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給蔣經國帶話：下一代情況很難講 例如台獨

鄧小平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和台灣方面建立溝通的渠道。1978年5月，蔣經國當選為第六任「總統」，成為台灣當局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和蔣經國是老同學。1926年，22歲的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主動要求出國深造的蔣經國也在這裡學習，這一年蔣經國才16歲。鄧小平和蔣經國二人來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同學情誼。鄧小平1926年底回國，蔣經國則直到1937年才回國。蘇聯一別，二人從此沒再見過面。鄧小平很惦念在莫斯科的這一年同學情。

鄧小平第一次給蔣經國帶話是1980年5月14日。這天上午，他會見日本國策研究會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一行時說：「請你對蔣經國先生講，我們都是過七十歲的人了。他剛過七十，比我小几歲。在我們這一代解決這個問題，歷史會給我們講些好話，為後代做點好事。」「他們有什麼想法，你們可以私下同他們談談，把他們的意見告訴我們。雙方溝通思想，尋求合理的方式、方法，能夠儘早的實現這個統一。」

1980年9月9日，鄧小平帶話給陳立夫。陳立夫非常盼望海峽兩岸能夠統一，他倡導「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倡議進行國共第三次合作。

鄧小平 資料圖

這天，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學者陳樹柏。他是國民黨元老、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的兒子。鄧小平說：陳立夫「有民族感。在有生之年做點事嘛。我同他不認識，你見了他說我問候他，儘管沒見過面，哲學、思想、見解都不同」。說到兩岸統一問題，鄧小平動情地說：「元老中他還能說說話。在統一方面可以做點事嘛。統一是大勢所趨，問題是我們這一代還是下一代。我想由我們這一代交賬為好。不行，還有你們一代。希望早一點。在這方面需要慢慢積累。八十年代我們每一天都把統一擺在議事日程上。」

也是在9月9日的這一天談話中，鄧小平讓陳樹柏帶話給蔣緯國。他說：「你去台灣可以跟蔣緯國說說，我們歡迎台灣的人多回來看看。」「你可以給蔣緯國談一下，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解決，下一代解決這個問題更困難一些，那時出現什麼情況很難講了，例如台獨。」「有機會可以對他們解釋，你在台灣認識的也不止蔣緯國一人，你父親老部下、老同事多得很嘛。」「我說的是真話。你可告訴蔣緯國，請他轉告他哥哥，我講的台灣問題都是真話。」

這些帶話，開啟了兩岸溝通的新階段。

對台工作受中美關係大局的深刻影響。中美建交後，美國國內仍然存在一股企圖保持對台灣控制的勢力。1979年4月卡特總統簽署的《與台灣關係法》，實際上重新恢復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1980年是美國大選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里根在競選中發表了明目張胆地鼓吹「兩個中國」的言論，受到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里根上任後，是否向台灣出售F16戰鬥機成為對華政策的嚴峻考驗。1981年6月，鄧小平指示，要同美國進行一場售台武器的鬥爭。自此，兩國外交部門進行了長達一年零兩個月的緊張談判。

為了適應新形勢，排除干擾，鄧小平提出需要全面、系統、具體地公開闡釋對台政策。1981年9月30，在建國32周年國慶前夕、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日即將來臨之際，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進一步闡明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9條方針政策，後稱「葉九條」。這些內容是把鄧小平此前在內部的一系列講話進行了歸納和概括，體現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力爭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祖國大業的誠意，在國際上引起了積極反響，也配合了中美關於售台武器問題的談判。連美國人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九條建議是條件極其豁達的和平姿態」。

「葉九條」繼承《告台灣同胞書》的基本精神，強調「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同時，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如：1、第一次公開、明確地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雙方可先派人接觸，充分交換意見。」2、對統一後台灣的地位問題作了明確定位。「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3、明確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在統一後職務要作妥善安排。「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

「葉九條」的發表，表明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開始形成。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會見李耀滋時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破壞他那個制度。」1984年12月，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說：「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1981年國慶前夕葉劍英委員長就台灣問題發表的九條聲明，雖然沒有概括為"一國兩制"，但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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