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中國典籍，中國人與外國人，誰更有優勢？

楊憲益（右）、戴乃迭夫婦青年時期合影。

中華文化「走出去」，在更廣闊的話語系統中構建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已經成為急迫的時代命題。然而，典籍外譯與接受歷史，以及近年來中國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障礙，再次凸顯了翻譯過程中「誰來譯」的問題。

對於中國譯者承擔典籍翻譯的問題，大多數西方學者持否定態度。英國漢學家葛瑞漢說：「……在翻譯上我們幾乎不能放手給中國人，因為按照一般規律，翻譯都是從外語譯成母語，而不是從母語譯成外語的，這一規律很少例外。」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中國文學選集》編譯者宇文所安也表達了類似觀點：「中國正在花錢把中文典籍翻譯成英語。但這項工作絕不可能奏效。沒有人會讀這些英文譯本。中國可以更明智地使用其資源。不管我的中文有多棒，我都絕不可能把英文作品翻譯成滿意的中文。譯者始終都應該把外語翻譯成自己的母語，絕不該把母語翻譯成外語。」他們之所以言之鑿鑿，大多因為秉持「翻譯一般只能譯入母語而不是譯成外語」的信條，認為中國譯者的翻譯造成了難以忍受的「中國英語」，相較之下，西方譯者則行文流暢、自然、可讀性高。姑且撇開此一論點的武斷之處不論，檢視典籍外譯批評領域諸如話語建構和文本形象建構等關鍵性問題，也可以發現此類論斷脫離原文談論譯文的片面性和不恰當性。

由於中國學者進入典籍英譯領域時間相對較晚，據現有漢學書目統計，中國典籍譯本絕大多數是由西方漢學家或獨立、或在中國合作者幫助下承擔完成的。但統計數字只能說明過去的客觀存在，並不足以作為中國學者不能擔任典籍翻譯主體的理論證據。傳教士以降的西方譯者為中國典籍的異域傳揚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由於受到「本族文化中心主義」影響，以往的西方譯者翻譯中國文化典籍時，大多採取迎合譯語讀者的歸化翻譯策略，翻譯過程中曲解、誤譯中國文化之處比比皆是。此外，承載古代經典文本的漢語語言具有語義的渾圓性、語法的意合性和修辭的空靈性這三大特點，構成了文本結構在各個語義層面的似隱還顯，充滿理解張力，具有極高的抗譯性，使得絕大多數外國學習者難以在較短的時間內觸碰中華文化內核。然而，典籍英譯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紹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和發展，讓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國。譯者努力使中國典籍易於被西方讀者接受，並不意味著應當一味屈從或歸順西方的閱讀習慣。

大衛·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書影。本文圖片均由作者辛紅娟提供

在講述中國故事、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時代當下，我們應當客觀、公正地看待中國典籍翻譯實踐和接受之間的窘況與差距，從中國的典籍翻譯大家身上汲取翻譯的智慧，獲取前行的力量和指導。在這方面，楊憲益先生，以及他與英國人霍克斯的兩個《紅樓夢》譯本的比較，是一個值得我們靜下心來認真反思的話題。

楊憲益，原名楊維武，祖籍安徽盱眙（今江蘇省淮安市），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詩人。1915年1月生於天津，1928年進入英國教會學校新學書院學習，1934年到英國牛津大學莫頓學院研究古希臘古羅馬文學，認識了英國傳教士的女兒戴乃迭，從此開始夫妻合作譯書的世紀奇緣。楊憲益與戴乃迭合作，把《楚辭》《史記選》《青春之歌》《魯迅選集》等百餘種中國古今文學名著譯成英文，總量逾千萬字，在中外文學史上極為罕見，從先秦文學到現當代文學，跨度之大、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影響之深，被盛讚為「翻譯了整個中國的人」。

20世紀70年代末，楊憲益與戴乃迭合譯的《紅樓夢》與霍克斯譯的《石頭記》幾乎同時出版，三人皆因此獲得巨大聲譽，但也同時揭開了翻譯界此後對兩種譯本經久不息的對比研究熱潮。不足四十年的時間裡，關於兩種譯文比較研究的論文和專著，可謂汗牛充棟，不僅有語詞、稱謂、服飾、意象、語篇轉換等具體翻譯技巧探討，更有對譯本背後傳達的文化背景乃至意識形態的剖析。現有對楊憲益《紅樓夢》翻譯的研究文獻中，四分之三以上都是將其與霍克斯譯本對比進行的。眾多的研究者、海量的研究文獻、多維的研究視角，無論是質化的研究方法還是語料庫的量化研究方法，占絕對多數的結論是：「楊譯本」忠實原著，採用直譯為主的方法，雖然對原文理解深刻，但語言略顯蒼白、文采不足，「霍譯本」遵循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以意譯為主，英文流暢自然，飽滿耐讀，從傳播和接受效果而言，「楊譯本」遠非「霍譯本」可比，並進而得出中國典籍翻譯還需外國人來做的簡單結論。

楊、霍譯本並非完全不可對照甚至對比，但我想強調的是，在研究開始之前，我們首先應當站在客觀中立的觀點，對楊、霍二人完全不同的翻譯情境、翻譯人生進行深入了解，更要從二者完全不同的翻譯方向入手：「楊譯本」系母語到外語的翻譯行為，而「霍譯本」卻是從外語到母語的翻譯行為，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翻譯類型，不具有完全可對比性，分析得出的結論也因而不具有完全信度。作為中國譯者，楊憲益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以忠實為核心，偏重保留原文形式、結構和詞序，盡量保留文字形象，體現出對原作者的尊重，對應原文程度較高，能夠很好地起到傳播中國文化的作用。當然，楊憲益譯文也常出現因過於尊重原文，受縛於原文的文化荷載信息，而沒能考慮到譯文讀者閱讀接受的情況，但考慮到他為中國文學文化海外傳播殫精竭慮的一生，皇皇譯著，應算瑕不掩瑜。雖然楊憲益譯《紅樓夢》自問世以來褒讚與貶抑之聲始終存在，但不得不承認，楊憲益與戴乃迭的合作翻譯，秉承經典翻譯與傳播的良好翻譯模式，為我們留下了豐厚的民族翻譯資源。面對這份遺產，我們不應該繞道而行，甚而棄之不用，而是應該沿著楊先生的路接著走下去。同時在這過程中，我們應深入中國典籍外譯事實，客觀分析兩類譯本的優長與不足，汲取經驗與教訓，將中國的本土經驗和理論與西方翻譯理論相結合，取其精華，讓中國的翻譯研究與實踐在傳承和發展的良性循環中獲得升華，在實踐中不斷培養和提高我們講述中國故事、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時代能力。

中國的翻譯事業必須具有充分的前瞻性和主動性，中國翻譯界不僅要主動承擔中國傳統文化對外譯介與傳播的歷史重任，同時也要大力加強對本土文學作品譯出研究的力度，以改變外譯漢及相關研究長期以來佔主導地位的局面，如此才談得上增強文化自信，提高中國文化軟實力。（文/辛紅娟 寧波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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