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漢唐盛世時期的白江口海戰

漢唐盛世，中國的地緣戰略格局大致可以分為東西兩線，這其中，東線更多承擔的是戰略大後方的角色，西線則是戰略進取的方向。隋唐時代基本延續了這一思路，東晉之後隨著中國北方陷於混亂，盤踞於現今朝鮮半島的高句麗政權藉機做大。

不斷做大的高句麗政權最終威脅到了中國北方地區的穩定。唐太宗時代，太宗皇帝李世民曾親自領兵征伐高句麗。至高宗時代，唐改變了對高句麗的戰術，變大規模攻堅為對外圍不斷進行零打碎敲。高句麗在這種持續打擊下很快被削弱。然而，這卻給另兩個小國———新羅和百濟騰出了戰略空間。而在最初，高宗李治對於這兩個小國並未加以足夠重視。

居於朝鮮半島南端的百濟人藉機一面壯大自己，一面在外交上向北方的高句麗以及東南的日本靠攏。在取得這兩家支持後，百濟自恃有了資本，便開始不斷進犯更為弱小的新羅，同時斷絕了新羅對大唐的通貢(本質上就是切斷了貿易通道)。這種情況下，新羅自然只能向大唐靠攏，不但頻頻遣使朝貢，還將王子送到長安。

公元660年，唐高宗最終下定決心，準備通盤解決高句麗問題。唐的戰略布局是先滅百濟，然後對高句麗形成南北合圍之勢，最終徹底解決掉東北方向這個麻煩。高宗皇帝任命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統帥，率軍13萬討伐百濟。蘇定方引軍自山東成山(今山東榮成市)渡海，以跨海兩棲登陸的方式直攻百濟，新羅王也從陸路出兵助唐。在新羅人協助下(他們對當地的地理、民俗都更為了解)，唐軍很快攻破百濟王城，百濟由此宣告被滅國。

日本想要渾水摸魚

被滅國後，百濟貴族一部分歸降大唐，另一部分卻仍不死心。百濟被平定後，唐軍主力隨即回撤，南線只留下不多的唐軍駐守百濟王城。百濟舊將扶余福信看準這個時機，降而復叛。

扶余福信自知僅以自己百濟舊將的身份爭取不了太多民心，為強化自己的「正統」，扶余福信遣使赴日本，要求將當時正在日本做人質的王子扶余豐接回國繼承王位，同時請求日本出兵干預。

由於海島物產貧瘠且自然災害多發，日本對於大陸始終沒有斷過念想，而離它最近的朝鮮半島顯然就是最好目標———直到現代，日本這套思路也基本沒變過，總是想方設法染指朝鮮半島，一旦成功便可做向東覬覦。

回到當時，如果強大的唐徹底攻佔百濟，那就意味著日本在朝鮮半島將再無半點機會。在日本人看來，如果乘唐軍立足未穩「賭」上一把，主動出擊把唐軍趕出半島，那一切便又有了機會———一千多年後，日本人在偷襲珍珠港時也是這麼想的。於是，日本人答應了扶余福信的請求，決定出兵朝鮮半島，王子扶余豐則隨日軍一起過來——日本人和扶余福信都明白，扶余豐是最好的「招牌」，自然都要捏在手裡。

公元661年正月，倭王齊明帝親自率領數萬軍隊出征，結果剛走到九州，就突然發病去世，太子不久之後在京都即位。折騰幾個月後，日本的朝局逐漸穩定下來，新即位的天智帝依然沒有放棄老爹的「理想」，派軍開赴百濟。站穩腳跟後，當年9月，倭王又派人率軍5000，唐軍按兵不動

公元663年，登上朝鮮半島的倭軍開始先撿「軟柿子」捏，進攻新羅的軍隊。由於有扶余豐這塊「招牌」，倭軍得到不少百濟人策應，新羅人不敵，很快便被日本人攻佔了沙鼻岐、奴江二城。這樣一來，唐軍在朝鮮半島一下子就處於南北兩線作戰的局面。

南線由於日軍的突然介入，戰場局勢變得不明朗起來。面對這種情況，高宗在長安詔令南線唐軍北調，同時與新羅協調，暫時放棄半島南部，先集中兵力儘快解決北線與高句麗的戰事，然後再揮師南下，攻打百濟與日本的聯軍。

然而，南線唐軍主將劉仁軌卻並沒有執行後方命令，而是選擇了讓唐軍暫時按兵不動。

劉仁軌呈報長安的理由是：首先，南線唐軍人數不多，即便北調，對戰局也影響有限，而且如唐軍脫離城池掩護向北調動，還可能面臨扶余福信從後面的進攻，這樣反倒會增加危險。

再則，叛軍主將扶余福信在原百濟軍中很有威望，如今已經變得愈發飛揚跋扈，百濟王扶余豐對他來說，不過就是一個樹立正統的「招牌」，顯然這是扶余豐無法容忍的。因此只要假以時日，百濟叛軍內部必然要生變。

事實很快證明劉仁軌的判斷是正確的。唐軍按兵不動使百濟叛軍暫時失去了外部壓力，扶余福信和扶余豐之間的矛盾很快開始激化，沒過多久，百濟內部便發生內訌，扶余豐在日本人的協助下首先動手，作為叛軍真正核心人物的扶余福信在內亂中被殺，他手下的親信也悉數遭到清洗。

經過清洗，百濟判軍中已經找不到幾個真正會打仗的將領了。唐軍未動一兵一卒，百濟叛軍就自己把自己打殘了，唐軍因此士氣大振。至此，唐軍與倭軍決戰的時刻便到來了。唐軍與新羅方面約定，在七、八月間進行最後的大會戰。

戰前分析：仗該怎麼打?

兵力

會戰前，由國內出發的7000援軍在孫仁師率領下渡海而來，加之原先在南線的唐軍，劉仁軌手中此時的兵力大概是2萬多人。新羅此時已經開始舉國動員，前前後後徵召了4萬兵力。由於戰鬥力有限，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用來分散駐守各個要塞。

而倭軍經過前後4次增兵，此時在朝鮮半島的兵力已經達到6萬，加上剩餘的百濟叛軍，共計超過8萬。從數量上看，唐軍處於絕對劣勢，但事實上對大唐來說，這些兵力已經夠用———他們所面臨的對手在國家體制與武器裝備上要落後自己幾個世紀。

裝備

在武器裝備方面，當時的唐軍除了大量配置弓弩手外，所有士兵都經過射箭訓練，並且悉數配置弓箭(在農業時代，弓箭手的訓練是一筆極大的開銷，秦軍在鼎盛時期，也只是在軍中大量配置弓弩手，而做不到全員都可以射箭)。對其他周邊國家來說，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使得唐軍的遠程打擊能力比他們的對手高出幾個數量級。

此外，唐朝海軍當時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體系，艦隻按照噸位大小以及用途可分為樓船、鬥艦、走舸、遊艇、海鶻。與現代海戰一個原理，這些不同級別的艦船在陣列中會相互協同，按照不同用途配置在不同位置。

除傳統冷兵器，艦上還配置了絞車弩、拍竿、投石車。唐軍還開始裝備火箭、火杏、燕尾炬等縱火兵器。倭軍手裡的艦船與之相比，只能算是舢板級別，且除了士兵手裡的刀劍外，再沒有其他武器裝備。

護送扶余豐回國「即位」。

態勢

戰場態勢方面，唐軍面前此時有兩座城池，首先面對的是加林城(今韓國忠清南道林川)，這裡是一座水陸要塞，城池堅固，一旦奪取，就可以掌握整個戰場主動權。另一座則是前面提到的周留城，包括扶余豐在內的百濟貴族都躲在那裡。

唐朝戰前部署是，劉仁願等將領都主張先全力打下加林城以獲得戰場主動，劉仁軌卻否定了這個想法———此時大唐在百濟故地最大的問題並非來自軍事而在於政治。百濟之所以降而復叛，主要原因還在於包括扶余豐在內這些舊貴族。正是他們所謂的「正統」影響到了當地百姓的民心，先打掉周留城，就可以對百濟人在心理上實現收服，那麼接下來其他各個地方自然會不戰自潰。

經過激烈爭論，劉仁軌與諸將做出最後決定：唐與新羅聯軍兵分兩路，一路由劉仁願等率軍自陸路進發，繞過加林城直取周留，同時留出一部分機動兵力用以監視、威懾加林城，劉仁軌則親率水軍從白江口(今韓國錦江入海口)溯江而上，與劉仁願、孫仁師帶領的陸軍水陸夾擊周留城，新羅騎兵沿江負責警戒。

決戰白江口

公元663年8月26日，水陸兩軍同時開拔，最終，唐軍艦船先於日本水師主力進入白江口，阻絕了日本水師對周留城的增援。第二天，中日水師在白江口遭遇。

由於唐軍佔據絕對優勢，日軍很快敗下陣來，但劉仁軌並沒有下令追擊，而是要求唐軍在江上擺下陣勢，繼續嚴陣以待———唐軍的優勢在質量，倭軍則擁有數量優勢(各種文獻記載中，日方艦隻數量應該在800甚至上千艘,人員大約4萬人，唐軍，戰船170艘，人員7000人)，如果到了寬闊海面，倭軍艦隻呼啦啦地一下展開，那唐軍還是沒有辦法的。相反在這個狹窄的入海口，解決日本人倒是更方便些。

鮮有大規模戰爭經驗的日方將領卻認為，只要憑藉艦船數量多，一擁而上，全力進攻，就一定能打敗唐軍。於是，日本水軍毫無陣型，一窩蜂地沖向陣型齊整的大唐水軍。面對亂糟糟壓過來的倭軍，唐軍艦船順勢呈U字型擺開陣列，任由日艦沖入本方腹部，之後馬上左右合攏，將日艦圍困其中，憑藉艦船高大，居高臨下，採用火攻，展開攻擊。日本水軍被困於狹窄區域，「艫舳相撞不得迴旋」。

之後的兩天，中日水軍交戰4個回合，日軍每戰皆敗。白江口之戰，唐軍一共焚毀日本艦船400餘艘，殺敵不計其數。《舊唐書》記載：「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灼天，海水皆赤。」

日本水軍慘敗消息傳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濟貴族們在絕望中只得向唐軍投降，百濟自此徹底滅亡，百濟故地人心歸服大唐。日軍敗北後，殘軍敗將載著從半島逃出來的部分日本僑民以及一些百濟的遺老遺少，因害怕唐軍追擊，在海上漂了一個多月才敢回日本。，在失去「內部策應」後，日本陸軍也不得不從朝鮮半島撤回本國。至此直至明朝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前，日本再未曾向朝鮮半島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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