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歷史著作成為廉價政治宣傳品：為西班牙內戰寫史的故事

撰文：喬治·埃森魏因

翻譯：戴大洪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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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內特·博洛滕與西班牙內戰

伯內特·博洛滕（1909－1987）以其畢生精力所從事的關於西班牙內戰的研究始於1936年7月。那一年7月18日傍晚，本打算在西班牙短暫旅遊的博洛滕來到巴塞羅那，開始了十分令人期待的兩周度假。第二天凌晨，聽起來像是使勁拍打地毯的聲音把他吵醒，實際上，這是從旅館附近街頭傳來的槍炮聲。他所下榻的西班牙旅館位於巴塞羅那的市中心，戰鬥正在那裡的大街上進行。西班牙內戰爆發了。在隨後的幾天時間裡，如旋風般席捲著城市的事態發展深深地吸引了博洛滕——他親眼目睹了對教堂的洗劫以及對工商企業（包括他所住的旅館）和公共場所的革命性接管——以致他認定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開啟記者生涯的良機。在給合眾通訊社倫敦辦事處（他曾於1935至1936年義大利-阿比西尼亞戰爭期間為合眾通訊社工作過）拍發了加急電報之後，合眾通訊社要求他作為該社的通訊記者之一留在西班牙採訪報道西班牙內戰。從這一刻起，博洛滕將從不同的方面採訪內戰，記錄無政府主義者在靠近阿拉貢前線的地區所進行的集體化實驗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報道馬德里、阿利坎特、巴倫西亞和巴塞羅那戰線的後方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直到他於1938年離開西班牙為止。

1936年，西班牙內戰期間，17歲的共產主義戰士Marina Ginesta

在此期間，博洛滕不僅得到了某些重大事件——例如1937年的五月危機——的第一手信息，而且直接認識了共和派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內戰參與者。他在所到之處遇見並且採訪了性格各異的人物，例如弗朗西斯科·拉爾戈·卡瓦列羅和布埃納文圖拉·杜魯蒂，前者是社會黨工會的資深領導人，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曾經擔任共和派政府總理；後者是一名深受民眾喜愛的無政府主義鬥士，1936年11月在馬德里前線死難後獲得了近乎傳奇的地位。博洛滕還遇見了一些捲入西班牙內戰的著名外國記者、藝術家和文學人士。他遇見的這些名人當中有《芝加哥論壇報》的傑伊·艾倫，西班牙詩人萊昂·費利佩；英國詩人和作家W.H.奧登、斯蒂芬·斯彭德和拉爾夫·貝茨，美國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和約翰·多斯·帕索斯以及墨西哥壁畫家阿爾法羅·西凱羅斯。眾所周知，內戰還在好萊塢引起了轟動，因此，文藝明星作為名人遊客去西班牙旅遊並不少見，例如英俊小生、萬人迷埃羅爾·弗林。博洛滕碰巧在巴倫西亞的共和派政府新聞審查辦公室里遇見他，這使博洛滕發出了一條獨家新聞。幾天後，當傳說弗林在馬德里前線失蹤時，博洛滕看到人們到處尋找的這位澳大利亞演員正在一個露天水果攤買東西。

博洛滕到西班牙將近兩年時，作為戰地記者他的工作出現了疲態，這使他不得不考慮休息一下。1938年春天，他決定接受萊昂·費利佩的建議，與新婚不久的演員妻子格拉迪絲·艾薇·格林去墨西哥，這樣一來他就能把自己在內戰中的見聞感受整理記錄下來。當年五月，博洛滕夫婦乘坐「瑪麗女王」號客輪的三等艙動身前往墨西哥，他們隨身攜帶了幾個柳條箱，裡面裝著博洛滕在西班牙當記者期間所搜集的各種資料（報紙的剪報、小冊子等等）。1939年4月西班牙內戰結束後，當成千上萬各種政治色彩的共和派流亡者在墨西哥避難時，博洛滕得到了採訪其中許多人的絕佳機會，這些人與他正在記錄的重大事件直接有關。通過與這些事件參與者的交談，他對內戰有了某種更加精準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接受他的採訪並且向他提供文件證據的許多內戰人物是軍隊的領導人，例如伊達爾戈·德·西斯內羅斯，他是共和派空軍司令和有影響的共產黨宣傳家康斯坦西婭·德拉·莫拉的丈夫；還有塞瓦斯蒂安·波薩斯將軍和何塞·米亞哈將軍，整個內戰期間，這兩個人在共和派的軍事行動和政治事務中起著關鍵的作用。鑒於出現了這些新情況，博洛滕決定擴大原計劃的範圍，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利用我有幸得到的這些個人證言和文件，寫一部全面的內戰史」。

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裡，博洛滕著手實施一項艱難的計劃：擴充1938年離開西班牙時隨身攜帶的本已龐大的原始資料庫。他開始大量搜集與內戰和革命有關的內容廣泛的文獻資料。為了得到內戰期間出版的地方報紙和記述內戰的印刷品，他在西班牙全國的省級報紙上刊登廣告。與此同時，他走遍歐美各國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到處搜尋書籍、小冊子和政府文件（戰爭在歐洲大陸爆發後，他從德國和義大利得到了刊期完整的幾種報紙）。接著，在妻子的協助下，博洛滕用十年時間撰寫了一部關於內戰的歷史專著，並將他為這部專著籌措資金而被迫出售的數百份報紙、期刊和小冊子謄抄列印成簡易的副本，同時整理編輯了很可能是當時規模最大的西班牙內戰個人資料集。

博洛滕撰寫的這部歷史專著的初稿反映了1936年離開祖國之後左派政見和意識形態對他的影響。他在墨西哥的私人交往——特別是與臭名昭著的共產國際成員維托里奧·維達利（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的友好關係——反而有助於強化他對西班牙內戰的馬克思主義認識。他先前表明的關於左派政治鬥爭的看法得到維達利的真心讚許並不令人感到意外，首先是因為這些看法非常接近共產黨人的觀點：全國勞工聯合會-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者聯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反斯大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是分裂共和派陣營的力量。然而，當博洛滕的分析逐漸開始明顯背離共產黨的正統路線——例如他拒絕把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描繪成一個「托派」組織——時，孔特雷拉斯建議他停止寫作「休息一下」。正是在其撰寫歷史專著的這一關口，博洛滕斷定，他必須遷離墨西哥城，在墨西哥某個可以為他的工作提供較為自由的環境的地方重新安頓下來。儘管這次搬家並不意味著他正式斷絕了與共產黨人的私人關係並且不再贊同他們的思想，但是，離開墨西哥城標誌著，他開始與他們的史學觀點拉開距離。

伯內特·博洛滕

隨後的八年時間裡，博洛滕夫婦遷居於墨西哥各地。他們先是落戶瓜達拉哈拉，接著又去了諾加萊斯和索諾拉，最後居住在恩塞納達。在這些新的居住地，博洛滕逐漸開始形成與共產黨人背道而馳的內戰觀念。發生這種變化的部分原因是他不再承受必須與共產黨人的宣傳口徑保持一致的外部壓力，而在墨西哥城，他受到的正是這種壓力。他剛剛開始與之交往的生活在首都之外的共和派流亡群體對博洛滕此時的思想產生了另一種影響。例如，在瓜達拉哈拉，他開始採訪無政府主義者、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成員和前共產黨人，這些人關於內戰的個人證言與博洛滕本人對當時政治現實的印象產生了共鳴，他在西班牙對內戰進行報道時，親眼目睹了這種現實。此外，他們對於內戰的看法得到了大量文獻資料的證實，自從來到墨西哥後，他一直不停地搜集這種資料並將其融入自己的研究中。為了將他現在所認知的內戰的各種各樣相互矛盾的說法統一起來，博洛滕認為有必要為自己對共和派政治生活的研究構建一個更加複雜的闡述體系，這一體系不僅要考慮有時是相互抵觸的光怪陸離的左派觀點的複雜性，而且要建立在大量內容廣泛的原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的基礎上。從這時起，他對內戰的歷史分析將圍繞著兩個最重要的主題進行。一個主題關係到1936年7月的軍事叛亂所引發的那一場由無政府主義者推動的人民革命。作為記者，博洛滕去過共和派控制區的許多地方，由於所到之處親眼目睹的革命性變化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被下面這一事實所困擾：無論是在內戰期間還是戰後，共產黨人竭力掩蓋的正是那場革命的存在。他對那場革命的回憶與共產黨人在宣傳中對共和派事務的非革命闡述有明顯的差異，在他看來，這種差異需要得到某種解釋。因此，他將自己的研究置於人民革命的背景之下。為了做到這一點，他認識到，他的分析的主攻方向必須圍繞著一個內容更加廣泛的主題，它包括以共產黨人為中心的左派政治鬥爭，這種鬥爭使共和派陣營分裂成為一些越來越敵對的派別。最重要的是，篩選成千上萬份原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進行無數次個人採訪並與經歷過內戰和革命的人士數千次通信所花費的那幾年時間使他認識到，試圖對某一因深陷黨派政治泥潭而高度情緒化的事件作出評價的闡述模型必須建立在事實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基礎上。他後來解釋說，他為闡述錯綜複雜的西班牙內戰而進行的學術探索受到塞萬提斯的格言指引：歷史學家是記述已經發生的事情而非應當發生的事情的人。出於這種考慮，他始終努力堅持「審慎和客觀的最高標準」，即使這意味著讓一些以前的朋友和政界熟人——他們堅持以黑白分明的方式銘記西班牙的過去——感到失望。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在居住於墨西哥的將近11年時間裡，博洛滕搜集建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內戰資料檔案庫，其中包括數以千計的書籍和小冊子、黨派報紙和期刊、政府文件以及從各個政治派別的共和派流亡者那裡獲得的沒有公布過的原始資料。資金困難迫使他在1940年將所收藏的多種報紙和小冊子中的一部分出售給了哈佛大學，其中包括刊期完整的（無政府主義報紙）《工人團結報》和（共和派報紙）《政治報》。不過，他仍然擁有大量資料，直到1946年，他與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和圖書館的負責人、自由主義歷史學家H.H.費希爾一起將其個人資料中的更大一部分整理出來存放在胡佛研究所。1924年來到斯坦福大學以後，費希爾幫助胡佛研究所發展成為國際著名的二十世紀歐洲革命與內戰史料的收藏機構，據他說，這一次獲得的重要資料成為胡佛圖書館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專項收藏的奠基石。從1953年起，它將被稱為「伯內特和格拉迪絲·博洛滕西班牙內戰資料集，1936－1939」。

與此同時，博洛滕繼續撰寫他那部關於內戰與革命的書稿。直到1949年與格拉迪絲移居美國之後他才意識到，他遠遠沒有完成的寫作似乎正在變成一項遙遙無期的工程。據博洛滕本人說，他當時已經寫完了大約一半的內容，這些內容後來將成為其開創性的專著《精心的偽裝》的精髓。儘管博洛滕仍然決心某一天完成自己的歷史專著，但是他認識到，從事內戰研究過於長久地佔據了他和格拉迪絲的生活。因此，移居美國使他有機會開始進行一些與其個人生活和職業有關的、比較輕鬆的新活動。例如，博洛滕夫婦在閑暇時跳交際舞，這是他年過七旬以後仍然非常喜歡的一種消遣。他干過幾年銷售工作，1953年取得了房地產經紀人的執照，接著，他又成為西爾斯和羅巴克公司的一名非常成功的百科全書推銷員。然而，持續的經濟壓力和不斷出現的個人債務，包括第一次婚姻的破裂，迫使博洛滕停止了寫作，結果，他無法按照原計劃寫作，而是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不得不「滿足於寫一本比較薄的書」。這部節略的書稿最終完成於1952年，當時他認為這是關於內戰的兩卷本著作的第一卷。他將用接下來的八年時間為他的書稿找到一個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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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爭論的剖析

收到各種學術和商業出版機構回復的許多退稿信之後，博洛滕鍥而不捨繼續努力。西班牙著名自由主義歷史學家薩爾瓦多·德·馬達里亞加建議他與英國的小型出版社霍利斯-卡特出版社聯繫一下，認為他在那裡的運氣可能會好一些。1960年前後，根據馬達里亞加的建議，當時迫切希望看到自己的著作出版的博洛滕把書稿交給了這家出版社。在找到了一個願意與其合作出版該書的美國出版商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之後，霍利斯-卡特出版社同意接受這部書稿，它的書名於是變成了《精心的偽裝：西班牙內戰中的共產黨陰謀》。儘管博洛滕反對使用出版社編輯給他的書添加的這個副標題（和具有挑釁性的封面）——他認為這是為了聳人聽聞而對主題進行的炒作，但他仍然感到欣慰，因為多年來他為搜集各種文獻資料、閱讀不計其數的出版物並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寫成文所作出的犧牲沒有白費。

不過，他從這一渴望已久的成功中所獲得的滿足很快就因為一個與他這本書在國外的出版有關的意外事件而消失了。1961年3月《精心的偽裝》出版發行之後不久，在沒有告知博洛滕的情況下，他在倫敦的出版代理人法誇爾森開始與西班牙政治研究學會談判，爭取使其批准《精心的偽裝》在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出版。聽說這件事情之後，博洛滕以政治原因為由堅決反對在西班牙出版他的書。此時政治研究學會已經認定，某個商業出版社將更適合翻譯出版這本書的西班牙文版。當長槍黨人出版商路易斯·德·卡拉爾特表現出對這個方案的興趣時，博洛滕的代理人讓政治研究學會把出版合同轉給卡拉爾特在巴塞羅那的辦公室。由於談判在沒有徵求他的意見的情況下突然進行，博洛滕一時不知所措，他試圖通過拒絕簽署出版代理人寄給他的合同阻止出版他的書。但是，他的努力無濟於事。這一切開始進行之後僅僅過了三個月，博洛滕吃驚地收到法誇爾森的一封信，後者在信中告訴他，儘管沒有作者簽署的一紙合同，卡拉爾特已經出版了（匆匆翻譯並嚴重刪改的）西班牙文版的《精心的偽裝》，書名叫《大騙局》（El gran enga?o）。

對博洛滕來說更糟糕的是，書中包括曼努埃爾·弗拉加·伊里瓦爾內所寫的一篇序言，他是佛朗哥的宣傳主管之一，當時擔任國家控制的政治研究學會負責人。該書的出版將給博洛滕作為內戰歷史學家的名譽帶來影響深遠的後果。尤其是，它在西班牙國內、更重要的是在國外造成了以下錯誤印象：他的書不是客觀學術研究的產物，他本人是個親佛朗哥分子。事實上，博洛滕的許多流亡中的共和派熟人得知這本書在西班牙出版的消息後非常震驚（和失望），以致他們毫不猶豫地公開譴責他明目張胆地辜負了他們的信任。最令人痛心的指責也許來自與他長期保持書信往來的友人、著名無政府主義活動家、內戰期間因作為首位女性部長加入共和派政府而聲名遠揚的費德麗卡·蒙特塞尼。她在流亡者創辦的無政府主義報紙上發表長篇文章，譴責博洛滕和西班牙文版的《精心的偽裝》。由於他這本經過刪改的研究專著得到了佛朗哥獨裁政權的讚許，博洛滕不僅將會引起他長期與之交往的共和派流亡群體的憤慨，而且將在自由民主的西方國家引起人數眾多、影響巨大的左派作家、學者和知識分子群體的憤慨，這一群體強烈反對對西班牙內戰進行任何不利於共產黨人的闡述。他能否從卡拉爾特盜版事件對其寫作生涯造成的沉重打擊中恢復過來，人們還需拭目以待。

完全拋開與其著作的西班牙文版有關的問題不談，博洛滕還沮喪地得知，《精心的偽裝》在英語讀者中毀譽參半。儘管這本書在一些刊物上得到好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發表在《美國歷史評論》和《西班牙研究通報》上的評論，但是，它受到大多數主要報紙和學術期刊的冷遇。這在某種程度上純屬巧合：博洛滕這部專著正在與某主流出版社剛剛出版的另一部關於西班牙內戰的重要著作、休·托馬斯的《西班牙內戰》（1961）爭奪市場。除了對西班牙內戰作了妙趣橫生、通俗易懂的全景性描述之外，托馬斯這本備受好評的書得益於其客觀的寫作風格。最重要的是，這位英國學者似乎沒有讓他的親共和派傾向嚴重扭曲他對1936年以來左右兩派圍繞著內戰所進行的諸多爭論的分析。除了頑固地為佛朗哥辯護的那些人之外，人們普遍認為這本書是第一部可信而且全面的西班牙內戰史。在自由主義人士——他們構成了對這一主題感興趣的普通讀者的基礎——當中進一步加強了托馬斯這本《西班牙內戰》的暢銷書地位的是它在西班牙成為禁書這一事實。另外，佛朗哥的國內反對派和共和派流亡者認為托馬斯的這本書與博洛滕的著作不同，對於獨裁統治長期以來所進行的有利於自己並且帶有嚴重傾向性的內戰宣傳，它的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都是一種非常必要的糾正。

在《精心的偽裝》首次出版時的歷史背景下頗有影響力的輿論現實是公眾對其評價毀譽參半的原因之一。事實上，它出版於一個東西方之間的緊張局勢正在不斷加劇的時期，這不利於博洛滕為使自己的歷史研究與冷戰攻訐劃清界限所作的努力。因為該書的主題與現時的黨派政治具有無法擺脫的關係，大多數讀者很難認為《精心的偽裝》是對西班牙內戰學術性的客觀展示。另一方面，對於那些長期關注西班牙內戰的口味挑剔的讀者來說，博洛滕這本書被認為是一本基礎讀物。讚賞他的最大的讀者群來自人數相對較少、政治上被邊緣化的歐美左派團體。他們認為，博洛滕第一個對內戰進行了深入分析，不僅展示了經常被忽略的內戰的革命一面——托馬斯的內戰史對此幾乎隻字不提——而且無可置疑地證明了共產黨人的陰謀對共和派事務所產生的破壞性影響。兩本書出版之後，著名的無政府主義作家弗農·理查茲在英國刊物《無政府》上發表文章斷言，關於西班牙內戰，讀者從三百五十頁的《精心的偽裝》中了解到的事情要比從托馬斯那部七百頁左右的更全面的「內戰史」中了解到的多。對於博洛滕為西班牙內戰研究作出的貢獻，英國學者說的不多但卻不乏讚賞者，例如牛津大學教師、後來寫出關於現代西班牙的巨著的雷蒙德·卡爾和謹慎而不因循守舊的牛津大學現代史欽定講座教授休·特雷弗-羅珀。在1964年12月4日寫給博洛滕的一封信中，特雷弗-羅珀主動給予以下讚譽：「我寫信只是為了告訴您，我多麼欽佩您所寫的《精心的偽裝》這本書。我認為它是已經出版的關於西班牙內戰的最富有啟迪性的最佳書籍。……讓我難以忍受的是，當休·托馬斯那本非常拙劣的書被評論家們接受時，您的書卻沒有引起英國報刊的注意。」這麼高的讚譽不僅增強了博洛滕寫出一本有價值的著作的信心，而且在他無法從事歷史專著的寫作期間，促使他保持對於這個問題的熱情。

在這方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博洛滕並不熱衷於求得學術界的認可，但他從不諱言著名學者和作家對他的著作的讚美之詞。與一些詆毀他的人所暗示的恰恰相反，他這樣做不是為了打動讀者。更確切地說，他這樣做主要是由於自己缺少一名專業歷史學家所擁有的正式文憑，因此，著名知識分子和學者的推薦使他的研究在學術上具有了一定的可信度。引述他們的讚美之詞也是針對某些評論家為自己進行辯護的有效手段。這些評論家聲稱，作為一名以前的記者和獨立作家，他的書讓人想到業餘之作而不是一名合格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英國工黨政客羅伊·詹金斯在其刻薄的書評中對《精心的偽裝》的冷嘲熱諷是這種態度的典型代表：

就此書[《精心的偽裝》]而言最糟糕的是它的包裝——書名、序言以及護封上的內容簡介和作者生平。從這些說明來看，博洛滕先生似乎是一個具有非常離奇的背景以致不太可信的人。他真的可能像我們被告知的那樣，為了寫這本薄薄的三百頁的書而用過去二十二年的時間作準備並且「以不斷向美國的主要圖書館出售他的西班牙內戰資料」為生嗎？所有這些非常令人不可思議，而且，前言的開場白實在是再平庸不過了，作者在前言中不知天高地厚地宣稱：「本書是多年持續深入研究的成果。」

考慮到博洛滕個人經歷中不同尋常的那些方面，考慮到多年來他專心致志地投身於西班牙內戰的研究，詹金斯和另外一些不了解情況的評論家總是傾向於把他當作一個古怪甚至神秘的人物而不予重視，這並不讓人感到意外。以下事實也不利於人們把他當作一位嚴肅的歷史學家：他是一名獨立學者，他的研究不依附於任何正規的學術機構或是著名的知識圈子。因此，儘管籠罩著其寫作生涯的特殊環境並未妨礙包括西班牙研究領域的主要權威在內的一些人承認其歷史專著的開創性特徵，但是，在許多其他人看來，其背景中無法解釋的那些方面及其含糊不清的研究動機足以引起對其研究成果學術價值的懷疑。對他來說不幸的是，從這時開始，他在撰寫歷史專著的過程中所選擇的非正統方式將被批評他的人用來作為誹謗他個人、貶低其作品的借口。最惡劣的是，他們的無知——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他如何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導致他們懷疑他的「真實」身份。最惡毒地誹謗他的人不僅詆毀他的個人誠信，而且指責他是一個暗中為美國政府（中央情報局）或者其他冷戰機構工作的冷戰宣傳人員。這種毫無根據的指控所帶來的恥辱將給博洛滕作為一名西班牙內戰歷史學家的職業生涯蒙上一道長長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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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精心的偽裝》

由於《精心的偽裝》西班牙文版事件的餘波持續困擾著博洛滕，在其出版兩年後，他試圖通過在西班牙流亡者的刊物《通訊》（文獻研究中心，巴黎）上發表一份否認聲明消除因同意卡拉爾特的刪改版出版而使公眾產生的錯誤印象。博洛滕在其發表的聲明中解釋說，他已經通過自己的出版代理人喬治·格林菲爾德提出了抗議，抗議弗拉加·伊里瓦爾內為《大騙局》所寫的序言和卡拉爾特未經授權對正文所作的刪改。他說，這種刪改「把我的著作降低到廉價政治宣傳品的水平」。可是，儘管博洛滕對自己的書被長槍黨人出版商卡拉爾特盜版的經過所作的解釋逐漸被費德麗卡·蒙特塞尼和另外一些以前與其為友的著名共和派人士所接受，他卻仍然無法說服所有批評他的左翼人士。對於某些人來說，特別是對於那些共產黨人或者贊成共產黨人關於內戰的看法的人來說，從那以後他都被視為冷戰思維的吹鼓手，在他們看來，反對共產黨對於內戰的看法等同於支持佛朗哥。後一種人對博洛滕作為內戰學者的公眾形象產生了某種非常不利的影響，尤其是因為他們將在未來幾十年的時間裡堅持不懈而且有時是惡意地竭力詆毀他的人格和作品，這使人們對他就共和派政治生活所作的闡述的史學價值產生了懷疑。事實上，由於他們堅決給他扣上了一頂冷戰專家的帽子，因此，無論是否反對共產黨，大多數人都不願意承認博洛滕的著作描述的內戰期間對共和派事務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左派權力鬥爭的動態有什麼重要意義。

這幾年間，博洛滕與他的第二任妻子貝蒂（本姓比德斯）——他們是1955年結的婚——定居於舊金山的灣區。他重操舊業又做了房地產經紀人，這是他在有生之年斷斷續續從事的職業。雖然沒有繼續撰寫他的內戰史的下一部分，但他仍然與內戰中的熟人保持通信，繼續搜集文獻資料並且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他還渴望為他的書找到一個可靠的翻譯和一個不問政治的西班牙文出版商，以便恢復他在共和派流亡群體中可能受到損害的名譽。他的這一努力幾乎導致了另一場出版災難。通過墨西哥的一位律師朋友，博洛滕與胡斯出版社取得了聯繫，在他看來這似乎是一家聲譽良好的出版社。胡斯出版社以其堅定的天主教保守主義而著稱，可是，博洛滕當時並不知道這一點，因此，他面臨著自己的著作與一家支持佛朗哥的出版社再次攪在一起的危險。同一年（1961年）晚些時候，博洛滕遇到了斯坦福大學西-美和葡-巴研究所所長羅納德·希爾頓教授並且和他成為朋友，在那之後，博洛滕的運氣發生了變化。希爾頓意識到與胡斯出版社合作出書是個錯誤，為了使博洛滕避免另一場公關危機，他立即開始進行干預。希爾頓使博洛滕確信，應當把胡斯出版社得到授權剛剛以新的書名《西班牙革命：左派與權力鬥爭》（1962）出版的書籍全買回來，然後在斯坦福大學葡萄牙-巴西研究中心的支持贊助下重新出版。這一措施迅速得到落實，由於幾乎沒有在墨西哥發行，從而控制了可能造成的後果，使博洛滕沒有再次受到出版醜聞的進一步傷害。從胡斯出版社買回大約三百冊平裝本之後，希爾頓讓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把書的封面撕下來，代之以一個蓋有研究所認可印章的封面。1964年，斯坦福大學西-美研究所出版了這個版本。後來，為了使以後將在西班牙發行的譯本更準確地反映原文，又把經博洛滕認可的西班牙文譯稿寄給了仍然拒絕放棄該書西班牙文版版權的卡拉爾特。

在以後的多年時間裡，博洛滕加深了與希爾頓和早已保存了他的西班牙內戰資料集的斯坦福大學的關係。1962年，應希爾頓之邀，他在西-美研究所給學生講課，並且指導他們對西班牙現代史進行研究。由於博洛滕一直努力對任何可能影響其歷史研究客觀性的組織或學術機構面前保持獨立地位，因此，一開始他對是否接受希爾頓的盛情邀請猶豫不決。不過，他克服了自己最初的顧慮，同意在不收取報酬的條件下擔任教職。在隨後的三年時間裡，作為斯坦福大學的兼職講師和拉丁美洲與伊比利亞歷史研究的學位論文指導教師，他承擔了一項有益於提高理論水平的新職責。

在這一段時間裡，博洛滕一直考慮有必要擴展第一本書的編年敘事和歷史分析。然而，只要個人義務和工作職責處在優先的地位，他就不可能做這件事情。除了初為人父——他的獨子格雷戈里出生於1966年——之外，博洛滕在1969年之前全職從事房地產工作。但是，《精心的偽裝》於1968年在收入休·特雷弗-羅珀所撰寫的長篇序言後第二次印行激勵博洛滕恢復了他的歷史探尋。在接下來的十年時間裡，他重新專註於西班牙內戰的研究，修訂校改原來的文稿，擴展編年敘事的範圍。1977年，他的努力初見成效，《精心的偽裝》的修訂增補版《西班牙革命：左派與權力鬥爭》以法文出版。

這個最新版本與較早那本書最重要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全面論述了五月事件。五月事件是內戰期間發生的一個重要的轉折性事件，由於篇幅的限制，《精心的偽裝》在最後一章沒有對其進行徹底的分析。考慮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後西班牙新近出現的政治變化，這個版本的出版似乎及時而恰當地提醒人們，由於像博洛滕這樣的外國學者的奉獻，西班牙人可以開始還原其充滿爭議的歷史中一個令人迷惘的重要時期的本來面目了。然而，這部新著使博洛滕引起公眾的注意主要不是因為那些關心歷史的西班牙人，而是因為他與他的宿敵、美國獨立學者赫伯特·索思沃思在有影響的文化周刊《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所進行的激烈論戰。博洛滕與索思沃思的爭論最初發生在幾年前。在其1963年出版的《佛朗哥聖戰的神話》中，索思沃思像宗教裁判所的判官一樣，用將近十六頁的篇幅對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的《精心的偽裝》進行了審查。除了其他問題之外，索思沃思指責博洛滕出版了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曾經出版過的最親共和派的書」。不僅質疑博洛滕的學術資格並引用前面提到的羅伊·詹金斯的觀點以加強這種印象，索思沃思還武斷地宣稱，這本書的基本前提——包括共產黨人試圖掩蓋軍事叛亂所引發的人民革命的觀點——沒有事實根據。尤其是，在索思沃思看來，《精心的偽裝》似乎具有的二元性引起他的懷疑並且讓他感到困惑。按照他的說法，這本書旁徵博引、正面論述共和派的前半部分駁斥了佛朗哥分子所編造的關於內戰起因的某些神話，與其缺乏證據的有利於佛朗哥的最後結論根本上是矛盾的。索思沃思接著貶斥了博洛滕的研究方法，指責他完全圍繞著有傾向性的原始資料構建了其反對共產黨的敘事體系。

對於在索思沃思的惡毒攻擊中的肆意歪曲和顛倒黑白之處，博洛滕試圖通過發表在西班牙流亡者的報紙《希望報》（圖盧茲）上的一篇短文予以糾正。但是，正如大約十五年後索思沃思對《西班牙革命》充滿敵意的評論所表明的那樣，問題顯然沒有得到令他滿意的解決。索思沃思不僅抓住這個機會像以前一樣再次公開指責博洛滕對共和派政治生活所作的分析，而且他還變本加厲地繼續進行人身攻擊，他斷言，博洛滕的著作觀念狹隘不可能擺脫冷戰思維。更加具有挑釁性的是，他暗示，博洛滕的書所依據的原始資料很可能是「某些美國政府機構[可以理解為中央情報局]所建立的秘密基金散布的」。後面這項含沙射影的指控讓博洛滕感到特別屈辱，出於學術考慮，他顯然沒有特意利用美國政府秘密資助的出版物。博洛滕於1978年8月25日發表的有分寸的反擊文章沒有讓批評者和回應者緊張的神經放鬆下來。在10月的一期《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索思沃思發表了一封嚴厲反駁博洛滕的信。這迫使博洛滕一個月後為自己的名譽而戰。穩健的蘇聯問題專家羅伯特·康奎斯特這時加入了論戰，他提醒人們注意，在索思沃思偏執地對博洛滕使用有傾向性的原始資料不依不饒的背後，是從前的斯大林主義那一套邏輯。康奎斯特根據自己在共產主義研究領域的經驗發表意見，他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觀點：「任何以某種更廣闊的視野關注那個時期的人都知道，當涉及有爭議的問題時，有些變節者提供的材料是虛假的（因為所有蘇聯的材料和親蘇的材料都是虛假的）；因此，真正的歷史學家必須小心翼翼地擇路而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這些回信有效地駁斥了索思沃思的惡意評論，它們卻更容易加強而不是消除索思沃思含沙射影的評論給人們造成的那種印象：博洛滕應當被認為是一名冷戰專家而不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歷史學家。這主要是因為他那些最堅定的辯護者的政治傾向。除了好鬥的休·特雷弗-羅珀之外，由於一些反對共產黨的前共產黨人——例如伯特倫·D.沃爾夫和羅伯特·康奎斯特，他們都是冷戰時期資歷得到普遍承認的蘇聯問題專家——公開稱讚他的著作，博洛滕越來越被人們視為他們的同類。在後佛朗哥時代西班牙國內的右翼政治家和知識分子中，博洛滕的著作備受推崇，他在那裡同樣可以得到某些著名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例如里卡多·德拉·謝爾瓦，這是一位多產的歷史學家，佛朗哥統治時期曾在西班牙信息旅遊部擔任局長。甚至博洛滕的那些左派支持者，例如反對偶像崇拜的坦率的自由主義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和托派歷史學家兼西班牙內戰專家皮埃爾·布魯埃，也以他們的反對共產黨的（應當理解為反斯大林主義）觀點而著稱。結果，沒過多久，當少數幾個抵制反對共產黨傾向的評論家對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西班牙革命》的英文版——《西班牙革命：左派與內戰期間的權力鬥爭》——發表評論時，博洛滕冷戰專家的形象就被他們強化了。

隨著《西班牙革命》的出版，博洛滕面臨其終生從事的歷史研究事業的轉折點。在斷斷續續地把四十年的大部分時間用於西班牙內戰的研究和寫作之後，他還沒有完成自己滿意的內戰史。我們已經知道，《精心的偽裝》的敘事戛然而止並非博洛滕之所願。這部專著的大部分篇幅都被用來描述分析城鎮和鄉村的人民革命以及共產黨人在共和派控制區影響和權力的不斷增強。後面這一過程的高潮作為1937年五月事變的結果而出現，它沒有得到充分的評價；另外，該書的末尾一章只是簡略地概述了內戰最後一年半的形勢發展。由於《精心的偽裝》顯示的是多年來資料搜集和勤奮寫作的成果的精華，博洛滕不得不將大量信息濃縮到一個相對狹小的闡述體系中。按照他的想法，未來的（幾冊或幾卷）著作必須解析密度更大的同類信息，在許多情況下可以以長篇注釋的形式實現，同時還要涵蓋新的領域，以反映與第一本書同等水平的實證研究和寫作成果。完成《精心的偽裝》的修訂增補版用了他將近十年的時間，因此，他並不清楚要用多長時間才能寫完關於內戰最後階段的著作，這部著作將把重點放在人民革命的命運和1937年下半年至1939年內戰結束期間政治鬥爭的結局上。儘管年過七旬的博洛滕身體健康（他還在參加交際舞比賽），思維也像以前一樣敏捷，但是，專心從事一項任務繁重的學術研究，他仍然面對著令人望而生畏的前景。在偶然結識作為博士研究生、當時正在斯坦福大學圖書館工作的本文作者之後，博洛滕雇本人為他研究助手——有時也是合作者——幫助他完成研究計劃的最後部分。接受這種額外的幫助使他能夠更深入地探討問題，在以前的寫作中，某些問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充分論證。在這些問題中，最主要的是與內戰的外交背景有關的問題。博洛滕特別感興趣的是說明以下情況的原因：英法兩國政府根深蒂固的反對共產主義（進而發展成為反蘇）立場導致它們共同決定奉行不干涉政策，對德意參戰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還熱衷於論證：西方民主國家極其堅定地奉行某種綏靖政策，以致斯大林和共產黨人引誘它們加入一個由蘇聯主導的反法西斯聯盟的努力註定要失敗。博洛滕將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搜集與這個或者其他重要問題有關的各種各樣的研究資料。除了利用斯坦福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圖書館豐富的歐洲資料收藏之外，通過獲取從設在西班牙（薩拉曼卡的國家歷史檔案館的內戰部門和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基金會）、英國（大英圖書館和里士滿的公共檔案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荷蘭（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的學術、政治和政府機構以及美國的各個重要的研究圖書館裡找到的檔案材料和原始資料的縮微膠片和影印件，他充實了自己的研究基礎。此外，通過馬德里的一位文學代理人，博洛滕為他的個人收藏獲得了與西班牙內戰有關的西班牙文和歐洲各種文字的最新出版物。

在個人層面上，博洛滕還用大量時間擴大自己的書信社交關係網。如今這個關係網不僅包括一些與西班牙內戰密切相關的人，而且包括歐美的一些因為熟悉他的著作希望與他聯繫的人。在這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與後佛朗哥時代歷史學家中的一些傑出代表建立起來的友好關係，他們大都對他那幾部用文獻資料詳細論證的歷史專著給予高度的評價。儘管博洛滕對攻擊他的那些人破壞其個人名譽的險惡用心已經不再耿耿於懷，但他仍然敏感地注意到，在西班牙和歐洲的一些歷史學家中，將其著作邊緣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雖然新近出版的《西班牙革命》的西班牙文版令人沮喪地銷售情況被他看作這種傾向的跡象之一，不過，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為了質疑隱含於博洛滕對共和派政治生活闡述中的重要推斷，大量討論在西班牙和法國的報刊和電視上進行。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胡安·內格林身上，他是社會黨溫和派領導人，內戰後期擔任共和派政府的總理。在赫伯特·索思沃思、西班牙馬克思主義學者圖尼翁·德拉拉和法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皮埃爾·維拉爾等人的引導下，這個歷史修正主義學派強調說，內格林受到某些歷史學家的不公正對待，尤其是博洛滕那樣的歷史學家，因為他們明確指出，內格林為共產黨人介入並且控制共和派事務提供的幫助超過任何政界人士。按照經過修飾的形象，內格林被描繪成一位偉大的戰時領導人。在其擔任總理期間，面對不可避免的軍事失敗，與政府中那些所謂的不抵抗分子不同，他竭盡全力團結共和派的各種力量，以便與民族主義軍隊對抗。因此，他與共產黨人的緊密配合被認為是必須建立的合作關係。與這種推理方式相輔相成的是以下看法：佛朗哥分子和冷戰歷史學家對共產黨人本身進行了惡意誹謗，指責他們應對共和派的失敗負主要責任。最重要的是，這種論斷想當然地認為，內格林和共產黨人對佛朗哥軍隊的抵抗組成了反法西斯戰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場戰爭在西班牙爆發，隨後將激烈地進行到1945年。因此，他們要求重新確定（西班牙語：reubricar）內格林和共產黨人的歷史地位。

這一幫歷史修正主義學者提出的論斷並不是什麼新花樣。內格林和共產黨人究竟是應當作為對企圖劫持共和國的陰謀負責的反面角色被記錄在案，還是應當被當作為一項崇高的事業而鬥爭的英雄人物被人們懷念？自從1939年以來，這個問題引起了左派與右派的激烈爭論。從索思沃思對博洛滕以法文出版的那本書所發表的評論來看，他粗略地描繪出後一種看法更清晰的輪廓。這表明，有一種歷史研究的傾向在後佛朗哥時代形成了，那就是要「開始重新審視內格林」。到八十年代初期，這種傾向走勢良好。博洛滕寫了一篇文章對索思沃思等人提出的挑戰作出回應，文章的標題是：《關於內格林博士的奇怪問題：莫斯科信任的人？》。在這篇文章里，關於內格林在擔任共和國總理期間所起的作用，他系統地列舉了引起爭論的諸多要點。博洛滕舉例說明內格林是共產黨人的一個順從的盟友——即使並不總是心甘情願，同時他進一步指出內格林領導能力上的缺陷，比以前的著作內容更多。根據博洛滕對來自反對和支持共產黨的兩方面的原始資料的解讀，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內格林是一個具有實際能力和獨立思想的政府首腦。相反，博洛滕指出，在內格林的統治越來越依賴於共產黨人的支持的情況下，共和派內部的政治裂痕比以前更為擴大和加深。博洛滕在文章的結尾推斷，能否從關於內格林歷史地位的相互矛盾並且充滿感情色彩的混亂描述中發現所謂「內格林角色」的歷史真相，人們仍需拭目以待。從其史學意義上來說，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文章提出的論斷預示了過去三十年來使內戰歷史學家之間的史學爭論沸沸揚揚的那些論點。

與此同時，博洛滕一直向著完成其歷史專著剩餘篇章的目標穩步前進。他在寫完關於外國干涉的那一章之後，把注意力全部轉向內戰的最後階段。從帶有感情色彩的角度看，他發現這是一個特別艱巨的任務，尤其是因為這些內容很可能是關於共和派歷史的最黑暗的章節。面對民族主義軍隊不停的推進，從1938年到內戰結束，共和派政府徒勞地試圖避免戰敗。進行抵抗的內格林人民陣線政府為控制軍事形勢和共和派政治事務所採取的種種措施只不過加劇了左派內部的自相殘殺。這場大規模的鬥爭在1939年3月初達到了白熱化，當時，一場血腥的衝突爆發了，衝突以反對共產黨的各個派別為一方，以內格林及其支持者和共產黨人為另一方。到1939年4月1日內戰結束時，共和派已經處在一種高度分裂的狀態。從那時起，共和派的悲劇便一直控制著內戰失敗者以及同情其事業的那些人的情感和理智。

博洛滕本人沒能活著看到他的最後一部內戰歷史專著的出版。就在七十八歲的博洛滕於1987年10月27去世之前幾個星期，他剛剛完成這部重新修訂並且增補了重要內容的歷史專著的大部分寫作。幸運的是，書稿已經送出並且已有出版社——西班牙的阿利安薩出版社，美國的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同意出版。在這本書的西班牙文版和英文版分別於1989和1991年出版之前，美國著名的西班牙文化學者斯坦利·G .佩恩寫了一篇新的序言並且編輯完善了最後一章。1991年，他畢生的辛勞取得圓滿的成果，為了表彰其對公共歷史所作出的傑出貢獻，美國歷史協會向博洛滕追授著名的赫伯特·費斯獎。

本文系《西班牙內戰》英文版2015年版序言，由新星出版社授權發表。有刪減，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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