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與胡塞爾關係史外篇：反猶主義與納粹問題（上）

海德格爾與胡塞爾關係史外篇：反猶主義與納粹問題[1]

倪梁康 中山大學哲學系／中山大學現象學研究所

一、引論

在以往對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私人關係與思想聯繫的觀察與思考中，我始終覺得在這個關係與海德格爾對待猶太人的態度以及對待納粹的態度之間沒有內在的聯繫，就像他與阿倫特、洛維特等人的關係與他對待納粹和對待猶太人問題的立場沒有實質性的關係一樣。海德格爾對胡塞爾的態度此前在我看來主要表明他的人格品德的問題，而非他的哲學思想的問題。因此，我始終將海德格爾與此相關的政治感覺和政治立場擱在一邊，不做評論，對他在涉及胡塞爾現象學時所私下表達的另類的、甚至敵對的哲學看法時也是另做處理，就像我也並不完全認可胡塞爾對海德格爾哲學思想的所有批評與反駁一樣。我比較認同哈貝馬斯的說法：「海德格爾的著作早就與他的人格分離開來了。」[2]在我看來，哈貝馬斯的「海德格爾：著作與世界觀」完全也可以在「海德格爾：思想與人格」的標題下來討論。

然而《海德格爾全集》中三卷黑皮本《思考》和兩卷《說明》（第94－98卷）的編輯出版，促使我在這方面重新思考，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的上述基本看法。這主要是因為，在這些筆記中已經可以看出，海德格爾試圖在胡塞爾的現象學與他理解的猶太思維方式之間尋找和建立某種根本聯繫。而這也意味著，他試圖將胡塞爾的思想貶低為一種僅僅代表了某個低劣的或邪惡的「種族」之思維方式和思維結果的東西。據此，要想在這裡的論述中與以往一樣在海德格爾對待胡塞爾的態度上只談他的人格品德，不談他的存在問題和存在歷史，不談他的政治哲學以及相關的基本存在論問題，已經不再是可能的了。這也是我在這裡要附加一個對海德格爾的反猶主義與納粹問題的特別說明的主要原因。由於我們的這裡的思考和說明雖然圍繞胡塞爾－海德格爾私人關係與思想聯繫進行，但常常已經超出這個問題的語境而自成一個專門的論域，因此筆者用「海德格爾與胡塞爾關係史外篇：反猶主義與納粹問題」的標題來界定它。

二、海德格爾的反猶主義動機

關於海德格爾與反猶主義與納粹問題的討論如今已汗牛充棟，尤其是在特拉夫尼的編後記著作《海德格爾與猶太人世界陰謀的神話》中，這個問題在海德格爾《黑皮本》等筆記的背景下得到了再次審理。我在這裡並不打算去再現和重構如今海德格爾與納粹或猶太人關係問題的研究背景或研究脈絡或研究成果，而是將目光主要集中在海德格爾與一位猶太人的關係上，即海德格爾與他老師胡塞爾的關係。

戰前37天之哲學教授胡塞爾與哲學博士海德格爾

特拉夫尼在該書中專門用一章來討論其中涉及的海德格爾－胡塞爾關係。在他看來，「在海德格爾與胡塞爾之間關係的問題潛能似乎已經超越出師生關係問題。二十年代末有一些力量開始在摧毀這個關係，它們既不能從一種哲學的競爭出發來解釋，也不能從某些心理學動機出發來解釋。即是說，海德格爾越來越多地讓人認識到他是反猶主義者。在這裡不應當將他與胡塞爾的關係歸結為一種僅僅是私己的反猶主義的怨恨。毋寧說，這裡涉及的問題必定在於：海德格爾從哲學上拒絕胡塞爾現象學的做法是否受到一種存在歷史的反猶主義的污染。」[3]

的確，海德格爾的反猶主義心態很難被看作是私己的。至少在1933年之前，他對當時在他周圍的猶太人沒有反感，反過來，海德格爾也像約納斯所說的那樣對「年青的猶太人」有吸引力。胡塞爾曾在1933年致其哥廷根學術曼科的信中談到「近年來他［海德格爾］的越來越強烈地表露出來的反猶主義——在他那一組熱情的猶太青年面前以及在系裡也是如此」[4]。似乎在海德格爾與猶太人之間有一種特殊的關係。特拉夫尼對此列出以下猶太學生的名單：漢娜·阿倫特、卡爾·洛維特、漢斯·約納斯、維爾納·布洛克、列奧·施特勞斯、伊麗莎白·布洛赫曼、威廉·斯基拉奇、馬莎·卡勒寇、保羅·策蘭。當然，特拉夫尼給出的這個名單並不全整。我們還可以做一些補充。例如雅各布·克萊因、布魯諾·施特勞斯、赫伯特·馬爾庫塞，甚至他後來的教椅繼承人維爾納·馬克思，在法國還有讓·華爾，即使不把勒維納斯、德里達等人算在內。在海德格爾的愛好者和追隨者中，猶太人似乎要多於非猶太人。反過來說，直至海德格爾在納粹時期擔任校長期間，他還能夠將他的校長講演帶著友善的題詞寄給理查德·克羅納這樣一位不久便不得不流亡他國的猶太裔哲學家。[5]海德格爾本人在給阿倫特的信中也解釋過，他在大學問題上的反猶主義立場與十年前在馬堡時一樣，「它與我與猶太人的私人關係（例如胡塞爾、米施、卡西爾和其他人）無關。而且也更不涉及與你的關係」[6]。

熟悉海德格爾生平的人會認為，海德格爾確實沒有多少私人的理由反猶，因為在他職業生涯的關鍵處幫助過他的老師胡塞爾是猶太人，他的情人中至少有一個是猶太人，他的戰前的最好朋友雅斯貝爾斯的太太是猶太人，他的學生中有許多出色的猶太人，包括他最親近的學生洛維特，如此等等。的確，在他那裡很難找到心理好惡方面的動機或可以用作精神分析的反猶主義動機。反猶主義在他那裡看起來的確不太像是私人的事情。

但在完成了諸多歷史考證並公布了諸多歷史資料之後，海德格爾的反猶主義又是無法質疑、鐵板釘釘的事實。因而人們面臨問題就首先在於，推動他反猶的動機究竟在哪裡呢？特拉夫尼在編完《黑皮本》等筆記後曾對海德格爾的反猶主義動機做過猜測：「為什麼存在歷史的反猶主義在1937年左右出現於《黑皮本》中，在1939年至1941年之間進一步升級，這個史學問題十分重要。但是我們只能根據推測給予回答。令人關注的是：海德格爾把猶太人等同於戰爭的敵人。當德國和他自己關於德國人肩負的西方特殊使命的思想在政治和軍事危機中陷入得越深，再加上他的兩個兒子海爾曼和約爾克越來越直接地捲入到戰爭衝突之中，海德格爾調動他的反猶主義思想行動就越來越頻繁。」[7]海德格爾本人在《黑皮本》中的確曾寫下這樣的筆記：「世界猶太人，受到從德國被放逐出去的［猶太］移民的煽動，到處都變得不可把握，在所有權力擴張過程中都不需要參與戰爭行動。而與此相反，我們所能做的惟有去犧牲自己民族的最優秀者的最優質的鮮血。」[8]——儘管在海德格爾的思想中包含了諸如二次大戰是因為世界猶太人的陰謀而引發的論點，但有一點看起來是清楚的：在海德格爾的反猶主義動機中有可能包含一定的私人的和情感的因素。

海德格爾1976年去世，他在遺囑中規定了他的遺作的出版順序，他1931至1941年的三冊筆記將成為他的全集的第94、95和96卷。

然而，反猶主義在海德格爾那裡並不僅僅存在於1937年至1941年的筆記中，而且在1939年之前就已若隱若現地存在著，1939年期間則是明目張胆地存在著，而在1944年以後更是死不改悔地存在著。如果考慮到這些事實，那麼我們又可以說：海德格爾的反猶主義的情感因素佔有的比重很少，時間也很短。在這裡更多起作用的是他對他所理解的猶太人及其思想的政治哲學的和歷史哲學的敵對和反制。這就是特拉夫尼所說海德格爾的三種類型反猶主義中的一種，即「存在歷史的反猶主義」，它涉及胡塞爾及其現象學哲學。[9]

對於海德格爾的反猶主義思想史，我們可以指出這樣一種解釋的可能性：海德格爾很早便抱有某種日常的反猶情緒，包括他所說的在有關大學理念問題上的反猶主義傾向，但它只是個人經驗方面的取向，並不具有種族主義和生物主義的理論基礎。而在1933年到1945年的十二年里，他可以說是受到了某種群體性癔病的感染，從而與被納粹煽動起來的大多數民眾一起陷入反猶主義的狂熱。即使後來對納粹有所失望，他在1937年至1941年期間也仍然試圖從其哲學理論出發對「存在歷史的反猶主義」進行論證，並在此期間達到他反猶主義思想的頂峰。而後，隨著二戰後納粹的消亡和反猶主義狂熱的退燒，他一方面對自己在二戰期間一些做法抱有一定程度的羞恥和懊悔，同時作為學者和思者又羞於承認自己在這方面的淺薄和衝動，因而始終而不願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但另一方面則在猶太人世界陰謀論方面仍然堅信不疑，甚至仍然希望通過自己的哲學理論來為自己的歷史以及世界歷史和西方思想史做一種不同於流俗的、而是「貴族的」德國民族社會主義的或雅利安式的辯護。就此而論，海德格爾的情感反猶主義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但他的哲學反猶主義或「存在歷史的反猶主義」則需要受到討論和分析，它一度是海德格爾的哲學自我主張，但後來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它只是為自我辯解而採用的權宜之計。而在所有這些思想道路上，猶太人胡塞爾都作為猶太思想的範本忽隱忽現地伴隨著。

接下來的闡述和論證將會為上述可能性解釋的各個層面提供說明和論證。

三、反猶主義的情感向度

二戰結束後不久，胡塞爾的忘年交、魯道夫·奧伊肯之子、時任弗萊堡大學的國民經濟學教授的瓦爾特·奧伊肯曾在戰後清理委員會上作證，指責海德格爾具有反猶立場，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他指出海德格爾與他的猶太血統的老師胡塞爾的衝突與海德格爾的反猶主義立場有關。但海德格爾否認這一點，在他看來，他們的疏離是由於胡塞爾在「1930年或1931年」首先公開表露出的「哲學上的意見分歧」所致。當時的記錄為：「據奧伊肯先生所了解的，胡塞爾曾認為，海德格爾是因為其反猶主義才背離開他。奧伊肯先生沒有進一步通報具體的細節，因為這樣的報告與胡塞爾的意思不相符合。」[10]的確，如前所述，胡塞爾在世時很少向他人透露他與海德格爾的私人分歧。帕托契卡和勒維納斯都曾指出過這一點。除了在《觀念》英文版後記中不指名的、以及在柏林講演中對包括海德格爾在內的流行哲學趨向的順帶批評之外，胡塞爾只是在幾封私人信件中談到他對海德格爾的極度失望。而且，在1931年給亞歷山大·普凡德爾的信中描述海德格爾接任他教椅之後的表現之後，他還特別要求：「我迫切地請您私密地對待這封信。我在學術上如何對待海德格爾，這一點我已經在各種場合明確做了表述。現在流言蜚語已經足夠多了，而我自己對海德格爾的失望等等與任何人都無關。」（書信II，184）奧伊肯顯然了解胡塞爾在海德格爾問題上的這個態度，因此並未深究。

另一方面，奧伊肯還作證指出海德格爾於1931年試圖阻撓哲學系招聘哥廷根大學的拉丁文語言學家、猶太人弗蘭克爾(Eduard Fraenkel)，以便維持弗萊堡大學哲學系無猶太人的現狀。當時的記錄如下：「海德格爾先生解釋說：他反對聘任弗蘭克爾是出於專業方面的理由；他說他與弗蘭克爾也有私人交往。奧伊肯則有不同看法。他聽說海德格爾在系裡討論弗蘭克爾時海德格爾曾表述說：他來到一個無猶太人的系，並且不希望聘任一個猶太人。這個表述尤其也刺痛了胡塞爾。海德格爾先生解釋說：他沒有說過這樣的話。」[11]記錄表明，對此在哲學系也找不到其他的證人。海德格爾究竟是否說過這樣的話現在已經無從稽查，但實際上也已無關緊要了，因為海德格爾心裡的這類想法已經或多或少通過他的書信得到或多或少的表達。[12]還在1906年寫給他當時的女友埃爾弗雷德的信中，他就已經提到：「誠然，我們的文化與我們的大學的猶太化是令人驚恐的，而我認為，德意志種族還應當激發起如此多的內心力量，以便能夠奮起向上。」而在1920年給已成為其妻子的埃爾弗雷德的信中，海德格爾抱怨說：

「村裡的牲口都被猶太人買走了。……這邊山上的農民們也逐漸變得厚顏無恥，一切都被猶太人和投機商所淹沒。

」[13]

對於某類人群或某個種族表現出的種類特徵或民族性抱有反感乃至產生歧視，這並不是問題所在。通常它與我們的未經反思的自然政治情感有關。對於目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演出的各種悲喜劇以及其中的各類人物角色，我們作為觀眾對其都會持有一定的態度，無論他們是以色列人還是阿拉伯人，是日本人還是越南人，是黑人還是白人。即使在旁觀本民族人或者本鄉人的日常生活時，我們也會從我們的自然政治情感出發而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抱有或喜或惡的感受。

以胡塞爾為例，勒維納斯在回憶他與胡塞爾與他的太太馬爾維納的交往時曾對胡塞爾太太的一種被舒曼稱之為「猶太式的反猶主義」(jüdischer Antisemitismus)[14]做過負面評價。根據勒維納斯的觀察，「胡塞爾太太在談論猶太人時完全用第三人稱，連第二人稱都不用。」[15]由於勒維納斯與胡塞爾夫婦都是猶太血統，因此他的回憶也涉及胡塞爾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在施特拉斯堡之前，胡塞爾從未與勒維納斯談到猶太人問題。而在斯特拉斯堡期間，馬爾維娜在海林母親陪同下去當地商店購物。回來後馬爾維娜當著勒維納斯的面說：「我們找到一家負責的店鋪，儘管是猶太人，但還是非常可信的。」勒維納斯聽到後並未掩飾自己覺得受到了傷害。胡塞爾回答說：「算了，勒維納斯先生，我自己就出生在一個商人家庭，而且……。」胡塞爾並未繼續說下去。但勒維納斯已經領會其中的意思：「猶太人彼此激烈地針鋒相對；儘管如此，他們也不能容忍非猶太人向他們講述的『猶太人故事』，就像教會人士不喜歡那些反對教會幹預政治的笑話一樣，只要它們是來自世俗人士的；可是他們在自己內部卻肯定在相互講述這類笑話。胡塞爾的解釋使我平靜下來。」[16]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或諒解當時許多人的政治感覺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行為，包括例如胡塞爾本人在一戰期間的所持有的民族主義情感與思想。[17]

尤其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後，納粹政府的宣傳和煽動之廣泛和深入的程度如今已實難想像，但當時造成的效果卻是有目共睹的。隨著1933年4月1日反猶太人法令《重設公職人員法》的頒布，猶太人被禁止經商、從軍和擔任公職，德國抵制猶太人運動便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不僅是納粹宣傳機器的鼓噪，還是民眾街頭的喧囂以及對猶太人的圍攻侮辱，知識分子們也在學院內外一次又一次的大會上簽名表達對納粹政府的支持。1933至1934年期間，隨著希特勒的上台以及通過一系列措施而導致的經濟復興乃至經濟奇蹟的形成，隨著失業問題的被解決和猶太人資本的被剝奪，籠罩在德國上空的是一種全民亢奮的反常氣氛。

這也是海德格爾政治生涯中最為活躍和輝煌的時期。從海德格爾於1933至1934年擔任弗萊堡大學校長期間撰寫和發表的各種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於1933年4月21日被選為弗萊堡大學校長；4月28日簽署包括胡塞爾在內的「猶太種族的學校聘任人員」暫時休假、等待核查的通知；5月3日公開宣布加入納粹黨；5月20日，他以弗萊堡大學校長的身份向致電首相希特勒，請他「推遲計劃中的對德國大學聯盟理事會的接見，直至該聯盟對恰恰在這裡尤為必要的一體化實施了領導」[18]；5月27日發表「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的講話；11月11日在萊比錫大學的德國學者慶祝「納粹革命」的大會上致辭，並在隨後於會上宣讀的「德國大學和高校教授們對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表白」的公開信上簽名，[19]以及諸如此類。在記錄海德格爾生平的《講話以及一個生平的其他見證》文獻資料集（《海德格爾全集》第十六卷）中，1933－1934年任弗萊堡大學校長期間撰寫的文字篇幅有近200頁，篇幅佔了這裡公布的整個生平資料文字的近四分之一！這一年實在也可以說是海德格爾的政治亢奮期。

不過，在此期間像海德格爾一樣亢奮的哲學家也不在少數，出於各自的原因。姑且不論J.哈貝馬斯當時加入納粹青年團是因為年少無知，我們在這封表白信的簽字名單上看到的哲學家名字除了海德格爾之外還有：解釋學哲學家H.-G.伽達默爾、生命哲學家O.F.波爾諾夫、哲學人類學家A.格倫、美學家H.福克特、哲學史家（十二卷本《哲學概念歷史辭典》的主編之一）J.利特爾，如此等等。而在此前有幾位與胡塞爾走得相對較近的學生如哲學史家D.曼科、現象學哲學家漢斯·利普斯、心理學家和哲學家E.彥施，他們的簽字也在這個名單上赫然在目。

四、反猶主義與納粹主義

需要在此提醒的一點：在這個時期認同和追隨納粹的哲學家們很可能只是受到納粹宣傳和民主情緒的一時迷惑和感染，但內心並不一定會附和與贊同當時的反猶思潮。這從他們在此前後的各種表現中可以看出。例如伽達默爾，簽名時他在馬堡大學擔任私人講師，在政治上保持矜持內向，「總地說來，更聰明的做法是不要引人注目。」[20]而在1937年獲得萊比錫大學哲學教授的位置後，他在那裡仍然還開設了有關胡塞爾哲學的課程。

又如，胡塞爾曾在1933年5月4/5日的一封長信中向他的哥廷根學生迪特里希·曼科傾訴對自己五十年學術生涯與生命歷程的回顧和體會，包括對海德格爾、尤其是對其三天前公開加入納粹黨的做法失望[21]。然而，曼科作為馬堡大學哲學系主任（1932－1934年）不僅在半年後也在這封信上簽名，而且還在1934年加入了納粹衝鋒隊。[22]但曼科一直還寫信給胡塞爾夫婦，包括在胡塞爾去世之後的致哀信。[23]

還有漢斯·利普斯，他是特奧多爾·利普斯的侄子，是胡塞爾哥廷根時期的學生，屬於現象學哥廷根學派的主要成員，當時與猶太人阿道夫·萊納赫和埃迪·施泰因、弗里茨·考夫曼過從甚密。按照考夫曼的回憶：「在利普斯如此困苦的時候，施泰因就像是他的一個守護天使」[24]。但利普斯與曼科一樣，於1934年在表白信上簽字，後來還於1934年加入納粹衝鋒隊，並於1941年作為團部軍醫死於二戰的納粹對蘇戰役中。[25]

再如，馬堡大學的柯亨哲學教椅的繼任者埃利希·彥施曾於1905/06年冬季學期在哥廷根參與過胡塞爾關於納托爾普的高級練習課，並與胡塞爾有數十次的書信往來和思想交流。他可以算是胡塞爾的哥廷根學生，所倡導的心理學的「遺覺理論」(Eidetik)很可能也受到過胡塞爾「本質學說」(Eidetik)的影響。但在納粹統治期間，他成為一名比海德格爾更為明確而堅定的納粹黨成員和納粹教師同盟會成員，並從心理學－生物學出發為種族理論提供科學論證。他領頭在表白信上簽名，並於1939年成為馬堡大學校長，直至1940年因手術失敗而病逝。[26]

當然，對納粹的認同不一定意味著對反猶的認同；而反過來，對反猶的認同也不一定意味著對納粹的認同。前面提到幾位馬堡哲學家（彥施除外）屬於第一種情況。而海德格爾屬於第二種情況。從他給希特勒所發電報的內容來看，他的「領導元首(den Führer führen)」[27]的主要想法與反猶主義有關。一年後海德格爾辭去校長職務，主要原因據他自己所說是與他對納粹的失望和抗議有關。[28]

這裡還可以參考奧托·珀格勒的回憶。他與海德格爾有過十多年的交往，他的寫於1963年的《海德格爾的思想道路》也受到海德格爾本人的認可。他曾至少兩次在訪談中重述海德格爾的「懺悔」。在一次訪談中他說：「他［海德格爾］說過，他在1933年時完全迷惘了。他將希特勒看作一個如今人們所說的『綠色』政治家。他在當時選舉時還投票給了一個葡萄農黨，即當時的『綠黨』，並且當時他說：現在只有這個希特勒能夠對此做出改變，改變這種崇美主義和布爾什維克在德國的侵入，他們恰恰想要毀滅所有這些存留下來的農民鄉土的東西。他當時是對我這樣解釋的，而我從他那裡接受了這些。」在另一次訪談中珀格勒還回憶說：「他［海德格爾］也與我談過關於他在1933年時的情況。他對我說：『當時我犯了可怕的錯誤』。他當時相信，需要有一次起義，那時有五百萬失業者，他們得不到失業救濟金，而是真的會餓死的。」然而，當珀格勒在1972年的《海德格爾的哲學與政治》一書中公開了海德格爾的這些說法之後，海德格爾非常生氣，認為這是私下裡說的東西，不能公開發表，因此要與他斷絕來往。[29]

除了在給雅斯貝爾斯、阿倫特、馬爾庫塞等人信中表露出來的一些羞恥感之外，海德格爾後來在公開的和可能公開的文字中對於他在二戰期間的所作所為十分用心地保持沉默。而且一旦涉及，也多半是為自己辯護，如在前引致馬爾庫塞的回信中，亦如在《明鏡周刊》的訪談中。但這樣一種羞恥與懊悔的心態並沒有表露在海德格爾對待猶太人的問題上，也沒有表現在他對待希特勒的整體消除猶太人的國家計劃上。在此意義上，「海德格爾與納粹」以及「海德格爾與猶太人」是兩個相互交切，但並不完全相合的問題。

五、「存在歷史的反猶主義」與道德虛無主義的內在關聯

從肉體上徹底清除整個猶太民族的計劃可能與當時包括希特勒在內的一些高層決策人物的根本心理好惡有關，當然也是與一定的政治和經濟的策略需要有關。納粹鼓動並利用了當時德意志民族的總體反猶心態，以國家的名義和手段來實施這樣一個有組織滅絕一個種族的計劃。沒有理由認為海德格爾贊成對猶太人進行種族的滅絕，但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海德格爾對此惡行始終持一種不以為然的態度。

海德格爾二戰後對希特勒政權的種族滅絕的做法以及自己的對此的立場始終保持沉默，而從海德格爾在《黑皮本》等筆記中的表達的心態來看，他的確是在贊同或默認納粹的迫害猶太人的計劃。更準確地說：在了解納粹的猶太人滅絕計劃及其後果（六百萬猶太人死於大屠殺）之前，他對納粹的反猶主義是贊同的，在此之後是默認的，尤其是在充滿個人感受的《黑皮本》中，他對此一詞未置。但「默認」的說法在這裡還不完全貼切。海德格爾的態度要比沉默地認可更複雜一些，它在海德格爾具體地意味著：他承認如此大規模的種族滅絕是惡行，但他認為類似的惡行到處都在發生。在此意義上，他對大屠殺持不以為然的態度。因為在他看來，如果人類正在遭受自己的厄運，那麼這在奧斯維辛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且在奧斯維辛之後仍在繼續，行惡的方式、行惡的結果大同小異。

可以在海德格爾那裡通過他的一些言論而清晰地看到他所持守的這種立場。在1948年答覆他的學生馬爾庫塞的信中，他寫道：「對於您所表述的對一個政權的沉重而合理的譴責——它殺死了幾百萬猶太人，使恐怖成為常態，並將一切真正與精神以及自由和真理概念相聯結的東西轉變成它們的對立面——，我只能補充說：這裡的『猶太人』也可以是 『東德人』，而後同樣對同盟國中的一個成員有效，區別在於：自1945年以來發生的一切都是為世界公眾所知的，而納粹的血腥恐怖在德意志民族面前事實上始終是被隱瞞的。」[30]

在此之後，在1949年的臭名昭著的不來梅講演中，海德格爾冷冰冰地問：「成千上萬的人大批死去。他們死了嗎？他們喪命，被處死。他們死了嗎？他們成為屍體工廠之組成的組成部分。他們死了嗎？他們在毀滅營中悄悄地被清除了。而即使沒有這些——在中國也有幾百萬人現在因為窮困和飢餓而斃命。」[31]

從根本上說，海德格爾是將納粹的大屠殺相對化，比作他所認為的所有不合理、但仍然是現實的事情：「農耕現在是摩托化的食品工業，本質上與毒氣室和毀滅營中對屍體的處理是一回事，與對各州的封鎖與遏制(Aushungerung)是一回事，與對氫彈的製造是一回事。」[32]

這樣一種道德相對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已經脫掉了所有外衣和內衣，完全赤裸裸地展現出來。它把人類文化中和人類歷史上的無論高低的所有價值都顛覆和砸碎，平鋪在他自己營造的看似能夠超越善惡、超越良知正義的狹窄小徑上。從這個角度看，海德格爾式的「平庸」[33]實際上最終可以還原為尼采式的「平庸」。歸根結底，這與猶太人亞伯拉罕為了證明對上帝的信仰而準備殺掉自己的兩個兒子做祭品沒有什麼兩樣。如果這就是所謂「善與惡的彼岸」，那麼我所能做的要麼是沖它吐口水，要麼是乾脆連眼珠子也不轉過去。

這個問題的要害在於，海德格爾試圖佔據一個道德制高點，對人類歷史的整個發展做出一個或是上帝、或是超人的評判，抹平一切的罪惡，將它們納入人類原始過失的籠統範疇。由此可以理解，珀格勒為何將海德格爾三十年代的思想道路納入「從希特勒到尼采」的標題下面。而且，他認為還可以問的一個問題是：是否也存在一條從尼採到希特勒的思想道路。[34]

在海德格爾的反猶主義與納粹主義之間的這個交切點也正是珀格勒在另一處提到的海德格爾的「貴族納粹主義」。這可能是海德格爾戰前投身納粹黨，戰後羞於承認失敗的內在原因。珀格勒曾在一次訪談中說：「後來我當然很吃驚地看到那個說法（這個說法後來被公開，但這也是不公平的）：他在1933年，直至1934年都想『領導元首(den Führer führen)』，因而完全帶有一種『貴族』納粹主義的意思。我後來才如此地看到這些具體聯繫，因而在我的1963年的書［《海德格爾的思想道路》］中，我就已經以此為出發點，即從海德格爾那裡無法學到政治學方面的任何東西，還是應當去馬克斯·韋伯那裡，並從那裡出發來探問：如何可能發展一門政治哲學。」[35]

實際上，在海德格爾那裡不僅無法學到政治學方面的東西，同樣也無法學到倫理學方面的任何東西。這可能是海德格爾從不討論倫理學的原因之一。但無論是從他的政治實踐來看，還是從他的世界歷史的思義來看，海德格爾都遠遠未能達到善與惡的彼岸。

實際上，在海德格爾那裡不僅無法學到政治學方面的東西，同樣也無法學到倫理學方面的任何東西。這可能是海德格爾從不討論倫理學的原因之一。但無論是從他的政治實踐來看，還是從他的世界歷史的思義來看，海德格爾都遠遠未能達到善與惡的彼岸。

總而言之，無論依據什麼樣的政治感覺方面的倫常好惡，無論遵照什麼樣的世界歷史方面的價值判斷以及國家政治學說方面的邏輯論證，我們是否有權將一批人按照他們的血統和種族來劃分，並據此劃分來進行反對和排斥，甚至默認和贊成用暴力的方式，利用國家機器，有組織、有計劃地將這個民族的所有成員加以肉體上的滅絕，這是一個無法通過相對化的策略來消解的政治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的大是大非問題。

很可能是因為意識到了這一點，阿倫特才特別要從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層面出發討論在「平庸的惡」與「本底的惡」之間的根本差異：「惡表明自己比預見的要更本底。……西方傳統的毛病就是病在這樣一個成見上，即：人所能做出的最惡乃是出於自私自利的惡習；而我們知道，最惡者或本底之惡與這些人性上可以理解的邪惡動機已經根本沒有關係了。本底的惡究竟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我覺得，它以某種方式與下列現象有關：人使人成為多餘（不是將他們當作工具——這不會觸動他們的人的存在，而只是損害了他們的人的尊嚴——而是使他們的人之為人成為多餘）。」[36]

阿倫特在這裡要表達的基本觀點在於：與本底的惡相對的是在人性上尚可理解的普通的惡，即：將人視作工具。在這裡沒有觸及人的存在，而只關係人的尊嚴。而「最惡」和「本底的惡」則在於：「人使人成為多餘」。她以此來告知在二戰期間人類道德下墜的本底深度和因此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本質危險。在此問題上，一個人不必是猶太人，也不必是猶太人的親戚、朋友、近鄰，就可以得出「奧斯維辛之後」人類應當如何的結論，除非他繼續持守尼采以來甚囂塵上的歷史虛無主義與道德相對主義的立場。這種立場同時也表現為一種以絕對主義和整體主義的方式來處理歷史成敗和道德善惡問題的方式：將權力意志作為絕對價值凌駕於所有價值之上，以權力鬥爭的成敗來取代政治生活中的對錯以及道德生活的善惡。這就是海德格爾懷著絕對自信所理解的和實踐的尼采。

阿倫特一再感受到在尼采與希特勒之間存在的具體聯繫，甚至談到從柏拉圖到尼采再到希特勒的歐洲思想史的可能聯繫，原因也在於此。就這點而論，阿倫特與海德格爾不可能是同路人。她的確是海德格爾所說的無本無根的猶太人，或者更像是吉普賽人。但從阿倫特那裡，我們學到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智慧要比在海德格爾那裡學到的多得多。

此項研究獲中山大學「三大建設」專項資助。

Jürgen Habermas, ?Heidegger – Werk und Weltanschauung「, in: V. Farias:Heidegg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S. Fischer: Frankfurt am Main 1989, S. 12.

P. Trawny,Heidegger und der Mythos der jüdischen Weltverschw?rung,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14, S. 87. ——這裡所說的「二十年代末有一些力量開始在摧毀這個關係」是需要得到修正的，如筆者在本文「中篇」中所述，這些力量自1923年5月起已經開始私下地、但明白無疑地顯露出來。（引自此書的部分引文參照了靳希平的中譯文：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爾與猶太世界陰謀的神話」，載於：《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頁61－85。這裡特别致謝！恕不逐一標明。）

參見：「胡塞爾1933年5月4、5日致迪特里希·曼科的信」，倪梁康譯，載於：《世界哲學》，2012年，第六期，頁134。（該信作為資料2附在書後。）

參見：O. P?ggeler, ?Den Führer führen? Heidegger und kein Ende「, in:Philosophische Rundschau32, S. 44 f.

參見：H. Arendt/M. Heidegger,Briefe 1925 bis 1975 und andere Zeugnisse,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2, S. 68. ——不過這裡也要留意阿倫特在1946年致雅斯貝爾斯的一封信中對海德格爾言行一個評價：「無非是愚蠢的謊言，帶有明顯的病態氣質」(H. Arendt/K. Jaspers:Briefwechsel 1926–1969, Piper: München 2001, 1966, S. 84)。

P. Trawny,Heidegger und der Mythos der jüdischen Weltverschw?rung, a.a.O., S. 34, Anm.1.

M. Heidegger,überlegungen XII- XV,a.a.O., 2014, S. 262.

P. Trawny,Heidegger und der Mythos der jüdischen Weltverschw?rung, a.a.O., S. 87.

參見：?Bericht über das Ergebnis der Verhandlungen im Bereinigungsausschu? vom 11. u. 13. XII. 45, in: B. Martin (Hrsg.),Martin Heidegger und das ?Dritte Reich?. Ein Kompendium,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89, S. 196.

?Bericht über das Ergebnis der Verhandlungen im Bereinigungsausschu? vom 11. u. 13. XII. 45「, in: a.a.O., S. 196；還可以參見：E. Wirbelauer (Hrsg.),Die Freiburger Philosophische Fakult?t 1920–1960, S. 306, Anm. 11.

海德格爾反對聘任弗蘭克爾的原因實際上與他始終反對的「大學猶太化」的態度有關。這不僅表現在前引致阿倫特的信中(H. Arendt/M. Heidegger,Briefe 1925 bis 1975 und andere Zeugnisse,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2, S. 68.)，也表現在他與雅斯貝爾斯的1933年談話中：德國的哲學教授席位過多地被猶太人佔據，實際上「整個德國只需兩、三個教授就夠了」(K. Jaspers,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 R. Piper: München 1977, S. 101)。——不過後來在弗蘭克爾作為猶太人的繼續任職的問題上，海德格爾的確曾有正義感方面的表現：他於1933年7月12日作為弗萊堡大學校長致函卡爾斯魯厄的教育部長，表態支持弗蘭克爾繼續其教職。（參見：M. Heidegger,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 GA 16,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0, S. 140f.）這可能就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海德格爾「偶爾也有確確實實的真誠。」（參見: M. Heidegger/K. Jaspers,Briefwechsel 1920-1963, Piper: München/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0, S. 293）或者說，海德格爾的正義意識「可以說只是偶爾有之」（參見：H. Arendt/M. Heidegger,Briefe 1925 bis 1975 und andere Zeugnisse, a.a.O., S. 666）。

「Mein liebes Seelchen!」 – Briefe Martin Heideggers an seine Frau Elfride(1915-1970),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München 2005, S. 51, S. 112.

這個說法源自卡爾·舒曼。他在為馬爾維娜撰寫的「胡塞爾生平素描」的「編者引論」中提到：「赫伯特·施皮格伯格談到她有一種也為萊維納斯所證實了的猶太式的反猶主義」（參見卡爾·舒曼：「編者引論」，載於：《胡塞爾研究》，1988年，頁107）但在舒曼所引證的施皮格伯格家信中（參見赫巴特·施皮格伯格與卡爾·舒曼：「作為大學生在胡塞爾身邊：1924/25年冬的一封信」，載於：《胡塞爾研究》，1985年，頁243，注15）並不能找到施皮格伯格的這個說法。我們可以猜測：舒曼或施皮格伯格在出版這封信時將相關的內容刪除了。但奇怪的是，舒曼在那封信的一個提及馬爾維娜的編者腳註中也仍然是引用勒維納斯這裡的說法而非施皮格伯格信的其餘未刊部分來說明馬爾維娜的「猶太式的反猶主義」。無論如何，從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猶太式的反猶主義」的說法應當是出自舒曼本人，而非出自施皮格伯格或勒維納斯。

參見：E. Lévinas, 「La ruine de la représentation」, in a.a.O., S. 121, Anm.

E. Lévinas, 「La ruine de la représentation」, in a.a.O., S. 121, Anm.

對此可以參見筆者的文章：「胡塞爾於一次大戰期間的政治踐行與理論反思」，載於：《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論》第十五輯：《現象學與實踐哲學》，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2014年。

這應當是海德格爾首次「領導元首(den Führer führen)」的嘗試。我們後面還會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以上參見：M. Heidegger,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 a.a.O., S. 105-193.

H.-G. Gadamer,Hermeneutik II. Wahrheit und Methode. Erg?nzungen, Register, GW 2, J. C. B. Mohr: Tübingen 1986, S. 490.

參見：「胡塞爾1933年5月4、5日致迪特里希·曼科的信」，倪梁康譯，載於：《世界哲學》，2012年，第六期。（該信作為資料2附在書後。）

參見維基百科的「Dietrich Mahnke」條目：https://de.wikipedia.org/wiki/Dietrich_Mahnke。

胡塞爾夫婦在1934年6月4日之後便沒有再給曼科回過信，包括曼科在得知胡塞爾去世後給馬爾維納的致哀信。參見：《書信》III，頁516。

參見弗里茨·考夫曼致馬爾文·法伯的一封信，載於：Edith Stein,Biographische Schriften, Selbstbildnis in Briefen II,1933–1942, Gesamtausgabe Band 3, Herder Verlag: Freiburg u. a. 2000, S. 596-598, Brief Nr. 781.

考夫曼在這封信中還寫道：「隨著漢斯·利普斯和埃迪·施泰因的去世，我失去了兩個最好的哥廷根朋友，生活顯得更為貧乏。」考夫曼當時並不知道，漢斯·利普斯在1934年便加入了他咒罵的「連修道院大門也無法阻止的那些畜生」的行列。

以上幾位都是時任馬堡大學哲學系的私人講師或教授的學者。或許馬堡大學當時是納粹精神運動的學院重災區。

參見：Willy Hochkeppel, ?Heidegger, die Nazis und kein Ende「, in:Die Zeit, vom 6. 5. 1983, 也可參見：K. Jaspers,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 a.a.O., S. 102f.

參見海德格爾在致馬爾庫塞的信中所說的第二點：「1934年我認識到自己的政治錯誤，出於對國家和黨的抗議而辭去了我的校長職務。」(M. Heidegger,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 a.a.O., S. 430)

參見：O. P?ggeler, ?Erinnerungen – Hegel, Heidegger und Gadamer「, inInformation Philosophie, http://www.information-philosophie.de/?a=1&t=2945&n=2&y=1&c=3)以及O. P?ggeler, ?Ich schwimme lieber.「 – Ein Gespr?ch mit Otto P?ggeler, inJournal Ph?nomenologie, 11/1999.

M. Heidegger,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 a.a.O., S. 430.

M. Heidegger,Bremer und Freiburger Vortr?ge 1949 und 1957, GA 79,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4, S. 56.

M. Heidegger,Bremer und Freiburger Vortr?ge (1949, 1957), a.a.O., S. 27.

這是南希借用阿倫特的政治哲學術語對海德格爾的刻畫。參見：Jean-Luc Nancy, ?Heideggers Banalit?t「, in P. Trawny und Andrew J. Mitchell (Hrsg.),Heidegger, die Juden, noch einmal,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15, S. 11-42.

O. P?ggeler, ?Den Führer führen? Heidegger und kein Ende「, in:Philosophische Rundschau32, S. 47.

參見：?Ich schwimme lieber.「 – Ein Gespr?ch mit Otto P?ggeler, in:Journal Ph?nomenologie, 11/1999. 還可以參見：P?ggeler , ?Den Führer führen? Heidegger und kein Ende「, in:Philosophische Rundschau32, S. 26-67.

H. Arendt/M. Heidegger,Briefe 1925 bis 1975 und andere Zeugnisse, a.a.O., S. 68.

（未完待續，感謝倪梁康教授授權」外國哲學研究「公眾號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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