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香紅：楊大方，和細菌戰抗爭到最後的老兵（上）

文 | 南香紅

生命之葉悄然調零。心臟鬧罷工，胸膛里裝上了啟博器；腦溢血、中風，一度失去記憶語言，慢長的，一次一次的生死關，渡過之後，嘴邊多了一句話：「不死，是使命未盡。」

「好好活著就是一種最好的抗爭，只要活著，我們就能把發生的一切親口告訴更多的人。」去年10月的一個黃昏，在長期護養的病房裡，他拿出一疊手稿說，要寫下他的一生。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他，送我們出來，在電梯即將關門的一刻，他突然直起腰，啪的一下立正，給我們行了一個軍禮。

電梯門關閉，我們愣在裡面，現在想來，這是一個老軍人的最後軍禮。

2017年2月10日晚，85歲的他在最後的搏擊中沒有贏。作為一個細菌戰的受難者，一個老兵，一名戰鬥機飛行員，一名日本政府的控告者，這是他一生唯一一場沒有贏的戰爭。

80多歲的老人，回憶起當年的那場浩劫，雙手揮動著，顯得特別的激動。攝影/韓強

▍鐘錶匠的兒子，細菌戰的難民

時間拿走了他軍人的身板，但卻奪不走他的一雙眼睛。這雙眼到老不花，始終保持著飛行員達標的視力。直視這雙眼睛，會感受到裡面放射出來的光，有鋼的硬度，有不服輸的味道。

這眼神，來自於他的父親，楊惠風。

1998年，楊大方作為日本細菌戰受害者的遺屬，前往日本控告日本政府，他找出了1939年父親楊惠風的一張照片，把它放大到超過半米的尺寸，用一根繩子掛在胸前，就像是抱著父親一樣，到日本出庭。照片上的父親的眼睛，和60年後的楊大方一模一樣。

楊大方在日本講自己父親和家庭受害的故事

人的一生似乎要經過很多改變，走很長的路，但其實是圍著最初的點在繞圈，半徑大到沒邊，但最終還要回來。楊大方在60歲以後才明白他的圓心被固定在1940年。

楊大方保留著一張拍攝於1939年的全家福，這是楊家的唯一遺產，照片上是楊惠風和他的妻子及6個孩子。這是一張最後的全家福，自此之後，這個家再也不全了。

照片上的楊惠風坐在最中間，並不是那種正式的坐姿，而是把長衫下的一條腿翹起來，跨在高處，微側的身體顯得隨意，他微笑斜視著上方的鏡頭，那目光像是在表明他可以接受任何挑戰。他的妻子則有些膽怯地躲在他身後，穿著一身黑衣，儘管生過6個孩子，她依然顯得很年輕。孩子們分兩組，他的右手邊是三個兒子，大兒子楊寅生背手站立，白色短袖襯衫黑長褲，已經是翩翩少年。二子千里，三子良臣站在大哥的前面，十二三歲的樣子。楊惠風的左手邊妻子胸前，攬著是四兒子楊大方，一個6歲的孩童，兩個更小一些的女孩，靜芳和春芳，穿著小旗袍，弱弱地依著母親。

這張照片上，全家大小8口人，全穿著皮鞋。

那時候的中國人，大多數沒有照過相，能夠照全家一起照一張全家福的，一般需要是生活在城市裡，家境好的人家。通常是家庭出現了值得紀念一下的事情，才會隆重地全家出門照像。當年的衢州是一個四省通衢的繁華之地，而楊惠風又是這個城市最繁華街市上的老闆， 以現在的標準衡量，也是個中產，他們生活安定，衣食無憂，供得起孩子讀書。

1939年的楊惠風正值人生盛年，方頭大臉，兩頰豐腴，梳著三七分的頭髮。最突出的是兩隻大眼睛，炯炯有神。他表情輕鬆，充滿好奇，儘管戰火此時已經燃遍浙江並燒到衢州，但戰爭似乎沒有給楊惠風帶來什麼恐慌。看得出來，這個時年37歲的男人對於未來充滿信心。

楊惠風在衢州南市街（現在的天寧寺前沃爾瑪）開一家鐘錶店。他是在蘭溪學習的鐘錶修理，在衢州生意越做越好，一連開了三個門面，以他的名字命名，惠風鐘錶店，出售、修理鐘錶、眼鏡。

衢州三面城牆，一面朝向衢江，南街是衢州最繁華的地方，鐘錶眼鏡在當時是稀罕物，是少數人用的奢侈品，修表是一個技術活，幾乎沒有競爭，楊惠風的生意興隆，收入頗豐。

楊大方是他最小的兒子，深受疼愛，當時一家人分住在二處房子里，只有他可以和父親、母親一起住在店裡。哥哥和妹妹則跟著祖母住在城裡的南街棋坊巷4號。

就像當年楊惠風不相信自己強壯的身體能夠染上鼠疫病一樣，幾乎所有看到照片的人都難以相信如此飽滿的生命會突然隕落。

楊大方的父親楊惠風，1941年感染鼠疫死亡，時年39歲

抗戰開始後的第二年，另一場戰爭就悄然打響。在八年抗戰結束之後幾十年間，這場戰爭還沒有結束，這就是細菌戰。

衢州位於中國浙江省的西部。如今在經濟發達的浙江，它是一個「落後」的地方，經濟在浙江地級市裡排倒數第二。但1940年的衢縣範圍，有人口101萬，憑藉水陸運輸，號稱「四省通衢」，陸上有浙贛鐵路貫穿全境，水上有衢江通航，連接江山、常山、蘭溪、和杭州；公路可經江山、常山到江西上饒，經龍游至金華，是一個中國東南部的大城市。

衢縣是1940年10月4日出現空投物的。1940年10月4日，一架日本軍用飛機在衢州市（當時的衢縣，以下用舊稱）上空低空飛行，盤旋之後散布了夾雜在小麥和穀子中感染鼠疫的跳蚤。飛機飛走後，縣城（市區）里的柴家巷、羅漢井一帶的居民在房頂和地面上到處都發現了散亂的空投物。

日軍空襲17天以後，在衢縣縣城發現了大量的死老鼠。在20天後的11月12日，柴家巷3號的居民吳士英（女，12歲）發病，第二天，羅漢井巷5號的黃廖氏（女，40歲）、柴家巷4號的鄭冬弟（女，12歲）相繼發病。他們都是在發病的三、四天內死亡，癥狀都是高燒、頭疼、鼠徑腺腫大、嘔吐。縣衛生院在20日將其診斷為腺鼠疫。後來該診斷被福建省派遣的防疫專家根據顯微鏡檢查、細菌培養、動物接種所確認。

2013年發現的日軍資料暴露出當年日軍飛機向衢州空投了8公斤鼠疫跳蚤。衢州從來沒有過鼠疫流行，原本不是疫源區，鼠疫就這樣從天而降。當年的11月出現第一波流行，第二年的2、3月鼠疫又氣勢洶洶來了第二次大流行，以後總有鼠疫時不時地冒出來，直到1948年，每年都會捲土重來的鼠疫，才停歇了。

空投之後，惠風鐘錶店沒有歇業，鐘錶店所在的南街離鼠疫流行核心街區美俗坊還隔著一條路，相距300多米，沒有出現死人的情況，沒有被劃入首批隔離封鎖區。另外楊惠風對自己的身體非常自信，他認為自己很強壯，不會得病。沒有流行病知識的民眾不知道怎麼防備，也不把鼠疫當回事。

第二年3月下旬的一天，楊惠風突然不思飲食，接下來就發燒，淋巴腺腫大，尤其是以大腿兩側最重。「急得我母親到處求醫，我也曾見過縣衛生院的醫生到店裡來診治，但沒有好轉，母親聽說用煙油，就是從抽大煙的煙筒里刮出的油治有效，就去找來治。」楊大方說。

發病不到一周，平時身體非常強壯的楊惠風在店內二樓的卧室里痛苦的死去，死時是攥著他最心愛的小兒子楊大方的手。此時是1941年3月28日上午，楊惠風39歲。

楊大方不能忘記父親在病床上掙扎求生的樣子。「我當時9歲了（虛歲），他臨時死時一雙眼睛緊盯著我母親，卻說不出話來，我明白他那眼神的意思，他不想死啊，他放心不下。」

日軍空投物和鼠疫流行之間的因果關係，是在戰後50多年才被找到證據、證人證實的，楊大方參與到這個調查與揭秘的過程中來，正是因為父親的不白之死。

在衢州市及衢縣檔案館裡，楊大方找到了一份中華民國34年4月4日的衢州日報，上面有一份警察署統計的城區染疫死亡的人員名單，父親楊惠風的名字赫然在列。

一夜之間，這個豐足的家庭就破亡了，楊大方失去了父親，從一名富足的鐘錶匠的兒子，淪為了細菌戰的小難民。

▍敗落的中產家庭，仍為國家貢獻兩名空軍戰士

1940年的衢州雖然經濟、戰略地位高，但醫療衛生狀況卻並不高。1943年任衢縣衛生院院長的潘振鈺回憶當時的衢縣：「嚴重地缺醫少葯，醫療設備除了縣衛生院有一架普通低倍顯微鏡外，其它私立醫院，診所只有聽診器、血壓計之類的簡單診斷器械，所以，絕大多數醫生看病者是憑病人主述及癥狀，誤診率很高。將傷寒誤診為鼠疫，將霍亂誤診為急性腸胃炎等。」

然而對於突然到來的疫災，衢縣政府還是進行了全力的防疫救治。1940年的世界形勢是，歐洲希特勒發動了全面進攻，英法因大戰而無暇東顧，日本認為其向東南亞的擴張機會來了，於是想減少在中國戰場上的兵力，從中國抽身，快速向南擴張。日本陸軍省、部會議決定：到昭和十五年（1940）末，在華武力大致保持現狀，積極支援政略和謀略。所謂政略即為中國派遣軍代表今井下武在香港和重慶政府代表宋子良的秘密談判；謀略則是決定在華中的浙江、江西等地進行「保號」細菌戰，並把細菌戰作為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的一個手段。

「保號」作戰在6月便開始秘密策劃，由日本大本營動員了731部隊等細菌生產部門、關東軍、中國派遣軍作戰部門、航空部門等各個與細菌戰有關的環節，直到10月實施，醞釀準備了整整四個月，最後選定的是浙贛線沿線城市：衢州、寧波、金華、台州、溫州、麗水、玉山、及杭州—上海一線。使用的細菌不僅是鼠疫，還有傷寒、霍亂等多種。

這場正面戰爭之外的戰爭，中方毫不知曉，全無防備，直到疫病爆發。蔣介石最早得知衢州發生鼠疫的消息大約是12月6日，第三戰區司令員顧祝同發給蔣的電報：

行政院長蔣均鑒：

密查敵機近在浙省境內散布毒物，業經該省衛生處檢查確斷為鼠疫桿菌，則以後繼續散布污染堪慮，敬請轉飭衛生署所屬中央防疫處生物學研究所趕製大量鼠疫苗及血清，以應急需。

在「嚴密封鎖疫區，以杜絕蔓延」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發出如此電令之前，衢縣防疫委員會就成立了。衢縣當即就調動了黨、政、軍、地方、民間各個方面的力量。成立應對鼠疫的各專業小組：總務、醫務、掩埋、工程運輸、警衛、籌募、宣傳、給養等。

戰爭其間難民四起，隨著日軍的推進，衢州成為金華、蘭溪難民的避難之地。鼠疫一起，民眾的直接反映就是逃出城去，而逃散意味著鼠疫的擴散。為了防止疫病隨難民擴散，衢縣防疫委員會封閉了疫區，將一些病人的房屋用火燒毀，並設置了隔離區，隔離發病的人和病人家屬，發現有逃走者，則出去人馬去追逃。燒房，抓逃，隔離又進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

繞衢城而過的衢江被選為隔離地，政府徵用船隻，在衢江江心排成一行行一隊隊，用鎖鏈鎖住，以天然水障礙形成隔離。

父親死亡的當天，不及家人處理後事，惠風鐘錶店便被縣防疫部門查封。楊大方和母親被送到城西西安門外停在衢江的隔離船上，他和母親與父親有親密接觸，是否感染要經過15天的隔離觀察，15天內不能上岸，不能和家人接觸。在隔離船上每天看著岸上燈火，不知自己的家和自己的親人身在何處，心如火焚。

當他們解除隔離回家時，發現店裡所有的物品都被洗劫一空，父親的遺體也不知所去。「後來有人告訴我們，父親的遺體被防疫人員用白布一裹運往城西花園崗埋葬，但究竟葬在哪裡，我們到現在也不知道，這麼多年來，祭拜父親時只能對天遙祭。」楊大方說。

惠風店的財物是如何被洗劫一空的，楊大方至今說不清楚，他自己太小，母親又是小腳無力追查。但是鼠疫及戰爭帶來的社會失序是可以想像的。再後來的日軍大轟炸將惠風店的三間門面房全部炸飛，什麼都沒有剩下，從此父親多年積累的財富煙消雲散。

父親的死引發了這個家庭巨大傾覆。老祖母因兒子的死而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和楊大方的父親一同在店裡工作的叔叔逃回鄉下不久也死了，他很可能是染上了鼠疫，只是沒有防疫部門檢查確定；楊大方的二哥楊千里患上了爛腳病（疑似細菌戰炭疽感染），活活爛死。婆家連續遭難，楊大方的母親只好拖著幾個孩子回娘家。但娘家也正在死人，楊大方的四舅母和舅母家的祖母、父母都染疫死亡。

失去家長的楊家全部的重擔都落在了母親身上。「我母親小腳，路都走不動，而6個孩子還需要她養活，當時我家最大的孩子是我大哥，但他也只有15歲。」

日子靠姥爺接濟，他在鄉下種地，經點商，有一個小食品店，但日軍飛機不斷的轟炸讓生活無法正常進行。逃飛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生活極其艱苦，在鄉下我和二哥滿身生滿疥瘡，母親也患上肺病，她一雙小腳，為了我們能吃上飯，整天不停地忙啊忙」。

「15歲的大哥剛讀完初中，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也為了給父親報仇，和舅舅一起報名參軍，他投考了民國空軍，他這一走，我們誰都沒有想到竟然是和母親的永別。」

和大哥楊寅生的家書來往，都是楊大方來寫的。大哥因為有文化，又從小跟父親擺弄鐘錶機械，從衢州到南寧到重慶，一路成為民國空軍的機械師，飛美國的C47飛機，最後升為少校空中機械師，此後大哥可以每月寄些錢來，接濟母親和弟弟妹妹的生活。

生活雖然艱苦，但母親決不肯放棄孩子們的教育，「再難也堅持讓我們上學，一直供我讀到高中，我母親太苦了，這也是她解放後不久就去世的原因」。

1949年楊大方讀到高中二年級，考上了二野軍政大學，參加了解放軍準備解放大西南，8月學校里貼出中央軍委決定組建空軍招聘新中國第一批飛行員的消息，楊大方報名併入選。一個戰爭破亡的家庭，一個寡母，卻為中國貢獻了兩名空軍戰士。楊大方的二哥考入了魯訊文藝學院，大妹妹也參加了解放軍。

楊大方（右一）和他的空軍戰友

（未完待續。題圖為楊大方和父母的最後一張全家福）

【作者簡介】

南香紅|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現任《中國財富》雜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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