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者有不信無？是誰讓大太監劉瑾「笑傲千年」

作者丨胡丹

有人說：歷史上「十大首富」，隨便挑出一人來，財富都比蓋茨多幾倍。問這是真的嗎？

首先要說明的是，除了比財富，還要比比，「首富」們錢來的是不是正道？三觀須正！

我不知道歷史上是哪「十大首富」。但可以肯定的是，什麼「古代歷史上十大首富」之類的評選應該是不會存在的——儘管歷史上一些人，如太監劉瑾、權相嚴嵩、和紳等等，被標上類似的頭銜——因為真正的專家不會參與這種無聊的評選，如果確實有的話，也只會是某些媒體弄的噱頭。

所以，請不要輕易相信這些「十大」。下面我著重從明朝太監劉瑾的角度，來講講某些「史上富豪」的財富有多麼誇張、不靠譜。

劉瑾貪賄的名氣太大，有一家海外媒體，還替他盤點資產，說這位大太監「擁有黃金1200萬盎司，白銀2.59億盎司」，並選他為「世界千年富豪」。這條信息在網上被許多人轉載，並且信以為真，引為信史。

史書記載，劉瑾曾笑稱自己是「富太監」，難道他當真如此巨富，竟可「笑傲千年」？

不如我們來幫他摟摟家底兒。

關於劉瑾的資產，記錄並不一致，但數字都很龐大。如王鏊記劉瑾貨財籍沒之數：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 五百，蠎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珤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合計為：金1205萬兩，銀2.59億兩。對照那家海外媒體的材料，兩組數字完全相同，不同的是計量單位：一為西洋的「盎司」，一為中國傳統的「兩」。一兩約合1.3盎司。顯然，那家媒體一點都不嚴謹，抄了一份中國檔案，連起碼的換算都沒有！

王鏊是正德初年的內閣大學士，與司禮監太監劉瑾共事約三年時間，他遇事開誠布公，劉瑾偶然也能聽納他的意見。後因劉瑾「禍流縉紳」，於正德四年乞休，回到蘇州老家，終身不再復出。

從王鏊的身份來看，他所記應該很權威吧？事實是否如此，還往下看——

的確，因為王鏊的記載具有權威性，所以多次出現在明人筆記里，如陳洪謨《繼世紀聞》、郎瑛《七修類稿》、田藝蘅《留青日札》、高岱《鴻猷錄》等，尤其是考史大家王世貞也引用了這一數據；《憲章錄》《皇明通紀》等一些在明晚期影響很大的歷史讀物，也加以引用。

上述材料從內容到行文基本相似，明顯是相互傳抄，而王鏊的記載應是源頭；略不同者，如「金龍盔甲」一項，王鏊記為「三千」，後來者可能覺得太多，將其改為「三十」。王鏊筆記作於正德十年，在諸種史料中為最早。可是那逆天的數字真的可靠嗎？且不論那些「零碎」金銀，單那500萬個銀錠和24萬個金錠（金銀皆為每個五十兩的大錠），需要多少間庫房才裝得下？具體的技術問題常常為人忽視，影視劇里常見這樣的鏡頭：皇上隨口一喊：「賜銀萬兩」，宦官端個盤兒出來，就算賞下了。可導演知道嗎？按舊制，一萬兩就是620斤！不是提溜了就能走的。劉瑾要藏那多金銀，他家的銀窖非把九泉挖穿不可。這些顯明的道理，那麼多引用者竟無人思量！

清代考史大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里也提到劉瑾家產，雲「據王鏊筆記，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萬餘兩，他珍寶無數。」趙翼自稱引自「王鏊筆記」，但他這組數字，比王鏊所記至少少了五分之四。

清末夏燮編《明通鑒》，已對劉家不可思議的資產產生懷疑，並有所「考異」，他列舉了漢代王莽、梁孝王、董賢、梁冀等人的財產，「大概俱不能當（劉）瑾二十之一」，以此懷疑劉瑾的巨額家產「恐當時傳聞如此，未必真有此數」。他認為：「證之正史，則但云『累數百萬』，此得其實。」

關於劉瑾家產的權威記錄只能是當時的籍沒清單。我手頭有一份明代的刑部題本，由人從刑部檔案中抄出而傳世。這份文件具有第一手史料的性質，可信度非筆記可比。其中涉及劉瑾財產原文如下：

本年（正德五年）八月十三日，太監張永班師回京，備將（劉）瑾不法事情開條具奏。蒙拿錦衣衛鎮撫司監候。隨於本家搜出前項假寶，違禁衣甲、牌面、弓弩等件，金銀數百餘萬，寶貨不計其數。

同卷又提到：

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奏。奉聖旨：「是。劉瑾恃恩驕橫，專權黷貨，贓至數百萬兩。……在京並原籍家產、房屋、田土，盡數抄沒入官。」

前記「金銀數百餘萬，寶貨不計其數」，後記「贓至數百萬兩」，都只說幾百萬兩（金銀），比王鏊提供的數字少了太多。因為題本不是籍沒冊子，只是刑部向朝廷報告罪犯的處理情況，故對劉瑾的財產沒有開列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它提供的大致尺度應該是準確的。

《明史?宦官傳》記：

「帝親籍其（劉瑾）家，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袞衣、玉帶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

沒有提到劉瑾驚人的家產。而同書記抄沒太監王振家產：「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倘若劉瑾真那麼富有，《明史》豈有抓住小巫放過大巫的道理？

劉瑾真正發跡，是正德元年十月入司禮監後，一直到正德五年八月被殺，一共46個月的時間，他「權擅天下，威福任情」，「廷臣黨附者甚眾」，開始積累巨大的財富。我們僅僅拿2.5億兩白銀來除一下，他平均每個月受賄的銀子將達到540萬兩！再平均到每天，則是18萬！這可能嗎？顯然不可能，而且是絕對、完全不可能！明朝的財政狀況，到弘治末年已是入不敷出，大臣們除了「為國惜財」「加意撙節」等議論外，別無開源良策，朝廷窮得連官軍每個季度的折俸銀都要欠著！倘若劉宅忽然現出一座寶山，一定會引發輿論地震的，可朝堂上卻反應平靜，更無人提出用劉瑾家產填補國家財政虧空。這只能認為在賄賂公行、風氣日下的官場環境下，「數百萬」的數字離大家的估計並不太遠，所以才沒有引起特別的驚愕與憤怒。正德初年一個太監李興因事下獄，為了買命，他一下拿出40萬。劉瑾在當政前，曾向武宗說，抄了司禮掌印，可得銀數十萬。皆類此。另外，「劉瑾跌倒」，一定是「正德吃飽」，如正德十年戶部主事戴冠言：「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可是在正德九年初，乾清宮燒毀，為了籌集重建所需區區一百多萬兩銀子，不得不加派天下錢糧五年，拖到正德十六年才完工。老朱家若真有這份家底，何須如此狼狽？

我們還可以拿其他一些「腐敗分子」來與劉瑾對比。

《留青日札》《天水冰山錄》等明代筆記都記載了劉瑾、錢寧、江彬、嚴嵩、張居正等人的籍沒情況。錢、江是正德後期的佞幸，呼風喚雨，生殺予奪，當權時間更長。他們二人資產相埒：金10萬，銀500萬。而弄權長達二十年的嚴嵩，金銀又才二人之半（這別有原因，據說行賄、頓寄之後，「所抄不及十四五」）。可見劉瑾這個高峰，是太難以仰及了。

最後再從經濟的角度略加考察。

弘治以後，明代社會經濟加速發展，至嘉、萬時形成「極盛昌隆之世」，銀兩全面進入流通領域並成為繳納國課的主要手段（銀兩作為支付手段，是從英宗正統年間開始，以前白銀作為貴金屬，是不允許流通的，合法貨幣只是寶鈔與銅錢），市場對白銀的需求量巨增。可是中國卻不是產銀大國，雲南土司「差發銀」有限，國內「銀坑」（浙、閩、雲南等地）所產都不旺。銀兩之所以用度不乏，主要得益於海外貿易的興盛和美洲、日本白銀的大量流入。而這是明代後期的事，在劉瑾那個時代，社會上的白銀總體而言是較為匱乏的，怎麼可能有2億多兩被囤積在一人之家？

如果大量白銀被人囤積，無法流通，必然造成銀荒，出現「銀貴物賤」的情形，於民生大有妨礙。劉瑾死後八十年（那時銀兩的地位已隨著「一條鞭法」的施行而加強了），全國白銀總量仍然有限：張居正改革時，國庫積銀才1，200萬兩，各地銀根即緊縮。假設大量的真金白銀被「劉瑾們」囤積起來，社會流通靠什麼？我們即使不懷疑劉瑾納賄的能力，也要懷疑那個時代供養這位（還有其他眾多）富豪的能力。

再說劉家的金子。

嚴嵩與和珅都是巨貪，嚴嵩抄家，抄出純金器3，185件，總重11，033兩3錢1分；金錠較少，共454個，重4，336兩7錢，其他條金、餅金、沙金、碎金8，835兩。和珅家金子就更多了：金庫抄出赤金58，000兩，又上房存赤金2，500兩，大金元寶100個每個重1，000兩，夾牆裡匿赤金26，000兩。合重186，500兩，此外還有許多金器。但這兩位巨貪若和劉瑾一比，簡直弱爆了，劉家藏金是和珅的64倍，嚴嵩的497倍！

正德三年，素稱「悻直」的尚書許進致仕，臨走時，向劉瑾饋送金銀，為其所鄙視。劉瑾嘲諷他道：「銀或取之俸祿，金則何自得之？」或許對劉家之金，也當發此一問。金主要用以製造金器和儲藏，而括盡全國金物，怕也難熔煉出76萬斤金錠吧，莫說藏於劉氏一家呢。

因此，說劉瑾是「千年富豪」，全然為一噱頭。劉瑾確實為巨貪，他的家產應為「金銀數百萬」，這才是比較可靠的數字，過分誇張，毫無意義。

中國歷史上的這些「大貪官」既然都是官，說明他們貪腐的能力和空間都是有限的，而我們有著痛恨貪官的反腐情結，於是在描述他們的資產時，往往有誇大的傾向，頗似小說家言——真是信者有，不信者無。可是歷史能這樣嗎？其實啊，中國古代的皇帝，「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的是他的，你的還是他的，他們才是真正的超級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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