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旭陽：離開北京之後，你真能活得更好？

文 | 孫旭陽

幾個月前，跟拉勾網CMO鮑艾樂聊天，她談起離開深圳，抵達首都，到騰訊北京公司入職的日期，是2006年9月8日。

「那幾天，天氣是不是很好？」我問她。

「是呀。」鮑艾樂說，她拉著行李箱走出航站樓那一刻，看到了不遠處路旁的白楊樹，就像一個遊子回到了故鄉。她老家是山東臨沂，在中國北方孩子的心目中，北京不僅僅意味著首都，更代表著更多可能性。

北京更像一條夢想與財富交流激蕩的江河。外省年輕人所憑恃的，只有自己的青春。並不是每一條小舟都可以衝過險灘，所以才有了「離開北京」的話題。

我能記得起十一年前那幾天的天氣，是因為我從鄭州轉戰北京，入職一家報社，比鮑艾樂抵京晚了10天。那一年，北京房價還在1萬元上下徘徊，遍布街巷的「鏈家」和「我愛我家」門店，對外省青年們來說，還僅僅是可以幫助尋找落腳地的小門店。

它們展示的二手房的價碼，並不駭人。在那一代年輕人的人生規劃中，很少有人能想到，這些門店會成為十年之後，裁定他們京漂失敗的法庭。

北京國貿夜景

那幾年，不止年輕人，舉國上下似乎都瀰漫著對於未來不吝期許的樂觀。很多人相信，努力工作、勤儉節約，就可以改變命運。尤其那些出身自農村和偏遠地區的年輕人，更是遇到了此生提升財富階層少有的窗口期。只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破窗而入。

讓我們直接跳到十年以後吧。不用再抱怨北京房價太高、霧霾太重、地鐵太擠，更別痛悔自己沒有在N年之前，以現在1/N的價格買下某套房子了。就談談離開北京之後的故事吧。

嚴格說來，我在2010年春天就離開了北京。當時，我在某報深度報道部做記者，負責全國範圍內突發新聞和調查新聞的采寫。工作的性質，決定了我沒必要一定呆在北京，回到河南這個新聞富省，常住鄭州這個中國區域交通最發達的城市，似乎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半年之後，我又轉回到廣東一家報社，崗位職責則相同。這一年，我30歲，成為了所謂的「老記者」，無論何種題材操作起來，都不再手足無措。拿著北上廣的工資，生活在三線城市鄭州，還免受北京的「城市病」所害，日子似乎就像鋪上了鐵軌，在希望的田野上一路向前。

可是，現實很快就告訴我，另一種選擇可能促成了新的一種人生，卻也在背面被貼上了價格。2013年底，我和幾個同行在北京聚餐，大家估算了朋友圈中，過去五年，在北京買房和沒買房的人，在財產和職業路徑上的差距，都禁不住吃了一驚。

現在，又過了三年，這個差距在進一步拉大。而我，也在兩年前，便從報社辭了職，回到北京工作多半年，歷經了兩份工作後，最終選擇回歸鄭州。其間也有機會回到北京的媒體里，最後都一一放棄。

在鄭州，我先是在某區域門戶做了半年的副總編輯，負責內容線的運營。這段經歷讓我反思，深度報道記者，尤其孤懸外省的深度報道記者，各種能力用進廢退多年之後，能力模型讓他們的轉型，遠比一般職業困難。

根據我在朋友圈的了解，這也是逃離北京的很多人面臨的共病。今天，我拋開記者這份職業的特性，簡單談下對離京後職場的個人觀感吧。

比如北京，因為科技和資源的海量雲集，有更多的就業和發展機會，在職場上，投入和產出相對公平一些。在這樣的氛圍下度過職業早期訓練的人，一旦下沉到三線城市以下，多少都會水土不服。

最突出的便是價值觀的衝突。那些孑然一身闖北京，無權無勢，靠技術和手藝就能吃碗飯的人，職業成長依賴於技術自信，就很難遷就小地方小平台缺乏透明度和規則意識的企業文化。

在北京，你可能更多依託於「職業圈」生存，整個「職業圈」有普適的業務評判標準，可能會溢美少數南郭先生，但很少會埋沒真的人才。所在領域的競爭越充分，從業者就越多選擇機會，這會不斷強固他們慣有的行為方式。

可是離開北京之後回到小地方，行業就很難再有京城的水準，技術在職場競爭中的效用，也會被嚴重稀釋。市場競爭不充分，權力便會佔位。小地方的人，偏愛於「人際圈」的生存方式。在這個圈子裡，會按照權力資源佔有量的多寡分排座次，就像一條食物鏈，底端的必須效忠依附於上層。人品正不正，技術好不好，反倒是其次。挑戰規則者，便是在否定所有人的人生。

留不下的北京，回不去的故鄉。在故鄉的公司里，內外交困、上下相疑，很快，人際上的疑惑會反噬技術上的自信。這就引出下一個問題：北上廣大平台呆過的人，真的比小地方的同行強嗎？

從技術能力上，倒可以這麼說。有例外，但例外不多。在北上廣證明過自己，說明至少可以憑手藝，在中國的同行業中立足。但是，京漂返鄉群體也必須認識到，他們之前的成績，固然與其個人稟賦與努力密不可分，卻是平台化協作與支撐的結果。你在北京可以達到的高度，在鄭州長沙，多半是要打折扣。

講個我的經歷。我曾認為所在網站的編輯標題起得不好，甚至直接把報紙標題「拿來主義」，就提醒他們增進這方面的能力。然後，就有同事提醒我，「老孫，我不太懂內容。但是，我們這種網站，編輯標題起得怎麼樣，真的那麼重要嗎？」

這倒不難理解。小平台的人更相信經驗，而不是普適的業務標準。他們傾向於認為，就像球隊，北京同行業的是專業隊，有專業隊的打法。他們是業餘隊，你專業球員來了，也得順著業餘隊的打法。

這種說法至少提供了一種思維：不同的地域，適配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平台，適配不同的人力。何為適配，上級領導說了算。

認識不到這個，心態就容易失衡。逃離北上廣的人，萬萬不能把自己的選擇，視作職場上的降維，幻想無往而不利，就肯定要碰壁。把北上廣的經歷看做重讀了一次大學，回到故鄉便調低期待和調門，重新開始，才是正路。

在資源相對匱乏的城市，生存競爭就更激烈。只是這種激烈，在專業技術上體現的，遠沒有大城市的多，這由所在城市行業的平均水平決定。所以，習慣了專業化競爭的人，以往的成功非但不能成為利器，反而更易成為拖累。在新同事們看來，這些人更容易在工作中抱怨指責。

在北京的大公司里，簡單直接的溝通方式或許是個優點，離開北京哪怕只有三十公里，這就淪為職場大忌。職業成長線與你迥異的人們，會把這種溝通方式當成惡意。

這與是非對錯沒太大關係。適者生存，無論在不在北京，都是鐵律。離開北京，是為了活得更好，首先便是要生存下去。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不能輕視自己的工作，這包括跟自己一起工作的人。我在這方面就是一個失敗者。實在無法匹配的結果，就是單飛創業。

慶幸的是，2006年，我入職北京某報社，進入媒體「職業圈」後，十來年高強度的職業訓練，讓我掌握的技術能力，即使在離開了媒體，也可以靠個人寫作養家糊口。我目前的收入，與鄭州和鄭州人都沒太大關係。不用在職場上遷就任何人，讓我得以聚焦於工作本身。或許這樣活著很辛苦，但誰讓我當年怕辛苦，沒在北京買房呢？

去留北京的結果，都必須當事人承擔。外人的建議，也就是說說而已。最後，祝願在京離京的兄弟姐妹們，能活得更加自由。青春轉瞬即逝，唯有一些驕傲，歲月和人言都難奪去。

（本文原標題：《離開北京後，在職場上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作者簡介】

孫旭陽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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