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改變歷史卻被遺忘的古代戰爭

楚吞百越之戰（春秋---戰國）

在西周分封諸侯的版圖裡，楚國不過是南部一個偏遠小邦，在春秋戰國風起雲湧的畫卷中，楚國卻以驚人的速度成長為決定群侯爭霸格局的超級大國。史冊大多傾重於記錄楚國北上中原，與秦晉大國爭鋒的壯闊歷史。卻忽略了楚人自始至終都未曾停息的一場戰爭：南吞百越之戰。在華夏文明的成長與擴張時代，楚人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扮演了華夏民族南部拓荒者的偉大角色。更深遠的意義在於，楚國的南擴之路，彷彿一個巨大的熔爐，將中國南方各部族統統融化入華夏民族洶湧的血液中。楚國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里，其實扮演了中國南北文明橋樑的作用。

班超敗月氏帝國之戰（東漢）

這是一場只漢史中只記錄了寥寥數筆的戰鬥，公元90年夏，貴霜帝國派兵七萬，越過帕米爾高原，進攻漢朝西域諸屬國。漢朝西域都護班超集合西域各屬國兵馬，以誘敵深入之策將月氏軍圍困，並迫使其遣使投降。不費漢朝中央一兵一卒，便輕易化解了一場西域各國的災難。從漢朝經營西域的歷史來看，這場戰爭自然鞏固了漢朝中央政府對於西域的主權，並使絲綢之路形成了一條天然的分界線---蔥嶺。中國對蔥嶺以東的地區的主權，從那時一直延續到今天。不過當時的漢朝人對貴霜帝國知之甚少，甚至久歷邊疆的班超也對這個國家分外陌生，依然如慣例稱其國王為月氏王。

東漢與羌的百年戰爭

貴霜降服了，西域收復了，南方平定了，匈奴烏恆沒戲唱了，東漢帝國歷經幾代君王的苦心經營，終於達到了盛世的頂峰，然而自始至終，他們都面對著一個頑強的對手---河西羌族。先零羌平滅了，參狼羌又反，鍾羌完蛋了，東羌又亂，羌人彷彿一個在擂台上屢次被擊倒卻屢次站起來的頑強拳手，與東漢帝國整整搏鬥了一個多世紀的時光，東漢王朝幾代名將的心血與榮辱，都將為這個頑強的部族所拋灑。特別到東漢中期以後，隨著地方豪強勢力和宦官勢力的坐大，政治的腐敗為羌人叛亂提供了溫床，更加速了漢朝軍隊的腐化過程，終使平羌戰爭演變成一場烽火連綿的消耗戰。平羌戰爭的另一結果恐怕是漢朝政府沒想到的，在漫長的平羌戰爭里，漢朝河西軍閥勢力日益膨脹，漸成尾大不掉之勢，終於有了河西軍閥董卓進京奪權的大戲，拉開了東漢末年群雄逐鹿的序幕。

隋攻吐谷渾之戰

大隋盛唐，武功赫赫，擊吐蕃，戰突厥，浩瀚的史冊里留下了無數英雄的傳說，然而隋朝攻吐谷渾之戰，在隋唐名將赫赫光輝的映照下，顯得有些平庸和暗淡，而事實上，隋攻吐谷渾之戰，不僅僅是隋朝統一中國的前奏，更為歷經分裂與戰亂的中國，打響了重歸盛世的發令搶。我們可以從國防等多個因素來解釋隋唐征吐谷渾之戰，然而透過無數塵封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晰的發現，西擊吐谷渾之戰，實際上牽動著歷代強盛中原王朝的一個大戰略---西進戰略，如漢朝開西域一樣，歷代強盛的中原王朝都把開闢絲綢之路恢復對西域的主權作為國家和平與發展的大謀略。而吐谷渾正是橫亘在隋唐王朝通向絲綢之路的大釘子，擊敗吐谷渾使隋唐王朝鞏固了自己在河西地區的主權，以此為基礎將華夏文明傳向了西域大地，更使橫穿歐亞的絲綢之路從此暢行無阻，拉開了中華民族又一盛事的序幕，征吐谷渾之戰是華夏文明再次衝出關山阻隔，通向歐亞大陸的第一塊跳板。其意義即使與唐平突厥之戰相比，也是毫不遜色的。

唐朝破吐蕃的維州之戰

盛唐的赫赫武功讓人神往追憶，而安史之亂後晚唐的歷史卻總讓史家不堪回首，那個向來被認為是宦官亂政與藩鎮專權的黑暗年代，儘管已經是唐王朝日落西山的末世，然而在生存的壓力下 ，唐朝軍隊依舊部分保持著盛唐時代強悍的戰鬥力，一代名將們以扶大廈於將傾的勇氣，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打出了一次次酣暢淋漓的外戰勝利，確保了走向末世的唐王朝邊境的太平，也一度為國家迎來了迴光返照一般的「中興」，公元801年唐朝劍南節度使韋皋破吐蕃的維州之戰，正是唐軍末世時代的輝煌之作。公元821年，唐朝與吐蕃於長慶會盟，徹底結束了兩大軍事集團歷經數百年的持續對峙和戰爭狀態，在之後的時日里，雙方都忠誠的遵循了這一盟約。韋皋破吐蕃的赫赫武功，恰恰是打開兩大集團和平之門的一把鑰匙。世人對晚唐政治 頗多貶斥，然而透過維州之戰的輝煌，我們仍然可以依稀可見盛唐武功的絲縷榮光。

唐擊回鶻烏介可汗之戰

唐擊回鶻殘部之戰，可以被看作晚唐時代唐朝戰略防禦的轉折點，唐朝的邊患素來集中在西北地帶，尤其以回鶻和吐蕃兩大強鄰為甚，而在吐蕃走向衰落並與唐朝修好後，強大的回鶻帝國也既而走向了滅亡，晚唐在政治與軍事都走向末世的情況下，能夠解決好這個困擾已久的邊患問題，實在是幾代政治家與軍事家在外交與軍事方面努力的結果。擊滅烏介可汗後，唐朝冊封了擊滅回鶻的黠戛斯部落，而自稱是漢朝李陵後人的黠戛斯部也對唐朝忠心耿耿，不但成為了抗擊阿拉伯帝國東侵的屏障，更使戰火綿延的絲綢之路重新開通，從長安到中亞的通道再次暢通。

宋夏平夏城之戰

史家對於王安石變法的內容頗多爭議，然而有一點卻是不容否認的，王安石變法的最大成就不在經濟和政治，卻在軍事上。從王安石變法開始，宋朝軍事改革特別是西北地區的軍事改革就成為了變法的重點，從某種意義上說，宋朝西北軍鎮是王安石變法的「特區」，西北軍隊擁有了獨立的指揮權與統兵權，士兵的作戰素質和將領素質也隨著變法的深入而日益提高，終於漸漸扭轉了宋朝在宋夏戰爭里的被動局面，並為宋朝打造出一支難得的精銳之師，遺憾的是，這一切的成果，皆因為北宋最終的敗亡和王安石變法的是非爭論，一直被史家所忽略。在兩宋並不光彩的外戰史上，北宋後半段的西北爭奪戰，當是一個為數不多的亮點。而如果歷史真能夠給北宋充分的時間平定西夏，並利用河西地區的資源優勢繼續打造一支強悍的騎兵，或許整個兩宋的歷史，都會換一種寫法。值得一提的是，在北宋滅亡到南宋初立的這個大轉折階段，起重要作用的也同樣有原北宋的西北軍，南宋抗金名將吳階和岳飛的部隊里，都有大量來自西北軍的戰士，他們也在戰場上給金軍以沉重的打擊，證明了那支遠去部隊的輝煌與尊嚴。

南宋孟拱的襄樊爭奪戰

在蒙古大軍橫掃歐亞的黃金時代里，誰能夠在硬碰硬的野戰中擊敗蒙古大軍？放眼世界，能完成這個答案的人屈指可數，而南宋名將孟拱卻正是其中一位。襄樊爭奪戰是蒙古軍與南宋軍第一次真正意義的硬碰硬較量，此戰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延續了南宋五十年的國祚，更讓蒙古軍因連勝而狂熱的頭腦漸漸轉向了清醒。素來被認為孱弱的宋軍在抗蒙戰鬥中打出了強悍的戰鬥力以及高技術化的裝備優勢，更證明了一件事：經濟佔優的宋朝，一旦戰爭機器全面開動，其效能無疑是非常可怕的。高素質的軍事指揮人才與高效率的指揮體系，完全能夠讓宋朝把其經濟和科技上的優勢發揮到最大。如果宋朝能夠出現一位善用人才的有為君主，能夠適當的調整國策，賦予武將更多的主動權，如果能夠出現幾位真正以國家為己任的賢良文臣，宋朝免於滅亡的命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多是宋朝功臣不得善終的結局，除了孟拱以外，宋朝多數抗蒙名將都幾乎遭陷害身死。而奸臣的亂政與皇帝的昏庸更把宋朝推向了深淵，即使如此，孟拱襄樊爭奪戰的勝利，還是為宋朝打造了一條足夠抵抗蒙古大軍南下的堅固屏障，讓蒙古軍無數次的南侵都付出了血的代價。而從中吸取教訓的蒙古人，也開始調整自己原有的政治政策和軍事政策，把學習南宋的科技與水軍戰術作為重點，並廣泛任用漢將漢軍，後來的蒙古滅宋之戰，基本成為了北方漢人與南方漢人之間的戰鬥，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

明朝哈密爭奪戰

在明王朝的歷史上，有一個地名讓人格外的陌生，卻在歷史中格外的扎眼---哈密，哈密的興衰也同樣見證了明王朝興衰的歷史。在明朝強盛時代，哈密是是明朝西部邊陲嘉峪關外的緩衝地帶，更是明朝抵抗蒙古部落騷擾入侵的橋頭堡，哈密曾經與明王朝「萬國來朝」的盛景緊密相連，它是西域屬國乃至中亞西亞國家使節進京朝見中國皇帝的中轉站，也是西方商人進入中國內地的必經之路，它曾經一度商旅雲集，經濟富庶，哈密的存在見證了絲綢之路最後的繁榮與輝煌，它曾經如此的重要，卻也如此輕易的被明王朝遺忘。哈密衛的丟失，在嘉靖以後的君臣眼中算不得什麼大事情：小小的邊陲，幾千人口，丟就丟了吧。事實上，哈密的丟失對明王朝的邊境防衛影響甚大，從軍事角度講，明朝失去了嘉峪關外的緩衝地帶，原本處於二線防禦的嘉峪關，此後直接暴露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邊境的軍事壓力陡然增大。明朝甚至也失去了戰馬的重要來源，直接影響了明朝騎兵力量的發展。

明朝料羅灣海戰

料羅灣海戰是一次明朝對荷蘭殖民者的自衛反擊戰爭，鄭芝龍廣泛吸取西方海軍的先進經驗與技術，組建強大的水師，首開東方國家在海戰中擊敗西方殖民國家的先例。而對比於西方殖民擴張的歷史，指揮料羅灣海戰的鄭芝龍及其鄭氏家族正是中國海商勢力的代表，海盜出身的他們擁有獨立的軍隊和獨立的勢力範圍，甚至可以直接在海洋上與西方殖民勢力交鋒。他們的發跡歷史，恰恰是西方無數海商勢力發跡歷史在中國的翻版。從某種意義上說，鄭氏艦隊的壯大以及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打擊，是中國人跳出大陸思維，開拓萬裏海疆的開始。料羅灣海戰後，福建廣東一地海域日趨平靜，海外貿易日趨繁榮，在陸上絲綢之路絕跡之後，中國東南沿海從此搭起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橋樑，海洋貿易的繁榮與商人勢力的增長在當時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如果歷史可以照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或許古老的中國將走向自己獨有的近代化歷程，遺憾的是，歷史的河流永遠都是曲折的，明末的兵火和清朝的閉關鎖國，終於讓這本有可能產生的自然發展規律就此阻隔。二百多年後，當繼荷蘭人之後而來的英國殖民者也以同樣的方式兵逼中國沿海時，他們搞笑的發現對面對手的船隻和武器，居然還不如二百多年前的明朝人，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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