生物的過度伸長的脖子相互纏繞的場景。綜上所述，從地點上來看，就已知出處的文物的地點來看，大多是局限於上埃及的一些重要地點並且這些地方的距離都十分接近。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文物是來自於下埃及。

考慮在涅伽達Ⅱ期，上埃及文化已經開始傳播到下埃及，所以，在涅伽達文化Ⅲ時期的下埃及出現類似的上埃及風格的文物便不足為奇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早王朝晚期，這種特徵的動物是比較常見的。換句話說，某部分器官相互纏繞的動物形象是前王朝晚期調色板等物品風格的一個重要特徵。除此之外，我們從以上的論述中也可以得知早王朝時期的調色板大致可以分為早期和晚期兩類。所有的後者是與戰勝敵人的主題有關而所有前者都是單一地描繪動物以及狩獵的場景。[16]（P65）在涅伽達後期十分盛行的調色板以及權標頭在第一王朝時期卻突然消失了。這些情況也表明納爾邁的身份應為前王朝晚期的一位國王。

年代學上的分歧

在年代學上，學者們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確定第一王朝的起始時間。在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一個不可避免的難題就是對納爾邁的爭論。針對這個問題，諸多學者都給出了自己的觀點。哈伊斯將第一王朝的起始時間定為3119 B.C. /3089 B.C.。海勒克則定在2900 B.C.。

他們所給出的時間都是將納爾邁歸為第一王朝的。埃德沃茲假定第一王朝共200年，他按照每個國王統治25年來計算，正好平均分配給了8位國王，其中包括納爾邁。而史蒂芬.H.牛頓、霍夫曼、凱賽爾等也指出納爾邁應為第一王朝的第一位國王。此外，利用放射性碳方法推測時間為學者們研究納爾邁的歸屬問題提供了新思路。一些學者應用這種科學方法證明上述學者的觀點的合理性。然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放射性碳給出的時間是存在一定誤差的。

一般來說，合理的標準誤差為+80年。因此，我認為將這種科學方法應用在推測王國及法老的順序等這一類較宏觀的問題上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將其應用在一些細節的、個別的問題上是不妥的。諸多學者都指出了放射性碳計算時間的不準確性。例如，在埃及學家們為第十八王朝的起始時間應為1550、1540、1530 B.C.的問題爭論不休時（這種爭論的焦點僅僅是在一個10年左右），面對這樣的情況，放射性碳的科學方法不能給予絲毫幫助。[17]（P204）

此外，通過放射性碳的方法將（第一王朝的）上限追溯到更早時期，一種內在一致性的時間線索便會出現。但是這種變化是與利用放射性碳確定古埃及時間時的不準確性相一致的，同時，這種不一致也發生在將C-14檢測手工製品的結果與來自於狐尾松樹年輪的文本進行比較的時候。[18]（P408）目前，在埃及學領域，哈森、霍夫曼、哈伊斯等人從年代學角度對古埃及早期文明時間以及對納爾邁的歸屬問題給出的推論得到了很多學者的認可。但是反對這種將納爾邁劃歸為第一王朝第一位國王的分法的學者也不乏其人。代表的人物為哀默里，他認為阿哈繼承了納爾邁的位置成為了第一王朝的第一位國王。[19]（P204）

除此之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還有伊安·肖、凱瑟琳·巴德、約翰·貝恩斯以及威廉姆。綜上所述，從年代學的角度來看，學者們關於納爾邁應歸為前王朝晚期還是第一王朝初期未能達成共識。此外，利用放射性碳的方法斷定第一王朝的起始時間會存在很大的誤差。因此在年代學上將納爾邁歸為第一王朝的第一位國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戰爭並非是上、下埃及統一的決定性方式

目前，在埃及學領域，關於上、下埃及統一的問題一直存有爭議。傳統觀點認為埃及統一的時間為第一王朝，持這一觀點的學者的重要證據就是納爾邁調色板。他們認為上、下埃及統一是納爾邁武力征服的結果。此外，據一些古埃及的祭司所言，埃及在史前時期的南部地區和三角洲地區就分別存在各自的王國。大約在公元前3050年，一個埃及南部酋邦的首領通過軍事征服三角洲地區最終統一了兩個王國。[1]（P25）

但是隨著對前王朝和第一王朝時期原始資料的重新思考，一些埃及學家們對古埃及統一問題有了重新的認識。埃及的統一併不是通過某次武力征服而完成的，而是經過了漫長的過程。也就是說，儘管戰爭不可能作為一種內部政治間的聯繫而被完全排除，但是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古埃及早期處於廣泛的戰爭狀態。[20]（P123）事實上，在早王朝晚期，埃及很可能已經實現了統一。古提克對古埃及國家統一方式這一問題上持「漸進的理論」。

他的觀點得到了諸多學者的認同。關於這一理論的內容，郭丹彤教授做了詳細的介紹。這一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認為至少在蠍王統治時期，埃及完成了國家的統一。[11]（P123）此外，在涅伽達文化Ⅱ時期，上埃及的文化開始向下埃及進行擴散。這種擴散是文化、經濟之間的相互交流，而不是戰爭的交流。而且沒有絲毫考古上的證據能夠表明在前王朝時期北方存在一個王國。[21]（21）也就是說目前看來，沒有任何公認的證據能證明在前王朝晚期，在下埃及地區有與上埃及實力相當或者對上埃及構成威脅的王國存在。[14]（20）

因此，上、下埃及的統一很可能是建立在經濟、文化交流的基礎上。武力征服只能是一種手段，或者說是貿易往來和文化融合過程的伴隨現象。[14]（31）另外，查爾斯·斯潘塞認為每一個最初國家的形成都是與在政治、經濟控制本地區以外的其他地區同時進行的。可以看出，他強調的是政治和經濟在國家形成中的作用。如果將這一觀點應用到古埃及國家統一問題上，那麼，經濟和文化的作用會更大一些。道格拉斯·布魯爾也曾指出古埃及的統一併不是單一事件的結果，也不是由某一位統治者完成的。

這種統一歷經了漫長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氣候變化、軍事衝突、不斷發展的農業效率以及新的社會政治制度的發展相互聯繫並導致了一個統一的王國的產生即第一王朝。[1]（109）綜上所述，我認為「漸進的理論」更能合理地解釋埃及統一的問題。如果這一論斷是正確的話，那麼，鑒於納爾邁調色板上反映的前王朝時期的歷史事實，納爾邁所進行的活動很可能就是前王朝晚期對利比亞人進行的一場普通的戰爭，並不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

結語

對一個具體問題給出合理的結論需要建立在諸多證據的基礎之上。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傳統上將納爾邁調色板作為納爾邁統一上、下埃及，並且建立第一王朝的重要證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相反，納爾邁調色板上諸多的跡象則恰恰印證了納爾邁並非第一王朝的建立者，而是前王朝晚期的一位重要的國王。因此，在諸多疑問未能解決之前，我們將納爾邁所屬的年代歸為前王朝晚期更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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