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科舉制度從來沒有公平過，原因其實很簡單

啟蒙運動的先賢們提到中國，總羨慕中國有統一考試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中說：「有誰過去曾經想到，地球上還存在這麼一個民族，它比我們這個自以為在所有方面都教養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養？……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若是當時的進士舉人們能像現在的教授那樣出入於各種國際研討會，大概是要爭辯一番的：我們也有我們的苦惱，比如科舉的公平性問題。

開皇三年正月，隋文帝下詔舉「賢良」，開皇七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這是科舉的開端。科舉正式形成制度，是在唐朝。唐朝時的考試大抵可以分為兩類——常科和制科，每年分期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制科。常科的名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

這許多種考試得重要性並不相同，特別偏重「業務」的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並不為人重視。當堂試方略策五條，應試者要在九經中找到依據作答的秀才科，因為太難也逐漸被廢止。而比秀才科簡單，而又較少偏重實踐的明經、進士兩科便成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這兩科考試的主要差別在考試內容上，唐玄宗在他所撰的《六典》中指出：「凡供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二經已（以）上者，為明經。明閑（嫻）事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這是考綱的差別；內容的另一種差別是，明經考時務策和闡釋經文大義，進士比明經少一本書，所以加了一項考察文採的詩賦考試。這一點細微的差別，引出了後來困擾科舉考試千年的重要問題——地區差異。

唐朝時，經學尚在北方，北方士子更重經義，輸於文采而厚於考據，這和南方士子的風格截然相反，南方士子更好文學而輕視經術，也就是拿經書中的道理來探討時務的公文寫作。其結果是明經科北方舉人考中的多，進士科則多是南方人。

五代時對唐朝的諸科取額做了調整，明經科取士人數遠超其他各科，馬端臨《文獻通考》中寫到「五代自晉、漢以來，明經諸科中選者，動以百人計。」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馬端臨認為是「喪亂以來，文學廢墜，為士者往往從事乎帖誦之末習，而舉筆能文者故罕見之，國家亦故以是為士子進取之途，故其所取反數倍於盛唐之時也。」盛唐時明經科取士多於進士科，到了五代明經更數倍於盛唐之時，北方士子考試最容易的時代來臨了。

但好景不長，到了宋代，情況又、發生了變化。宋代中期，經濟和文化重心逐漸南移，對士子來說，最大的一項影響是蝴蝶裝的發明。蝴蝶裝是一種裝訂辦法，就是將印有文字的紙面朝里對摺，再以中縫為準，把所有頁碼對齊，用糨糊粘貼在另一包背紙上，然後裁齊成書。這意味著原來閱讀絹書，靠老師口傳心授、死記硬背學習經學的北方士子的記憶優勢，被拿著蝴蝶裝紙質書的南方士子追平了，因為紙質書便於檢索，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隨時翻閱，絹書就不行了，有遺漏之處，只能將捲軸打開一寸一寸尋找，所以當時的北方士子，頗以能從頭到尾將一本書背下來為榮。

這項優勢既然被追平，文采本就遜於人家，北方士子在科場上逐漸成了「弱勢群體」，到了宋英宗時期，南北取士數額差距已經慘不忍睹。司馬光於是在治平三年（1066年），針對京師和其他諸路及第人數「大段不均」的情況，上奏《乞貢院逐路取人狀》,希望「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力主在考卷上「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師、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畨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並提出逐路取人的具體比例。將試題本糊名的做法就是這麼來的。

司馬光的提案中包括了一項很重要的改革，在此之前，考試取士從不考慮地域因素，誰題答得好，就取誰，至於不同科目取士的南北差異，完全是因為地域文化的差別。但如今，經司馬光的提議，以考試表現取士，就變成了按地區分配名額，從追求考試公平轉變為追求地域公平，和如今的高考沒有本質不同。

當然，科舉改革的方案並不只有司馬光的這一種，歐陽修也有一個方案。他在《論逐路取人札子》中說：「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兩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兩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

他的意見是把明經科和進士科合并，變小綜合為大綜合，地區差異不就補齊了，誰分高就取誰，多好。當然真要這麼做，有些路（省）恐怕一個能上榜的都沒有嘍。所以他的意見最終因為官僚集團的反對而沒有施行。

到了元朝，考試不公平的問題又混入了新課題，那就是階級出身。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皇慶二年重開科舉，這次考試共分兩場，分別考明經和德行，蒙古、色目人一個考場，漢人、南人一個考場，雙方考試題目和難度都有差別。

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通過了第一場考試之後，接著考第二場：第二場第一道題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

而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以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場通過以後，考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接著是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就不說難度，看看字數也知道哪邊更難吧？還不提考試用書的範圍那判若雲泥的差別。可能也是因為考試內容實在相差太多，所以考試成績沒有合榜公布，漢人、南人作一榜，蒙古、色目人另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稱為「及第二甲」，皆授給正七品的官職，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職。同樣是六品官，蒙古人和色目人做得可就輕鬆多了。

這次考試最終取中了蒙古人護都答兒，漢人張起岩等56位士子按照最初蒙古、色目、漢、南人各取二十五的設想，已經是縮水很多了，沒辦法，文化水平低，就是連二十五個人也湊不夠。這次分榜公布的做法，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以致同樣的事情明清均有發生。

到了明朝，南方士子在科場上又再一次取得了壓倒性優勢，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的矛盾愈積愈深，以致爆發了充滿血腥味的「南北榜事件」。明洪武三十年，劉三吾主考會試，「榜發，泰和宋琮第一，北士無預者。於是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實屬之。帝益怒，信蹈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琮亦遣戍。帝親賜策問，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

劉三吾按水平選拔的結果就是中舉的全是南方士子，北方則無一人，這其實是堅持「擇優錄取」和「考試公平」原則的結果，而朱元璋處死或發配考官和狀元、親自主考和閱卷且所取皆為北士，則明顯帶有地域籠絡的政治色彩。明仁宗則認為「科舉之士需南北兼取……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十一，非公天下之道」，遂令大臣討論具體名數。大學士楊士奇提出南北分卷的設想，南卷取60%，北卷取40%。兩年後， 南北卷制度正式實施。這就公平了嗎？人口總是時刻在變化的，教育水平也是，固定比例當然不完全公平。

這項改革延續到了清朝。清初，會試取中分為南卷、北卷和中卷，將每次考試預備取士數量分配到各個地區去，以保證考試的「地域公平」，比如順治九年的考試，會試取進士共400名，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取南卷233名，山東、山西、河南等地取北卷153名，四川、廣西、雲南等地取中卷14名。但這樣的劃分還是比較粗糙，省區之間的錄取機會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各省取中人數多少不均，邊省或致遺漏因廢南、北官、民等字型大小，分省取中。按應試人數多寡，欽定中額。」但這樣就公平了嗎？顯然不是。

縱觀科舉的整個歷史，可以這樣說，科舉就從來沒有實現過完全的公平，它顯然是地方勢力、政治觀念、皇權意志博弈的一個妥協的產物，和如今的高考一模一樣。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