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和誓言：窩闊台的大汗之路和與守灶幼弟拖雷的暗戰

1227年，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進程中，卒於」薩里川哈老徒之行營「（此處一般認為是在寧夏海原境內，所謂薩里川哈老徒就是以宮殿所在地地名命名的第二大斡耳朵，是第二皇后也遂夫人的主宮，也是可以移動的帳宮，因成吉思汗出征西夏也遂夫人陪同，所以把成吉思汗去世的寢殿稱為「薩里川哈老徒行宮」，從發病到去世僅為8天時間，按當時交通條件，成吉思汗無論如何也回不到幾千餘里之外的客魯漣河畔真正的薩里川哈老徒行宮去的），一生的彪炳功業就此謝幕，也將」大蒙古國「這份大大的遺產留給了他的兒子們。

無論是蒙古語、漢語還是波斯語的史料，都記載了只有窩闊台才是成吉思汗生前提名的繼承者，但窩闊台的大汗之路，仍然並非一帆風順、無波無瀾。

對窩闊台構成最大挑戰的，就是他的幼弟、擁有「守灶子」（od-cigin）身份的拖雷。

拖雷對汗位的權利要求的依據來自於為當時蒙古人所恪守的」幼子守產「的繼承法傳統，根據這一傳統，年幼的兒子通常不需要像其他兄弟那樣離開父母、獨立門戶，而是始終留守在父母的營帳中盡兒子的責任，同時在父母去世後繼承其全部的遺產。這是歐亞草原自古以來一個廣泛流傳的傳統，在匈奴人、鮮卑人、突厥人、吉爾吉斯人、蒙古人乃至後來的哈薩克人、滿族人種都有不同程度的存留。

儘管成吉思汗所留下的龐大帝國在規模、形式和複雜程度上，絕非構成普通牧人財產的廬帳和畜群這樣的財產所能比擬，但是它同樣是可供繼承和分配的遺產，在家產國家的大背景下，它也必然受到傳統遺產繼承習慣法的影響。當大汗的權位等更高層面的政治權利作為遺產交接時，必然與「幼子守產」的繼承法傳統發生衝突，因為顯然它們在此時並不是一致的。

這種衝突和干擾的直接表現，就是歷史記錄中的拖雷監國。雖然這一段監國的歷史從理論上是因為按照蒙古傳統窩闊台並不能如漢族封建帝王的繼承製度那樣僅僅根據先皇遺命直接繼承大統，而必須經過忽里台會議（庫勒台會議）的推選才能成為大汗，在這個空窗期，拖雷監國，可以理解為所謂「權知軍國大事」，但是，拉施特《史集》的記載：

拖雷汗在成吉思汗之龍庭及諸大斡耳朵所在的根本大營盤中住了下來，坐擁大權。

這和漢文史料《聖武親征錄》所謂的：

太祖聖武皇帝升遐之後，太宗皇帝即大位之前，太上皇帝時為太子

嚴絲合縫，若合符契。

拖雷的權利包括在父親活著的時候留守大帳，在其身後繼承其名下的全部人乎、土地和財產，他天然地與成吉思汗的「大營盤」、「大中軍」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同時，此時的拖雷一直和母親孛兒帖，即成吉思汗的根本大皇后呆在一起，所謂隨侍於母側並不是簡單的孝道，而是進一步強調拖雷作為幼子擁有的權利。

作為幼子的拖雷及其家族，在繼承了其母親的「份子」的同時，也繼承了與大斡耳朵相關聯的所有蒙古將領的身份隸屬關係，從這個意義上，這些蒙古將領都是他私人的臣僕。

窩闊台繼承汗位的最大的合法性的保證是成吉思汗生前要求其兄弟們當面立下的推戴其為大汗的「文書」（khatt），所以當之後在忽里台會議上局面僵持時，支持窩闊台的一方一再宣讀這一「文書」。這一文書的內容不詳，但根據之後的漢文史料，應該就是諸王「世守藩服」的盟約；這和宣告對未來的大汗及其家族效忠和擁護的口頭「誓言」（mucalka）一樣，構成了選舉大汗儀式中必不可少的環節。

窩闊台的優點是成熟穩重，但這個評價的另一個詮釋就是平庸，而在蒙古本土的基本盤都已經在拖雷控制下，他自己只有4個千戶和葉密立、霍博之間的領地的時候，成為大汗必須要求拖雷把蒙古本土中央兀魯思「讓給」自己，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任務。

最後，窩闊台當上了大汗，這裡面確實疑團密布，蒙古文和其他語文關於這次選汗大會的資料少之又少，反而漢文中有一些蛛絲馬跡，根據漢文史料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的記載：

乙丑（1229）秋，公（指耶律楚材）奉遺詔立太宗，擇定八月二十四日，諸皇族畢至。至二十二日，尚猶豫不決，公曰：「此社稷大事，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睿宗（即拖雷）曰：「再擇日如何？」公曰：「過此日皆不吉。」至日，公與睿宗翼太宗登位。

撇開其中誇大耶律楚材作用的成分，其中的暗流涌動也昭然若揭，可能隨著拖雷的意外死亡（一說為窩闊台毒死），這場危機才真正化解（擱置）。

考慮到伊兒汗國和元朝都是拖雷的兒子建立，所以明朝根據元朝留下的各類實錄和《經世大典》編纂的《元史》和旭烈兀王朝時期編纂的《史集》，這一東一西兩大「正史」都描繪了一個拖雷為了大局慷慨豪邁「讓國」，拖雷自己又為了兄長作為替身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的美談。

這些基於維持合法性的虛構和真實的暗戰情形自然相去甚遠，但是作為已經成為最後勝利者的拖雷子孫，自然也沒有必要特地去抹黑那位對蒙古帝國畢竟沒有大的過失的第二代大汗窩闊台。

這樣的一個「美麗的故事」，對於大家都是比較可以接受的一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