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位跟蔡元培齊名的大教育家，沒有他就沒有清華大學

如果說蔡元培奠定了一名優秀大學校長的標準，那梅貽琦就是在他之外又立了一個標準，而且以其巨大的個人魅力，成為近現代教育史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提並論的大教育家。

說起梅貽琦的性格，葉公超有過一個精準的三字概括——「慢，穩，剛」，也有人稱之為「寡言君子」。按理說，這種性格的人是不適合做大學校長的，然而梅貽琦不但做了，而且做得相當不錯，以至於人們一提起梅貽琦，就會不自覺地想到清華大學，成為清華大學歷史上唯一一位終身校長，所有兩岸清華人心中永遠的校長。

梅貽琦的「寡言」是出了名的。年輕時，梅貽琦經人介紹，認識了未來的夫人韓詠華。第一次見面時，兩個人都沒說話，光媒人在一邊不停地說，回來後，媒人以為兩人都不願意，就沒再提。卻不料梅貽琦早就看上了韓詠華，回來當天就寫了一封信，派人送給了韓詠華。韓詠華一看信，寫的還不錯，就交給了父親。父親一看，雖然文字不多，但字字珠璣，未來必成大器，便當場拍板同意此事。

兩人訂婚後，韓詠華的一位同學聽說了，趕緊跑來跟她說：「梅貽琦我認識，半天不說一句話，你可得想好了，千萬別一時衝動！」韓詠華其實也早看上了梅貽琦的才華，就說：「豁出去了，他說多少算多少吧。」

梅貽琦一向主張「行勝於言」，在總結自己當校長的經驗時也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這說明，他的「寡言」，並非不會說，而是嚴謹，低調，不虛張。

大學者陳寅恪曾評價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貽琦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貽琦寡言，但並不寡斷。

1935年12月9日，北京各大學學生數千人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史稱「一二·九運動」。事後，當局派了數千軍警衝進清華大學要抓人，清華校務委員會緊急召開會議，商量對策。眾人你一言我一語，說了很多方案，唯獨梅貽琦坐在一邊，一句話也不說。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急了，問：「校長，你看怎麼辦？」梅貽琦還是不說話。旁邊的葉公超也急了，叫道：「校長，你到底有沒有想法，倒是給個意見啊！」

面對眾人焦急的目光，梅貽琦慢條斯理地說：「現在要阻止他們是不可能了，能做的就是如何減少損失。」說完，梅貽琦通知教務處，讓有嫌疑的同學都躲起來，然後又給北平市市長秦德純打了個電話，請他出面解決這件事。

果然，寥寥幾句話，就把事情了結了，學生們一個都沒被抓去，軍警也順利撤退了。大家這才知道，梅貽琦並不是沒主意，而是在想一個完全之策。

這就是梅貽琦的魅力，雖然表面上「慢」，但實際上卻透著「穩」和「剛」，讓人不由自主地對他產生信任。

其實，梅貽琦並不主張學生們通過示威遊行這種方式來表達愛國熱情，他說：「救國方法極多，救國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自己的力，則若干時期之後，自能達到救國的目的了」，「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的人材，將來為國家服務」。

但每次學生們出了事，梅貽琦又會第一個沖在前面，去跟形形色色的人交涉，儘力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學生們曾將梅校長跟警察打太極的話編了一段順口溜：「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傳聞可能有什麼，恐怕彷彿不見得。」

趣味盎然，形象之至，但也反映了梅校長的良苦用心。

在當時，各大學的學生們受激進思想的影響，經常鬧學潮，清華大學也不例外，彈劾教授、驅逐校長都是常事。但自從梅貽琦擔任校長，卻沒人敢對校長不滿，一當就是一輩子，從未出現過下台的危機。其中的原因自然是梅貽琦無與倫比的個人魅力，和大公無私的處事方式，但他本人卻給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答案：「大家倒這個，倒那個，但沒有人願意倒梅（霉）。」

在西南聯大時，梅貽琦是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的實際總負責人，權勢極大，但他絲毫沒想過以權謀私，徇私舞弊。學校給他配了一輛車，但他從來沒用過，去哪都是步行。有時去外地出差，能坐火車就絕不坐飛機。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讓我管這個家，就得精打細算。」

對待三所大學的人也是一視同仁，從未因持不同意見而開除一個人，而是繼續沿用在清華時的管理方式，由三所大學的教授組成委員會，共同決定學校的發展。在戰亂與貧窮的雙重摺磨下，西南聯大非但沒有分崩離析，反而成為近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人才，連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也不得不豎起大拇指：「這樣的盛況，也只有梅先生能做到！」

因西南聯大的巨大成就，報考的人絡繹不絕，但梅貽琦並沒有放鬆標準，即使差0.01分，也不能錄取，誰說情也沒用。

有一年，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的女兒龍國璧報考西南聯大，結果差了幾分，名落孫山。龍雲作為雲南省主席，一直對西南聯大幫助很多，就派秘書去找找梅校長，認為憑自己的身份，梅校長對女兒網開一面是順理成章的事。

然而，秘書剛出去一會兒，又回來了。龍雲問：「這麼快就辦完了？」

秘書說：「還沒去呢。」

龍雲剛想發火，秘書接著說：「剛才我跟人打聽了一下，梅校長的女兒今年也報考了西南聯大，也因為差了幾分沒錄取。」

龍雲一愣，繼而笑道：「那就算了，早就聽說梅校長一向公正廉明，我們就不去打擾他了。」

梅貽琦給人的印象是謙謙君子，連喝酒都不例外。

梅貽琦的酒量極大，曾有人回憶說：「在清華全校師生員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稱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愛的時候，是吃酒的時候，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乾杯時那種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過的人，終身不會忘記。」

1947年4月，清華大學在北京正式復校，為了表示慶祝，在學校體育館舉行了一場大宴會。教授們為了表達對梅校長的敬意，紛紛向他敬酒，而梅校長來者不拒，足足喝了四十多杯，雖然醉意儼然，但毫無失態。

李濟回憶說：「我看見他喝醉過，但我沒看見他鬧過酒。這一點在我所見過的當代人中，只有梅月涵（梅貽琦）先生與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這種『不及亂』的記錄。」

1955年，梅貽琦從美國去台灣，繼續籌辦清華大學。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因病逝世，安葬在台北清華大學校園內的山頂上，墓園取名為「梅園」。蔣夢麟給他寫的碑文中，對他盛讚道：「一生盡瘁學術，垂五十年，對於國家服務之久，貢獻之多，於此可見。其學養毅力，尤足為後生學習楷模。」

梅貽琦對清華大學的貢獻是無人能及的，由他題寫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已成為清華人永遠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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