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崇禎「罪己詔」講述，商業化程度越高若沒有規矩對國家越有害

商業化大發展，不僅促進了城市化的大發展，使得早前的大城市日漸興盛外，更使得一些過去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因為地理位置的原因，而成為大城市。例如京杭大運河沿邊地區城市。因為商人有很多種，作為小文，不可能全部講，本文就以行商為例，講述此文。

商業化發展程度越高的地方，越是交通便利的地方，同時，也是天下行商最多的地方。因為，行商多了坐商（也就是有店面的大小商人）才會多。交通便利分水、陸、海三大類，本文主要講講水道交通。

在明朝時，人們管水道交通要道叫作「大馬頭」，按現在的寫法是「大碼頭」，也就是貨運中轉站的意思，例如荊州、樟樹、蕪湖、湖州、瓜洲、正陽、臨清等地。特別是荊州的沙市，其繁華的程度甚至超過了北京、蘇州、南京等地。

然而，商業化發展越好對國家就越好嗎？顯然，未必，如果商業化的「以金錢論地位、論能力與奢侈、享受、鬥富」等現象一起出現的話，對國家的發展的弊端就越多。因為，人性會使對這種風氣的喜愛程度強於對秩序、對法律、對道德的尊崇。而這在中國古代社會早有前車之鑒，這就是晚明。

人們之所以不說晚唐、晚宋、晚漢，而僅說晚明、晚清，其一大原因就在於：它滅亡的時候，經濟和文化都處在上升階段。那麼，什麼處在下降階段？

無疑，就是民族的上進精神。而對民族的上進精神危害最大的就是商業化，中國與國外特別是歐美國家的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中國的歷史雖然也有商業化非常濃厚的時代，但是商業從來沒有形成一種被普遍認可的制度，即使有也因為太久遠了而被人們遺忘了。遺忘的時間其實很短暫，只要百年內這種普遍認可的制度消失了，人們也就忘記了。而重建這種商業秩序則同樣需要百年，還是百年和平時期。

中國的商業總是寄裹在權力之下，沒有獨立出來。這就是，中國的特殊性。

京杭大運河兩岸也是商業發達之地

1.行商發達必然促進經濟的畸形發展

行商發達之地，必青樓之興盛之地，因為，行商背井離鄉，需要生理滿足、心理滿足。行商發達之處，必旅遊業發達，必餐飲業昌盛，必交通運輸業發達。晚明時期的蘇州恰就是如此，它也是行商聚集之地。在當時的中國，有四大「聚」之說，北方的北京；南方的佛山；東方的蘇州；西方的漢口。

因此，蘇州的「以經濟論地位、論能力」「奢侈享受鬥富」的風尚在成化、弘治、正德就出現了。那時，溫飽問題在江南地區已經解決，青樓業、旅遊業、餐飲業已經日漸興隆，而這時，包括唐伯虎、祝允明、張靈等一大批文人才子的介入，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行商分大小，小行商就是像唐伯虎那樣需要外出兜賣商品的商人，其實生活很苦， 明朝文人馮夢龍的《喻世明言》就說：

人生最苦為行商，拋妻棄子離家鄉。餐風宿水多勞役，披星戴月時奔忙。

水路風波殊未穩，陸程雞犬驚安寢。平生豪氣頓消磨，歌不發聲酒不飲。

少資利薄多資累，匹夫懷璧將為罪。偶然小恙卧床幃，鄉關萬里書誰寄？

一年三載不回程，夢魂顛倒妻孥驚。燈花忽報行人至，闔門相慶如更生。

男兒遠遊雖得意，不如骨肉長相聚。請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闕生計？

長江中下游地區自古就是商業隆興之地

不僅僅是小行商，像明清時期的「十大商幫」之一的「龍游」商人。龍游商幫一販賣珠寶為主，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卻將自己打扮為僧道乞丐之流，身上穿的大多是破衣爛衫、身上長的是假膿包爛瘡。其實，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反而可以反證出：晚明其實並非想像中的那麼美好。這些商人為何這樣？最大的可能是治安不好，另外則是為了免於盤剝。現在有些人一直在說如果晚明不滅亡，中國會不會資本主義萌芽，會不會君主立憲。

2.儒家思想下的中國，畸形商業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形成統一的行為規範

我一直在說不可能：一是中國的儒家思想；二是周邊的安全形勢自古就比較危險；三是國內封建權力的擠壓；四是商人沒有統一的行為規範。

當然，我們此處並不是在批評商人，商人中也有行善樂施的人。例如晚明自然災害頻仍，許多地方官府都不作為，而救災賑災中常常可以看到商人的身影。但是，晚明商人最大的敗筆就是沒有形成自己的商業道德或是商業倫理。這是，晚明給我們的一個教訓。各行各業應該都有一個行業規則，有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不能。例如他們自身行為給周邊地區帶來的畸型繁榮問題。這既是他們自身的需要，又是他們作為商人的需要，但是他們偏偏忘記了：在中國這個儒家思想的國度里，這些對於人們的思想的衝擊有么多巨大。

無論商業規模的大或小，行商愈是發達的地區，以青樓業為代表的畸形娛樂業越發達。行商缺乏情感交流、缺乏安穩的生活，更缺乏當時社會環境下的認可。由此，在經商之餘將情感寄託於青樓就很正常了。但是這些人往往並非青樓裡面的上賓，上賓乃是當地的父母官、坐商、鹽商、走私商以及地痞流氓，地方因行商而興盛，但最大的利益享受者則是這些人。

到了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使商人經商的思想與官員為官的思想合二為一。例如，萬曆朝的首輔葉向高就曾說：看北京城內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不是穿著官服的官員就是商人。只不過當官的是在朝中經商，商人則是在民間而已。他又說，天下的人無外乎功名富貴而已，但其本質就是利益（金錢）而已。

與此同時，號稱的十大商幫已經形成。其中勢力最大者為徽商和晉商，晉商一般都是大官商，靠壟斷鹽、茶、馬等貿易獲得豐厚的利潤，例如張四維家族，許多朝廷大臣都認為鹽業政策之所以失敗，皆是張四維兄弟所為。這時候的晉商與清朝的晉商是不同的，清朝的晉商雖然與官府關係密切，但並非根源於壟斷權力獲得利潤。

珠江流域也是一個商業發達的地區

3.商業發達下的鬥富、奢侈之風，是對民族上進精神最大的戕害

無論明朝還是清朝的晉商，在奢侈方面都不如徽商。徽商在明清時期特別好面子，在明朝的名聲也不太好，許多人為了青樓女子一擲千金。明人陳鐸就早在明朝時，就對此譜了一首歌來諷刺他們，名曰《鹽商》：

下場引方才告繳，脫空錢早已花銷。衣冠假儒士，風月花胡哨，那裡也十萬纏腰。累歲經年守候著，將到手支頭欠少。

而進入崇禎時期後，力圖扭轉乾坤的崇禎便非常無奈地說「居官有同貿易」。崇禎的這篇「罪己詔」其文寫得非常好，感興趣的人可以自己找來看看。我只節選部分：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他的這句話，也代表了晚明時期，因為商業化高度發達帶動了風氣的轉變，這種風氣就是個人享樂主義與奢靡之風組成的奇怪風氣。它對吏治的影響有多麼深刻呀。

民族上進之心，國家上進之心喪失，才是明朝何以亡國的根本原因，也即思想原因。而在這一風氣形成之中，武宗、世宗、萬曆的幾十年倦政，直接加速了這一風氣形成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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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首任駐大韓公使，曾處理過美國排華虐殺華工諸多事件此鏈接為本號「中國與周邊國家系列之大韓帝國系列」，目前共五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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