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發出吼聲：中國教育到了最危險地時候！

章啟群

作者：章啟群

考察今天美國的情況，可能會讓我們更為警策，更加清醒。除經濟總量之外，美國在軍事、科技、管理、教育、文化等眾多層面均領先於世界各國。支撐這個世界第一領跑能力的當然是實力。而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的背後，不言而喻是人才。從每年獲得諾貝爾獎各種獎項的人數，以及世界科技新聞，就可以看出美國巨大、雄厚的人才實力。同樣，在文化、體育、藝術、學術等方面，美國也具有巨大的人才儲備。

人才由教育培養出來。人才的培養大約是三十年一代人。今日在校學生到2049年（建國100年）時則為中國社會中堅。從這個角度省察中國今日的教育能否為此承擔歷史重任，是刻不容緩的戰略思考。

毋庸諱言，新中國65年的教育成就巨大，尤其是普及教育的成果，令世界刮目。然而，新中國教育原先存在的根本觀念和體制問題，現在已經出現災難性後果，而且積重難返。對於今天中國教育面臨巨大危機，很多人估計遠遠不足。因為教育不同於政治、經濟、軍事活動，處理不當會馬上產生後果，立竿見影。教育造成的後果大約三十年以後才能出來。教育涉及每個個體的一生，涉及群體的是一代人。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句古訓是人們總結的真理。我們現在出現的社會問題，根源至少在三十年前。而我們當前更嚴重的教育問題，大概到三十年後會爆發為社會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對於教育立即作出根本的戰略性調整，則未來之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無異於羊入狼群，後果令人不堪設想。

一、尖銳的兩大現實問題

1、龐大的教育規模後面是世界一流人才斷缺

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和菲爾茨獎是公認的當今世界科學水準的一個重要尺度。中國大陸至今無人獲得這兩個獎項，說明中國大陸現有的自然科學家屬於世界一流的幾乎沒有。每年世界發布的十大科技新聞，至今也與中國無緣。這個現象常被人們提起，也成為國人的一個心結。然而，這還不是最壞的消息。

反思一個特殊的現象會讓我們不寒而慄：迄今為止所有獲得諾貝爾科學獎、菲爾茨獎的中國人（包括華裔外國人）：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崔琦、錢永健、高錕、丘成桐、陶哲軒等人，都沒有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上過學。反過來說，1949年以後在中國大陸受教育的中國人數以億計，至今卻沒有出現一個諾貝爾獎、菲爾茨獎獲得者。

當然，中國科學家在某些領域（例如人工合成胰島素）曾經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而從事「兩彈一星」和其他某些工程研究的科學家，不少應該屬於世界一流，例如錢學森、華羅庚等人。然而，這些科學家都不是新中國培養的，基本上也都是歐美的留學生。

1949年後中國仍然不斷派遣留學生，上世紀80年代後留學生更多。今日中國已經或曾經在海外留學的人員有3百萬之多，歸國者上百萬。按照一般規律，一個人從事科學創造的黃金年齡是30~40歲。如果說1970年代之前中國教育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那麼在強調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改革開放以後，從1977年恢復高考至今，培養的學生包括留學生達到這個黃金時段的中國人至少幾千萬。但是，其中至今仍然沒有出現世界一流科學家。

簡單歸納一下以上信息，我們可知：第一，中國人有能力成為世界一流科學家；第二，1949年以後我們自己卻培養不出世界一流科學家。結論自然指向一個總根源：教育。

這就是錢學森不斷提問的要害：為什麼我們的大學不能培養世界一流人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由於國際戰略的因素，今後中國不可能從外國引進頂尖的科技人才，必須靠自己培養。像1950年代大批海外科學家歸國的情景，是一去不會復返了。

可能也有極少數例外：陳景潤的成就應該是世界一流。最近張益唐關於「孿生素數」證明的成果也達到世界一流。但是這兩個個案不能從根本上回答中國教育在科技人才培養上的尖銳問題，即「錢學森之問」。

中國當前也在追趕世界科學技術前沿，航天和軍事科技猶為矚目。但是，這些都屬於模仿和追蹤，儘管是世界第二、第三，仍然不是領先。科技不能領先，成為世界第一政治、經濟大國的中國何以應對世界？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在哲學社會科學的絕大多數領域，占居最高學術地位的仍然是「五四」一代學者。雖然哲學社會科學每年都有很多「成果」，也有國家重大項目和課題，但是，其學術水平實在乏善可陳。少數學科例如考古學，由於新材料的發現而有所推進；經濟學由於現實問題而拓展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對策。但是在學術水準上，仍然沒有重大突破。

反觀今日之中國學校，尤其是大中城市，從幼兒園到大學，其規模之大，設備之新，可謂空前。全國「985」大學39所，「211」大學100多所，省市重點中學、小學更是無法統計。國家的教育投入雖然只佔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4%，但比起當年的西南聯大，甚至民國時期的北大、清華的投入，可謂天壤之別。此外，今日中國基礎教育基本普及，文盲基本消除。從每個家庭來說，子女教育可能是家庭除了買房之外的第二大投資，可謂不惜血本。社會上的課外教育是當前中國巨大的產業。教育，實際上得到舉國重視。然而，為什麼中國不能出現世界一流人才？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大批留學生中也沒有世界一流人才。這與20世紀初的中國留學生人才輩出的現象，形成鮮明對照。

原因在哪裡？

2、社會道德失去底線，人格教育失敗

人類社會總是從野蠻走向文明。教育的根本任務是實現這一目標，培養社會公民的文明素養。故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禮記·學記》云：「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韓愈《師說》亦云：「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沒有人天生就能獲得人類的文明，每個個體進入文明的捷徑就是教育。無教養的人就是野蠻人。因此，每個個體成長的第一個階段就是接受教育。教育也因此稱為啟蒙、「開蒙」。這些教育的成果，對於每個個體會產生終生的影響。因此，在社會生活的長河中，教育是上游。如果上游污染了，下游是無論如何清除不了的。

當下中國社會出現種種空前嚴重的道德缺失事件，也從根本上暴露出教育的深刻危機。下面只提及一些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現象，這些現象雖然與一般的違法犯罪相關，但本文重在揭示這些事件背後深層的道德空缺。

首先是社會性的欺詐。幾乎所有的成年中國人都有遭遇詐騙的經歷，例如電話、手機信息、Email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詐騙活動幾乎天天發生，肆無忌憚。中國製造品的造假範圍和程度絕對世界第一，而且大面積涉及食品、藥品等生活必需品，突破安全底線。中國欺詐方式之新奇獨特堪稱世界第一，不僅有假公司、假警察、假軍官、假高幹，甚至有假學校、假軍隊。中國的騙子人數穩居世界第一是毫無問題的，可以推斷大多是受過教育的，甚至是掌握高科技知識的人。這些概括說明發生在中國的欺詐行為具有一種「社會性」。中國的社會性欺詐可謂無孔不入，難以想像，防不勝防。每個人在生活中稍不留神就會上當受騙，造成不同物質和精神損失。社會性的欺詐給人們帶來巨大的不安全感。社會性欺詐表明進行這些欺詐行為的人對於道德的淡漠和蔑視，更從廣度上表明道德感缺失的社會普遍性、整體性。

其次是一些令人尊重行業的職業性犯罪。例如產科醫生販賣嬰兒，教師姦汙、猥褻幼女，醫生姦汙病人，法官犯法，等等。醫生、教師、法官的職業本身就具有道德的含義。所有這些犯罪人員絕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因此，這些行為不僅僅是犯罪，實質是喪盡天良，表明道德缺失前所未有的深度。

最後是校園血案頻發，更讓人們心驚膽戰。從1990年代開始，在校學生自殺和他殺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一度在大學生中盛傳「感謝不殺之恩」成為畢業用語。這其中轟動全國的是「馬加爵殺人案」、「付成勵殺人案」等，轟動世界的是「朱令鉈中毒案」。

孤立地看這些似乎都是偶然事件，沒有普遍性。但是，從現在頻發的難以統計的校園自殺和他殺案件，應該不能簡單認為這些都是偶然事件。用金屬鉈毒殺自己同學的事件在不斷重演。1997年5月，北京大學1994級化學系兩名學生因同學投毒發生鉈中毒。2007年6月，中國礦業大學發生3名大學生鉈中毒。[2]殘殺室友的血案也不是清華個案，北大發生過，復旦的投毒案近日正開庭審判。這些中國最好大學中的殘殺室友案，實在是令人寒心徹骨，徹底絕望。甚至在中國政法大學這個法學最高學府的教室里，學生用刀砍殺老師，真是空前絕後的絕大諷刺！

更加令人憂慮的是，校園血案已經從大學蔓延到中學。2008年10月4日晚，山西朔州一中的郝旭東老師，被一名16歲的高一學生連捅幾刀，倒在血泊中。這個自稱是「倒數第一、差生、壞學生，一塊臭肉壞了一鍋湯」的學生，在一張活頁紙上寫下300餘字的「死亡筆記」：

不光是老師，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學也是，他們歧視我……我也不會去尊重他們，我的心靈漸漸扭曲。我採用了這種最極(端)的方法。我不會去後悔，從我這個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選擇了一條不歸路，一條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這種方式可以喚醒人們對學生的態度，認識社會，認識國家，認識到老師的混蛋，讓教育業（也）可以改變。

不難看到這個絕命辭所指何處。

校園生活應該是人生最美好的生活，有什麼理由要毀棄、自殺？師生、同學之情是最珍貴的情感之一，有什麼仇恨要相互殘殺？我們很難完整統計近20年來中國校園血案的次數，也很難描繪具體的情景。僅從上面描述的情況來看，有一點可以肯定，今日中國校園發生的血案決不能看成是偶然。校園血案展示了在校學生心理和人格扭曲的極致，反映了當下學校人格教育的深層失敗。當然，古今中外也有校園血案，美國校園槍擊案也令人震驚。但是我們絕不能將此與中國校園血案混為一談。設想一下，如果今日中國的學生像美國學生那樣手裡有槍，校園情景我們能夠想像嗎？

社會對於每個人的約束分為剛性與柔性、內在與外在。法律、法規、上司、家長、老師等等的約束是剛性的、外在的。道德、信仰等約束是柔性的、內在的。我們社會如果只有剛性的、外在的約束，失去柔性的、內在的約束，也一定會崩潰。如果說，連受教育者甚至受高等教育者都沒有道德自律，社會的道德底線則絕無保障。更何況受教育者帶著心靈的創痛，扭曲的人格，他們的社會行為如何能有道德底線！

由以上兩個尖銳的社會問題分析，足以證明當下中國教育在深層次上的失敗。

二、「應試教育」模式之惡果分析

任何教育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中國教育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與這個教育規律逆反。具體說，當下的中國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應試」而來。人才與道德斷缺的直接原因是當下的「應試教育」模式。

1、「應試教育」模式對於科學人才的摧殘

任何一流人才的出現都基於兩個條件，即天賦和興趣。不能說新中國的天才學生比民國時期少，更不能說新中國沒有天才學生。從教育普及程度與人口增長可以推斷，新中國的天才學生只能必民國時期多，而且多很多倍。沒有出現像錢學森、華羅庚等那樣的一流人才，原因只能是學生對於科學探究的強烈興趣的整體缺失。這種對於科學創造強烈興趣的喪失，是「應試教育」直接惡果。

現在的中、小學生們處於「時刻準備著」的狀態，繁重的課程和作業，各種各樣的考試，甚至周末還有各種補習。當他們進入大學或者熬到博士的時候，對於科學的真正興趣已經消磨殆盡了。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在中學生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物理、化學等比賽中，中國常居第一。然而，這些拿了金、銀牌的學生在進入理想的大學之後，卻失去繼續探討科學奧秘的熱情。利用自己的知識來掙錢、做官、過好日子，是這些孩子的大致出路。我們的教育消磨了學生追求知識、探究真理的強烈興趣，是我們教育毀壞人才的根本所在。

此外，「應試教育」模式在具體的教學方法上著重技能訓練，實質上與馬戲團的馴獸沒有實質區別。這對於學生的創造力、想像力的傷害是徹底的，如同釜底抽薪。高考的題型及回答技巧，已經深深嵌入學生的思維之中。可怕的是，越是高考獲得高分的學生，進入這個陷阱就越深，傷害越大。他們是考試的高手，卻是科學創造的低能兒。筆者深切感到，近幾年來這個現象在北大已經非常突出地展現出來。

2、「應試教育」模式是道德教育的災難

「應試教育」對於學生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養是災難性的。為了高考，升學率是中國每個中、小學追求的目標。更嚴重的是，對於高考的衝刺，已經從幼兒園、甚至胎教就開始了。高考是個必須要過的獨木橋，因此，分數是硬道理。為了升學率，中、小學教育之首惡是傷害、戕害了「大多數」。中、小學裡的優秀師資主要用在少數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身上。質言之，我們的中學就是為這些少數人辦的，而遺忘了大多數學習成績不好的學生。這種為了培養「少數」而讓「大多數」帶著心靈的創傷走出校門的教育，本質上是反教育的。

中學階段正是一個人世界觀、人生觀形成的時期。這個時期受到的負面影響，對於個人是影響人的一生，對於社會則影響到道德倫理、社會風氣甚至犯罪等多種領域，其危害性是難以估計的。讓走出校門的「大多數」成為這個社會冷漠無情、甚至是具有對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國中、小學教育真正的失敗。

而那些學習優秀的少數學生，也沒有得到真正的道德教育。由於學習成績被當作衡量一個孩子全部素質和能力的唯一標準，學習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懶惰等缺點也不被在意。學習成績不好的孩子，即使有節儉、勤勞、樂於助人等很多優點，也被忽略不見。出現在大學裡的問題，例如大學生的精神問題甚至高校血案，其實是這些中、小學德育缺失的直接後果。

由於「應試教育」這個根本的原因，現在中、小學的德育和素質教育基本形同虛設。因為，與分數相比，與人為善、助人為樂等等這些東西能值幾何？而禮義廉恥又何從談起？中國教育的失去正是這一根本指向，把教育混同於學手藝的工匠學徒。可以推想，一個初中畢業生也受過9年的國家義務教育，至於大學、碩士、博士受的教育更多。但是，漫長的學齡與人格教育無關。從根本上說，受過教育的學生只是掌握一些知識和技能的人，或者說，只是過去意義上的手藝人。因此，舉目中國社會，從農民工到企業家、政府官員、大學教授，在學校都沒有受到嚴格、完善的人格教育。他們其中很多人沒有基本的文明意識，例如不敬業，不能平等待人，等等。中國旅客糟糕的世界形象是各色人等的縮影，而校園血案則表現出人格扭曲的烈度。

3、「應試教育」導致家庭教育扭曲

應該強調的是，形成中國目前頑固的「應試教育」模式，其原因不僅僅在於學校，還有很多其他社會因素。限於篇幅，本文略談一點：狹隘的「望子成龍」的社會觀念，也為「應試教育」模式推波助瀾，使之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大多數中國人把孩子的未來當作家庭的唯一一重心。即使是生活在農村的貧困家庭亦是如此，甚至這個觀念更加強烈。而且，孩子未來的關鍵就是高考。於是，從孩子受孕的時候起，向這個終點的衝刺就開始了。這種家長「望子成龍」的觀念讓學生和學校都處於泰山壓頂之下，變得畸形。尤其是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社會現實，讓學校的壓力更是雪上加霜。這種壓力不僅直接體現在中、小學老師身上，而且更加沉重地落在中、小學校長身上。任何學校，如果升學率不行，優秀的生源則會幹涸。學校因而經費短缺，老師待遇下降，嚴重的則會關門大吉。升學率高的學校則完全相反。全國的中、小學面臨這一同樣現實，它們也別無退路，只有「華山一條道」：不惜一切追求升學率。由此也產生一些奇特的現象：一些個別中學考入北大、清華的學生數竟然佔全省的80%以上！然而學生生活之單調、刻板令人難以忍受，甚至為高考開誓師大會，口號是「拼盡最後一滴血」，被稱之為「高考集中營」。但是，這種教育史上空前的怪胎卻得到社會仰慕，仍然生源滾滾，十分紅火，成為中學生及其家長圓夢之地。而這些高考名校招收的收費生，每個人其金額竟然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之多！因此，這一類中學教師的收入，亦是北大、清華等名校教授的幾倍，這也是人所共知、習以為常的。

獨生子女政策強化了「望子成龍」的觀念，導致家庭教育觀念極度扭曲。中國幾千年優良的家教傳統，例如教育孩子節儉、勤勞、忍讓等，今日已經所剩無幾，或可謂蕩然無存。一些學習成績不好的學生，無論如何也不能獲得社會和家長的讚賞。他們在學校、社會和家庭重重壓力之下，悲觀消沉，於是利用上網等各種形式叛逆家庭，造成了很多家庭和社會悲劇。有各種中、小學生殘害自己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報道，就是佐證。

三、為什麼沒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古今中外的學校都有考試的設置。學生學習不能沒有考試，學校招生也不能沒有考試。但是，像今日中國這樣的「應試教育」模式，不是教育的常態，而是教育的變態，亦可謂千古獨步。問題在於，現實的教育問題如此尖銳，真正的學者痛心疾首，社會批判不絕於耳，而現狀卻依然如故。教育行政部門熟視無睹，我行我素。真正的教育改革為何如此艱難？

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一樣，教育改革的阻力也來自巨大的利益集團。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下，有一個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團，頑固堅守著舊有體制，阻擋中國教育的真正改革。

這個利益集團中之最龐大、也是最要害的，是教育官僚集團。中國教育的「官本位」體制，是個不爭的事實。「官本位」體制對於中國教育的扼殺與危害，簡單說就是把學校變成政府衙門。衙門的實質就是誰官大誰說了算。離開現行的教育體制，這個官僚集團中大部分人就要轉崗或下崗。他們的全部身家性命與這個體制是一體的。而無論教育的現實問題如何嚴重、尖銳，都不會絲毫影響到這個官僚集團的私人利益。

這個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首先是陞官。具體分析一下，現有39所「985大學」的校長和書記都是副部級幹部，而很多「985大學」的校長書記都是從教育部的廳局長直接空降任命的。教育部近百個副部級位置，給教育官僚們留下了巨大的升遷空間。不僅是副部級位置，還有廳局級、處級位置等等。全國的教育行政官僚人數我們是可以想像和估算的。其次是經濟的利益。由於「官本位」體制，教育官僚的權利之大、好處之多是秘而不宣和人所共知的。隨著國家教育投入的增多，這個官僚集團掌握的巨額資金越來越多，他們的個人利益反而會越來越好。因此，教育官僚集團在現行的體制中如魚得水，滋潤無比。他們絕不想改變現狀。

梳理一下近二十年來教育部進行的所有「改革」措施，人們不禁會發現有一個本質特徵：越是「改革」，教育行政部門權利越大。例如，無論是把高考從一次變成多次，還是英語減分、語文加分等等，教育行政部門的權利絲毫不受影響。所以，他們熱衷的正是這樣無關痛癢的「改革」。這恰恰與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相反，對於任何損害教育行政部門權力的改革，對於真正進行教育改革探索的社會舉措（例如南方科技大學的模式），教育官僚集團都會自發本能地反對，堅決將其撲滅、扼殺。從這些事件中一些教育行政部門的官方發言，即可看出其語言之刁鑽，態度之蠻橫，理由之荒唐。人們不難發現這種情景與劉志軍時期鐵道部所作所為，如出一轍。

第二個既得利益集團是巨大的教育商業體系，包括出版社、報紙、電視、民辦學校、系列的補習班等。他們是依附於這個體制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的附庸。現在人們認識到，賺孩子的錢是最容易的，也是有暴利可圖。過去被稱為「電子一條街」的北京中關村，現在則電子業蕭條，而課外教育紅火。從到處閃爍的高樓上巨大的廣告，人們都知道這裡已經成為「課外教育一條街」了。而早已在美國上市的「新東方」，不僅成為家喻戶曉的著名企業，而且也是青年人勵志的模本。這個教育商業集團不僅利用現行教育體制進行商業運作，還不時與教育官僚集團相互呼應，運用各種媒體進行宣傳，推波助瀾，共謀巨利。其中最突出的是壟斷大、中、小學各種教材的出版、發行。

第三個既得利益集團是這個體制指定、認定的「專家」、「學者」。這些人絕大多數既不是純粹學者，也難說是純粹官僚。他們以學者的身份出現在官場，以官僚的身份出現在學界。他們是官僚身份和學者身份兩位一體。這種兩棲的身份使他們獲取雙重的好處：進而能做官，成為純粹的官僚；退而能為學，繼續在學界頤指氣使。他們在這個體制內得到的好處，甚至不亞於官員。因此，他們經常以「專家」、「學者」身份為這個教育體制辯護，效果比教育官僚的說服力更大，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騙性。

由此可見，雖然現行的中國教育與教育規律逆行，其災難性現狀和巨大的危機已經暴露無遺，但是，撼山易，撼中國教育難！因為，這個巨大的利益集團形成的阻力不是一般的社會力量能夠衝破的。而寄希望於現行的教育行政部門來進行任何實質性的教育改革，只能是幼稚和妄想。

四、中國教育改革的唯一出路：市場化

從根本上說，中國現行的「官本位」教育體制，是計劃經濟模式下的體制。試想，「計劃經濟」都無法運行，「計劃教育」如何能夠正常運行？簡言之，政府連一個生產企業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夠管理好一個大學？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官本位」教育體制，已經遠遠落後於中國經濟、文化建設的現實。中國教育面臨的問題，與改革前的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基本一樣。當我們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無法從內部突破時，只能運用市場的槓桿從外部消解。市場經濟不僅滋生、壯大了民間企業，也改造了國營企業。對於現行中國的教育體制，只有運用「市場」的槓桿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讓「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復教育原本的功能。因此，中國教育要進入常態的唯一辦法是：真正實現民間資金進入國家教育，開放私立大學。

中國學生的高考情結及其變態現象，主要是由國內大學尤其是優秀大學數量極少造成的。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具有南京、西安、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的省份，一般省份的中學生考入「985大學」大約為幾十萬分之一，考入「211大學」的中學生也是幾萬分之一。慘烈的競爭是導致高考扭曲、變態的直接原因。這可以說是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指出這個現狀，就自然知道這種「僧多粥少」的局面，依靠簡單的高考改革是解決不了的。無論是一次高考還是多次高考，只要升學的比例不變，對於中學生和老師的壓力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加。實質上是把過一次鬼門關變成多次過鬼門關，最終還是增加中學生壓力和負擔。解決這個矛盾的出路實質上只有一個，那就是大力興建大學，大力興建高水平的大學，增大中學生升學比例，尤其是增大升入優秀大學的中學生比例。除此之外，別無它途。一切異想天開和花拳繡腿的做法，不是欺人，就是自欺，有害而無益。

但是，興建大學僅僅依靠政府的財力則遠遠不夠。現有中國教育主要依靠政府財力支持。2013年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宣稱，2012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五年累計7.79萬億元，年均增長21.58%，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達到4%。由此推算大約每年國家的教育投入是15590億元人民幣。但是，很多大、中、小學經費仍然嚴重不足，尤其是非重點的學校，更不用說是大批興建大學了。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近年外流的教育經費卻令人觸目驚心！中國目前出現了留學大潮。可以說正是國內高水平大學太少而將大批中學生擠出了國門。[4]數據顯示海外中國留學生總數為309.54萬人，除去回國的大約100多萬，仍在海外的約有200萬。自費留學佔到整體人數的90%以上。如果按照一個學生的年費用20萬元人民幣計算，全部留學生的金額可達4000億人民幣。我們為什麼不用新的政策、法規，讓這筆巨大經費發展我們自己的教育？近5年國家年平均投入的教育經費是15590億人民幣。如果每年再增加4000億人民幣用在中國大陸的教育投入上，我們現在「985大學」、「211大學」的數量可以增加多少？

隨著國民經濟收入的增長，讓孩子在高中甚至初中階段出國留學成為越來越多家長的選擇。這對於心智尚未健全的獨生子女，實質上並不是很好的選擇。很多中國家庭用一輩子積蓄讓子女留學海外。這些留學生中除了不到1%的學生能夠進入國外一流大學，其餘學生大都進入二、三甚至不入流的學校。設想，如果中國再由民間資金新建100所「985大學」，1000所「211大學」，中學生上大學的比例達到75－80％，上名牌大學的比例達到30－40％，中學生和老師為高考還會這樣玩命嗎？出國留學還是這樣火熱嗎？只有從根本上解決「應試教育」的弊病，中國教育的廣闊前景才會展現出來。

教育還是一個巨大的產業。如此大規模的新建大學出現，能夠解決各方面的人才就業。需要的教學人員就有幾十萬，可以吸引大批的海外留學人員歸國任教。行政、後勤管理人員也要幾十萬，相關的建材、設備和服務人員，更是不可勝數。

用市場的規律不僅會在中國興建起一批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學，而且還能盤活我們的國立大學。實際上，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名牌大學，例如哈佛、斯坦福、牛津、劍橋、早稻田等都是私立的。這是全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辦教育的共同經驗。只有引進這個機制，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目前的教育體制和模式。

五、最後的呼籲

中國教育面臨的形勢是十分嚴峻的。拯救我們的孩子，拯救中國教育，有很多相關的事情要做。教育的改革必須與納稅制度改革配套，否則無人主動捐資教育。還要改變人們狹隘的「望子成龍」的觀念，要樹立平等的人格尊嚴，要宣傳普通勞動的價值和意義……試圖一蹴而就徹底解決這些問題也是幼稚的。

但是，中國教育必須立即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須作出戰略性調整，必須有頂層設計。在目前，恢復私立大學，實現教育市場化，從根本上改革中國的教育體制，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希望，中華民族才能真正騰飛，才能在人類世界立於不敗之地。

無論是近代歐美還是日本的崛起，在根本上都得力於大力發展教育。當年鄧小平在1977年斷然恢復高考，及時挽救了一大批人才，儘可能地彌補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人才不足，展示出一個偉人高遠的眼光和偉大的氣魄。教育是最能考驗政治家戰略眼光的試金石。

今日中國之教育危機絲毫不亞於1977年，而三十年後之中國未來完全繫於當下。如果坐失良機，一錯再錯，則將成為中華民族千古之遺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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