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在中國人的素質中，最令深惡痛疾的是.......

美文 03-14

對國民素質低劣的切膚之痛

國與國之間文明程度的差異，最突出地體現在國民素質上。對於這一點，嚴復感觸尤深。讀他的論著，我們可以感覺到，他對中國人素質的低劣有著切膚之痛。他的這種痛感，不是來自理論推演，而是來自切身經驗。在這方面，他對西方社會的實地考察，他的經常讀洋報評論、與洋人交往和聽洋人議論，也起了重要作用，給他提供了一面鑒照國民素質的鏡子。對於中西差異，他誠然也在理論上進行了探討，但是，在直接的感性層面上，對他觸動最大的無疑是中西國民素質之差異。在分析中國問題的癥結時，這種切膚之痛一直在支配著他的思路。他強調惟有改善國民素質——即民智、民德、民力——才是治本之道，主張漸進的進化，反對激烈的革命，都是因為他真切感受到了國民素質低劣的情形之嚴重和改造之艱難，而不單是接受了進化論哲學的結果。

在嚴復看來，中西國民素質的巨大差異是一個隨處可見的事實。例如，他在《天演論》按語中談到，從移民的情況最能看出「民種之高下」。同為僑居異國，在華租界的英人與在南洋、美洲的華僑便形成鮮明對照：「中國廿余口之租界，英人處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隱若敵國矣。吾閩粵民走南洋非洲者，所在以億計，然終不免為人臧獲，被驅斥也。」原因就在於英人無論到哪裡都能自制合群，中國人無論到哪裡都勾心鬥角，一盤散沙。在《法意》按語中，他再次談到同一事實：「吾每於租界，察外人所制立者，而嘆其種民之能事為不可及也。即如天津、上海間，其所租有之地，往往不敵一鄉鎮，而居留之眾，至多亦不過數千百人，顧其中制度厘然，自議制、行政、司法，至於巡警之備，教育之資，綱舉目張，靡所不具，則隱然一敵國矣……回觀吾國之眾，其旅於南洋、美洲者亦不少也，顧所立者，除一二廟宇，所以為祀神飲福之地，無可言者矣。是何二民之相異耶？蓋彼國常有地方自治之規，故雖商販小民，皆知所以合群而立治，而吾國自三代至今，所以與其民者，不過鄉射、儺賽之事而已，至於政法，非所得立者也。」西方人移居一地，能夠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中國人移居一地，只會蓋廟，這個對照何其鮮明。

在中國人的素質中，最令嚴復深惡痛疾的，一是自私，二是巧偽。

中國人的自私，尤其表現在對公共利益的極端冷漠。一個典型現象是，中國的公共設施往往被糟蹋得不成樣子。嚴復曾舉一例：有西洋人游京師，嘲笑中國的貢院不如他們的監獄，骯髒不中以養他們的狗馬。「此至不恭之言也，然亦著其事實而已。」原因是沒有經費，即使有，經官吏貪污，工頭偷工減料，考生恣意毀壞，「然則數科之後，又將不中以蓄狗馬。」由此一事可類推，士大夫尚且如此，況其餘。回顧出洋親眼所見，有一點給嚴複印象至深：「吾游歐美之間，無論一溝一塍一廛一市，莫不極治繕葺完。—言蔽之，無往非精神之所貫注而已。反觀吾國，雖通衢大邑，廣殿高衙，莫不呈叢脞拋荒之實象。此真黃白二種，優劣顯然可見者也。」公共設施面貌之間的對照，極其鮮明地反映了國民素質的優劣。

中國人對群體大利的麻木，對一己小利的貪圖，已經到了在損公之嚴重與利己之微不足道之間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嚴復也曾舉一例：甲午辦海防，布水雷，有人竟以鐵滓沙泥代火藥。「洋報議論，謂吾民以數金鎦銖之利，雖使其國破軍殺將失地喪師不顧」。老百姓如此，作為中國權力主體的士大夫同樣如此，面臨國家存亡的關頭，他們懷著「即或危亡，天下共之」的心理，覺得和自己並無直接的利害關係，往往「寧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貴」。結果，「其端起於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禍可至於亡國亡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

嚴復受英國功利主義思想的熏陶，並不一般地反對自利。他認為，中國人的問題在於，在與他人或群體的關係上，「知損彼以為自利，而不知彼此之兩無所損而共利焉，然後為大利也」。因而，中國人的自利是一種完全破壞性、毫無建設性的自私。對於這種自私，他有一個既準確又形象的評語，叫做無後政策兼短命政策。「曩嘗與友朋私論，以為中國民智，雖無足言，然其所以自營，當不至於拙劣。乃今觀之，若其中惟二政策焉。二政策何？曰無後政策，曰短命政策。無後政策者，謀僅及身，而不為子孫留餘地也；短命政策者，快意當前，並不為己身計再往也。」「平生嘗嘆吾國人，上下行事，不離兩途，一曰短命，一曰絕嗣。短命者，利一日之私，不為己後日地也。絕嗣者，苟一時之安，不為後人計也。」看來他很欣賞自己在朋友間私下發表的這個高論，所以在一本書中重複引述。我們無法否認，直到今天，他的這個評語仍具備令人遺憾的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