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為什麼會分內外蒙古？其獨立的伏筆早在清朝初年就已經埋下

文/江隱龍

從俄羅斯帝國到蘇聯，從清帝國到中華民國，外蒙古幾近沉浮終於在這兩個大國之間的夾縫中獨立。這固然是近代中國的疲弱所致，但也印證了外蒙古的地位觸及到了蘇聯的核心利益，故而蘇聯可以放棄新疆、可以放棄東北的鐵路與港口，卻不能接受一個由中國統治的外蒙古的存在。然而，外蒙古之獨立在某種意義上來講畢竟出於民族自決，而這種民族自決的根源，早在清帝國建國伊始便已悄然埋下。

如果說外東北、外西北兩個概念是俄羅斯帝國南侵的結果，那外蒙古一詞的形成可謂源遠流長。內外蒙古的分野約在明末清初時出現，而在此之前明朝朝廷將北方的蒙古部落統分為東部蒙古韃靼及西部蒙古瓦剌。明朝末年，女真人重新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在對明朝形成了巨大威脅同時，也直接改變了東北亞及北亞的政治地緣格局。女真人在11世紀曾被契丹人建立了遼朝所統治，當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曾感嘆「女真不滿萬，滿萬不能敵」，這一句感嘆一方面道出了女真人的驍勇善戰，另一方面也指明了人口稀少一直是女真人發展壯大的巨大阻礙。這個狀況在17世紀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於是為了對抗乃至於征服山海關以南富裕而混亂的明朝，歷任女真領袖均非常注重拉攏東北亞及北亞的諸少數民族，其中最重要的對象便是與女真人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相近，活動地域也犬牙交錯的蒙古。

1635年，女真人改名族為滿州，又稱滿族。在不斷的戰爭、聯姻與結盟中，一些歸附蒙古人直接被編入八旗。金德純所撰的《旗軍志》和昭槤所撰的《嘯亭雜錄·八旗之制》中分別有「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內徙者，別為蒙古」及「蒙古部落而遷入者為蒙古」，這一部分蒙古人日後基本同化於滿州，是為八旗蒙古。

「不滿萬」的滿族自然無力將數量龐大的蒙古各部全部納入八旗組織之中。清朝成立後，滿族人對八旗之外的蒙古人採取了不同的統治策略：一種是由清朝直接管轄其土地及屬民並直接任命官員進行統治，是為內屬蒙古；另一種採取了更為寬鬆的羈縻統治政策，雙方通過盟誓確立權利義務、滿足各自的利益要求，此是為外藩蒙古。

外藩蒙古各旗的旗長被稱為札薩克，大多為世襲領主。外藩蒙古統領的土地廣闊，大約以瀚海為界又分為內札薩克蒙古和外札薩克蒙古。內札薩克多為「從龍功臣」，游牧之地靠近京畿，地位較高；外札薩克則距中央政府較遠，在服從清朝皇帝的基礎上有著更高的自治權——後世的內外蒙古之分，也便由內外札薩克蒙古的分野演變而來。

在清朝的視野下，內札薩克的地位雖高於外札薩克，但外札薩克卻有保留「汗」號的特權。有清一代宗室封爵大多為「降等承襲」，而出於對外藩蒙古的懷柔與籠絡，清朝朝廷特許其「世襲罔替」，即永遠承襲初封的或最高的爵位，並且與國祚相始終。對於逐漸南移並農業化的清帝國來說，蒙古草原並非其統治重心，外藩蒙古為清朝「屏藩朔漠」，而報酬則是高度自治的權力以及中央朝廷的支持與賑濟。由此可見早在清朝立國之初，外札薩克蒙古便在政治層面上有了極強的自主權，而宗教層面上的分歧，則將這種自主的趨勢愈推愈遠。

滿蒙二族雖然名義上均信奉藏傳佛教，但滿族對藏傳佛教的態度顯然更多出於政治角度的權衡。因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聽，故入關之前，滿州領袖皇太極派使者入藏往召五世達賴喇嘛以解決蒙古歸附的問題，然而其內心對藏傳佛教是心存警惕乃至於排斥的，《清太宗實錄》中記載皇太極曾有「蒙古諸貝子自棄蒙古之語，名號俱學喇嘛，卒致國運衰微……喇嘛等口作訛言，假以供佛持戒為名，潛肆邪淫，貪圖財物，悖逆造罪。又索取生人財帛牲畜，詭稱使人免罪於幽冥，其誕妄為尤甚」之言，由此可見滿族人對喇嘛教的信仰，遠遠沒有外藩蒙古那樣強烈而執迷。

入關之後，清廷尊崇藏傳佛教領袖人物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章嘉呼圖克圖為四大活佛，分別掌管西藏、蒙古等地的藏傳佛教事務，章嘉呼圖克圖為內札薩克蒙古的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外札薩克蒙古的最高活佛——在外札薩克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還被視為成吉思汗的轉世，這一宗教信仰與政治權威的合體最終為日後外蒙古的獨立埋下了伏筆。

在清帝國國運昌隆的時代，外蒙古尚不求也不欲獨立；一旦中央政府衰弱，地方分離主義就難免抬頭了。1912年，清朝滅亡，繼任的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常年陷于軍閥混戰、內憂外患，從內蒙古到外蒙古都傳出了從自治到獨立的呼聲。對於近畿的內蒙古，北洋政府尚有餘力將其改組成綏遠，察哈爾、熱河三個地區分而治之；而對於遙遠的外蒙古，北洋政府便顯得鞭長莫及了。更何況，此時中華民國面對的已經不僅僅是想獨立的內外蒙古，還有在其北方野心勃勃、磨刀霍霍的俄羅斯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