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私藏禁書：他從乾隆帝的棋子變成「棄子」

作者 馮翊

乾隆帝南巡圖。

作者 馮翊

乾隆二十二年（西元1757年），乾隆帝二下江南，發現了一樁「高官私藏禁書案」。

高官是原江蘇布政使彭家屏，案子由一件「匿災不報」案抖出，而瞞報事件，恰恰又是彭家屏揭發。

看起來，彭家屏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然而事實上，這個由「匿災不報」朝「查辦禁書」的劇情轉向，乃乾隆帝一手導演策劃。

彭家屏不幸撞到了槍口上，而此前，他是皇帝跟前的紅人，潦倒至此，不是他做得不夠好，而是皇帝「變了心」。

|匿災不報

匿災的「劇情」很簡單。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乾隆帝第二次南巡，在徐州，原江蘇布政使彭家屏當面稟告皇帝，他的老家河南夏邑，大水淹沒農田，地方官不報災，暗指河南巡撫圖勒炳阿隱匿災情。

圖勒炳阿全盤否認了彭家屏的指控，他說，夏邑上年七月大雨太多，雖有積水，但很快就疏通，收成損失不大。由於鄰縣的災民蜂擁而至買糧，致使當地大米「市價稍增」，所以「無力之戶未免拮据」。

皇帝斥責圖氏「終不免有文過之意，」他質疑，夏邑與遭災的鄰縣「犬牙相入，豈獨無災」？但並未想到他有意瞞報，之所以「無災」，乃「中州民風淳樸，並未有呼籲告災之事耳」。故皇帝勒令他改過，決定加大賑濟，同時派親信步軍統領衙門員外郎觀音保暗中調查。

然而在收到觀音保的調查結果之前，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七日，夏邑百姓張欽就已經告到御前了：「地方官所辦不實，有以多報少之弊」，支持了彭家屏的控告。十一天後，皇帝終於發出諭旨：「將玩視民瘼之圖勒炳阿革職。」

觀音保的調查更為彭家屏送去助攻，據查，包括夏邑在內的四個縣已經連年未有豐收，很多耕地的水並未排干，莊稼未種，更不堪入目的是，災民窮得賣兒鬻女，兩名童男的價格不過幾百文。

這樣，彭家屏所奏坐實了圖勒炳阿瞞報災情，他本應記上一功，但皇帝僅承認曾對他有過誤解，以為面奏報災是其「有心邀譽鄉里，言之過甚」，並未給予任何獎賞。

乾隆帝坐龍舟南巡

此刻，皇帝心裡或許惦記著另一件事。

觀音保奏報之前，彭家屏老家夏邑百姓劉元德來告狀，要求撤換不稱職的縣令，「易賢而愛民者」。

這一直達天聽要求換人的舉動，令皇帝生疑，此舉「必有指使之人矣」，當場問出了幕後人物生員段昌緒、劉震東，於是立即派人前去調查，有了驚人發現。

兵丁在段昌緒家中搜出了吳三桂當年發兵的檄文，「皆譭謗本朝之言」，如此「極其悖逆之文」，段昌緒竟然還妄加圈點，「加評讚賞」。在皇帝看來，段昌緒等人就是叛逆。

這件事給皇帝的印象是，彭家屏的老家長出了叛逆的萌芽，這是比避諱災情更嚴重的行為，而高官彭家屏竟毫無反應。

於是畫風迅速轉變，「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皇帝將原已決定發配邊疆的圖勒炳阿攔了下來，會同此前被處理的知縣一同留任查辦。

因禍得福，圖勒炳阿的仕途獲得轉機，看上去與檄文「毫無干係」的彭家屏，因與事發區域的緊密關係，竟成最大嫌疑人。

|查錯了方向

乾隆帝將彭家屏定為嫌疑人的理由是：「段昌緒家既有此書，傳抄何自，此外必尚有收存，即彭家屏家恐亦不能保其必無。」

在未有確切證據，也沒法確認段、彭二者關係的前提下，皇帝懷疑彭家屏家「可能有」吳三桂檄文，十分牽強，又讓被彭家屏舉報的圖勒炳阿留任，讓仇人去查仇人，更引人遐想。為了不使外界過多聯想，又命直隸總督方觀承一同查辦，以為制約。

儘管皇帝強調段昌緒案「關於人心風俗者甚大」，但方觀承等人面臨的並非段昌緒一案，劉元德攔聖駕告狀是一案，彭家屏疑案也是一案。

督撫從諭旨中嗅到了皇帝要拿辦彭家屏的氣息，於是儘量在三案中尋找某種聯繫。然而，皇帝卻比他們先一步挖出了「料」。

吳三桂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皇帝稱，已召喚至京的彭家屏當面告訴他，「吳三桂偽檄實未寓目」，沒看過檄文，但家裡有「明末野史等類存留未燒，實不曾看」。由於明末野史關涉抗清事蹟，是禁書，彭家屏此舉無異不打自招家中藏了禁書，他辯解自己並沒有看，但理由站不住腳。皇帝說，「既雲未看，何以即知其不當存留，天下豈有隻見一書之名目而遂曉然其何等書者乎？」如果不看，何以知道它是禁書？「既知為不當存留之書，而又故為藏匿，是誠何心？」既然知道是禁書，為何又藏著掖著？

一個多星期之後的五月初四，方觀承等人終將詳細調查結果呈上，主要關涉劉元德御前告狀案。

據查，生員劉元德與糧食鋪商人劉震東起意上訪，乃因彭家屏而起。據稱，彭家屏的僕人、佃戶四處宣揚，夏邑能獲賑濟，是其主子奏明災情的功勞。一時享譽鄉里。二人想通過攔截皇帝車隊，當面再請，亦想博一番美名，同時也能撈到賑糧。

劉元德便找到包攬詞訟的生員段昌緒、武生劉紀共同製作呈詞，又找到親戚、監生彭型商量對策，彭型告訴劉元德，「不可告官，只告地方災欠，則大小各官俱在其內，此乃不告之告」。只要說明災情，朝廷自然會查辦地方官。

劉元德遂又改了一道，托彭型轉交其叔彭家屏閱看，彭型看了後說「以我看即是一般」，似不太認可改後作品。後來，劉元德面見皇帝，開口要求罷免縣令，可見並未聽從彭型建議。

地方官對上訪行為自是深惡痛絕，定性為「刁生滋事」，方觀承等人請求將劉元德等人發配黑龍江當差，奏摺末尾，點出了彭家屏與該案的聯繫。

明季野史《酌中志》，彭家屏所藏禁書之一，清末復活。

他指責彭家屏「每見查賑官員指說災傷，意存挾制」，又對「各棍之串謀告賑，據彭型供詞，彭家屏已屬知情……」「暗中主持」，但這無法證明彭家屏的違規，由於供詞尚未見到，彭家屏具體知情到何種地步以及主持的具體表現，尚不知曉。

可以說，調查沒有為皇帝判斷彭家屏「主持教唆」提供更多細節，直接證據亦僅是彭型的一嘴供詞。方觀承等人試圖以此治罪，卻遭到皇帝反對。

反對，並非因為證據瑕疵，相反，皇帝認可了調查，只是因「暗中主持」上訪而定罪，太牽強，畢竟「邀譽鄉里，亦人情所必有」，這會給那些「陰懷誹謗本朝」之徒落下口實，「反得藉口民隱無由上達」。

皇帝的顧慮在於，他最關心的東西，沒有查出來：

「明末野史等書，乃彭家屏親筆開出書名，具有來歷，何以並未查出？該督等不詳究收藏逆書實跡，專以劉元德控告一節定彭家屏罪案，殊失輕重之宜，至搜出往來書札內有請託干求，尤其末節，更不必問矣」。

乾隆帝需要彭家屏自己招供的禁書名目，以為實證，地方官把禁書查出來，才是查辦重點，其它並不care。這意味著，忙活了十多天的方觀承等人，查錯了方向。

|消失的禁書

經皇帝挑明，方觀承等人很快轉向查抄禁書，據布政使劉造報告，他會同鄰近知縣等10名官員在彭家屏家裡鼓搗了三天，查出往來書信、筆札、字帖約六十五件，衣物四十餘箱，可禁書沒影兒。

這就很尷尬了，彭家屏明明告訴乾隆帝，家有明末野史《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豫變紀略》、《酌中志》、《南遷錄》，以及部分抄本小字書，涉及天啟、崇禎間政事，而地方官竟然沒查到。

皇帝自然不會懷疑彭家屏口供的真實性，轉而申斥方觀承等人辦事「甚屬草率，」且對劉造查辦過程吹毛求疵，「不知劉造前往時系出己意，抑方觀承、圖勒炳阿令伊前往，是否搜出悖逆書籍？」疑其擅自行事，又責其未先查書籍，而查別的，「若未經搜出，而遽先查什物、衣裝，則全不知輕重，辦理殊謬」，程式可疑，便再派步軍統領副都統三泰前往會同調查，將彭家屏家人「嚴行審訊」。

《豫變紀略》，彭家屏所藏禁書之一。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接到諭旨後的第七天，方觀承等人解開了禁書消失的謎團：彭家屏之子彭傳笏說，書在調查之前就燒了。

燒書的念頭，起自兩年前。彼時內閣大學士胡中藻深陷文字獄，官場人心惶惶，彭家屏離任江蘇布政使時，「恐有關係」，囑咐其子將任內所有往來書信燒掉。

兩年後的三月三十日，乾隆帝南巡經過徐州，彭家屏前去迎駕，報告了夏邑的災情，「四月初十頭」，皇帝傳喚彭家屏，據彭傳笏回憶，當時「不知道為什麽事，正在恐懼」，恰好此時朝廷正搜查段昌緒，發現了吳三桂檄文以及明代抄本，「拿人審問」，彭傳笏「一時害怕，又慌了」：

我因這書是抄本，又有明末的書，恐有關礙，那上頭又有什麽故事，我也未暇看得，同家人李湘即於夾板內尋出那《日本乞師》、《永曆私立》、《潞河紀聞》，還有《酌中志》、《南渡錄》、《甲乙事案》外，還有幾本書未看名……見俱是抄的，都於四月十六日晚上，連我的一部《水滸傳》，因為是禁過的，一併都在煤火爐子里燒了。

可以說，胡中藻文字獄案與朝廷對段昌緒的搜書行動合力促成了燒書事件。值得一提的是，燒書均發生在彭家屏被傳喚之後，乃彭傳笏主動燒毀，彭家屏並不知情，否則就不會主動告訴乾隆帝家藏禁書，其之所以在並未問及禁書的情況下，不打自招，用皇帝的話說，是「以朕已查獲家中書籍，難以狡飾，是以俱實供認，尚冀稍減萬一」，想以自首請皇帝開恩。

至此，雖未見到實物，但家藏禁書一事已經坐實。皇帝若照追查彭家屏家中是否存有吳三桂檄文的套路去查，定會一籌莫展。正因彭家屏父子未能及時通信、配合不默契，乾隆帝才有了意外收穫。

|不見文字的文字獄

基於彭家屏案的禁書因素，世人多將該案視作文字獄案，如早期清史學者孟森撰文《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排比清史稿、東華錄等史料，認定彭家屏陷入文字獄。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皇帝因私藏禁書定罪彭氏，但該案始終沒見到書本，即便家中查得《大彭統記》，亦只能從書名的角度罵其「甚為狂妄」，然而它並非禁書。

更蹊蹺的是，段昌緒家中查出吳三桂檄文，皇帝無端告誡地方官，彭家屏家中可能有檄文，加之勒令被其舉報的圖勒炳阿官復原職查辦，更顯皇帝「別有用心」，試圖置其於絕境。

無禁書實物、又無端牽連、又讓仇人去查仇人，皇帝這番不尋常的處理，讓人聯想起「胡中藻」案。官方口徑中，胡案亦同樣是文字獄，然而結果卻出人意料，當事人之外，按例應懲罰最重的胡中藻家人，反倒平安無事，牽連最廣者是滿洲權貴、前朝重臣鄂爾泰朋黨，後人多認為胡案是披著文字獄外衣的朋黨整肅。具體到彭家屏案，亦讓人不禁對皇帝製造該案的真實用意生疑。

李衛。

據清史學者劉文鵬的研究，乾隆帝炮製這起文字獄，同樣是為了打擊朋黨，只不過這次針對的幕後「黨魁」是雍正朝重臣、已故直隸總督李衛。

彭家屏是康熙六十年進士，仕途起點是山西按察使，後來長期在李衛主宰下的直隸擔任清河道御史，很受器重。乾隆元年，皇帝暗示李衛保舉彭家屏為按察使，三年後，皇帝派遣彭家屏前去湖南擔任湖南按察使，審理衡永郴道員、行賄官員許登瀛。

皇帝將彭家屏陞官，審理許案，意在敲打湖廣總督、鄂爾泰黨人史貽直。鄂爾泰與李衛素來不睦，互相傾軋，作為李衛親信的彭家屏亦有打擊政敵的自覺，（乾隆帝後來稱他「乃李衛門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陰鷙，恩怨最為分明，從前每當奏對時，於鄂爾泰、鄂容安無不極力詆毀」，逆推可知彭家屏的動力），審理十分賣力，皇帝很滿意，乾隆六年，彭家屏湖南按察使任職期滿，又調任江西按察使，一任就是九年，期間政績斐然，屢受表彰，屢被寵信。

然而，彭家屏在皇帝的授意下敲打了史貽直，鄂黨不可能遷怒於皇帝，自然會視其為敵人，他逐步卷進了鄂、李黨爭的漩渦，李衛去世之後，他根本無力與根深葉茂的鄂黨抗衡。這種險境，卻是皇帝樂意看到的，為總攬皇權，乾隆帝必須平衡朋黨勢力，不幸得罪了鄂黨的彭家屏，承擔了一顆「棋子」的制約角色。

|皇帝「變心」了

但棋子終究是棋子，目的一旦達成，棋子難免不會成為「棄子」。

恰在彭家屏三個任期已滿的江西布政使任上，乾隆十五年，按例應該提為巡撫，彭家屏卻意外地被調任至雲南任布政使，此間，河南巡撫、鄂爾泰之子鄂容安告了他家人一狀，稱其家抗糧不交，還霸凌鄉里，皇帝嚴令其交糧。乾隆十九年，彭家屏再次調任江蘇布政使，他的上司，是與鄂爾泰有親戚關係的兩江總督尹繼善，他摸淮皇帝很煩彭家屏，遂多次找茬，向皇帝報告其種種不稱職，逼得彭家屏辭官告休，謝幕政壇。

前後不過四年時間，彭家屏何以遭棄？

表面上，是鄂黨排擠、打壓以及後來的疑似「藏書案」導致彭家屏淪失寵，然而據劉文鵬的研究，彭家屏從高處跌落的根本原因在於皇帝的政治路線發生了變化，即由上位初的崇儒重漢，轉向首崇滿洲，主要表現在，提拔滿洲精英，填補各地要缺，刻意打壓漢官，維持滿漢督撫數量基本持平甚至滿略優於漢的態勢。彭家屏仕途之終結，當然也不排除皇帝為安撫遭受嚴重打擊的鄂黨的可能，但更多是路線轉換的犧牲品。相比之下，被他舉報的圖勒炳阿曾匿災不報，又在乾隆十五年其庇護屬下虧空，如此昏庸無能之人，竟經皇帝優容而被輕輕放過，可見皇帝用人思路之偏袒。

彭家屏最終被賜自盡，皇帝在兩份上諭里，找出了必殺他的理由：彭家屏「性情陰鷙，恩怨分明」「服官已久，小有干具」又「乖張自用」，對皇恩「毫不知感」「滅絕天良」，在鄉下，「擁有厚資，田連阡陌，而為富不仁，凌虐細民，鄉里側目」，對待皇帝的名字，竟然一點不避諱，「目無君上，為人類中所不容」，加之藏有逆書，彭家屏不得不殺，「以為人臣之負恩狂悖者戒」。

值得一提的是，與彭家屏自負為民請命的形象不同，皇帝視他為「凌虐細民」的土豪劣紳，並借打倒他而廣為施恩。

彭家屏死後，皇帝一方面對河南夏邑、永城等地災區免徵賦稅、興修水利，將匿災不報的官員革職，另一方面，抄沒彭家屏家產入官，或賣掉，或租佃生息，所得銀兩充公，有的田產更是直接分給無田百姓，一時頌聲大作，皇恩浩蕩。「為民請命」的彭家屏，至此身敗名裂，直到大清覆滅方得平反，1915年，當地縣誌承認，他是一個「贍族恤鄰」「善行縷縷」的鄉賢，「棄子」獲得新生。

參考文獻：

《清代文字獄檔》之《彭家屏私藏禁書案》，P1008-1036，上海書店出版社編。劉文鵬：《彭家屏案與雍乾黨爭》，《清史研究》2016年第6期。孟森：《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明清論著集刊》，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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