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版《張學良口述歷史》的出版，說清了九一八是誰下令不抵抗

2009年10月29日晚，中央台新聞播出了唐德剛先生病逝的消息，算是證實了上午的傳聞。想到應該和唐太太吳昭文女士通個電話，越洋電話打到美國的住所，無人接聽。

唐先生晚年，和大陸的溝通不算多，而他的研究建樹，又基本都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我算是在大陸與晚年唐德剛有過交往的人之一，覺得有義務記錄下一些片斷，便於為研究唐德剛先生的朋友提供一些參考。

我與唐先生交往的始終，都是圍繞著《張學良口述歷史》，該書於2007年7月出版，署名張學良口述，唐德剛撰寫，我是策劃。說老實話，這是一部本來沒有的書，整個運作過程整整歷經5年。

2002年6月，我就職於春風文藝出版社，在每期必看的《環球時報》上讀到一篇對唐德剛的專訪《我幫張學良寫回憶錄》，意識到唐德剛手中應該存有當年的採訪錄音，儘管其實際內容僅僅是當年計劃的一小部分，但是其歷史價值仍然十分珍貴，值得考慮成書出版。

不久，經朋友介紹，順利地聯繫上了唐先生。

唐先生的聽力非常差，身邊的人也要大聲講話才行，所以僅僅和唐先生通了很少的話，往來溝通基本都是和唐太太進行的，以後多年都是這樣。他們也不會使用電子郵件，溝通方式就是傳統的電話和信件。記憶中唐先生的聲音有些沙啞，中氣不是很足。

事情的開始並不順利，唐太太介紹說，錄音帶一共是11盤，早前被一個叫王書君的借走，說是研究用，但後來他加了很多內容拿去出版了，事先沒有徵得唐德剛的同意。

電話里似乎感受到我的躊躇，唐太太說，就是這個情況，德剛也很無奈，王書君對外說自己是德剛的學生，實際是很多年前德剛到山東講學，他聽過德剛的講座。後來他到了美國，又到家裡來拜訪。那本書出版後，給過我們很少一點錢。現在錄音帶已經不是新鮮的了，還要不要出版，你再考慮。我立即說，要還是要，唐先生採訪的內容，出版後應該保持原貌，署名也應該是唐先生，即使全部內容都被那本書採用了，恢復其本來面貌後出版，還是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

大約隔了一天，唐太太來電話說，你的出版思路，德剛同意了。但是他說，當年採訪時，還有一位在台灣的郭冠英也參與了，現在要拿出來出版，也要徵求一下郭冠英的意見，所以你還要等等消息。

不久，唐太太通知我，郭先生沒有意見，德剛也同意為這本書寫一篇序言。

幾次溝通下來，覺得老先生做事情，一副有板有眼的老派作風，讓人心裡踏實。

唐太太提到的那部書叫《張學良世紀傳奇》，我買了一套，署名是「王書君著、訪錄者唐德剛」，全書將近90萬字，分上下兩冊。估算起來，去掉錄音帶的內容不算，王書君應著作了80萬字。後來聽說有一位叫張永濱的哈爾濱作家，起訴王書君的這部書抄襲其作品，官司打了好幾年，今年從網上看到報道說，張永濱勝訴了。當然這都是後話。

很快，仰慕中的錄音帶郵寄到了瀋陽，郵包里還附了一些唐德剛先生與張學良交往的照片、信件等相關資料。

11盤錄音帶，有的錄滿了，有的只錄有一半，聽上去，多數都是在餐桌上進行的，每一段談話，都是隨興而發，有時說了幾分鐘，又跳到另一個話題上去了，彼此全無聯繫，但越是這樣，其實內容也就越豐富，尤其張學良的口音，一口地道的東北話，有時候講出來的地方土話，唐德剛也聽不懂。有的段落似乎在座的人還不少，於是有的時候就聽得很鬱悶，因為大家都在說話，聽不清楚張學良在說什麼。

對這本書的編輯思路也基本形成了，書名確定為《張學良口述歷史》，全書內容嚴格依照錄音內容，在保持張學良口述的風格基礎上，略微順通字句，原則上不改動一個字。但是對於是否在書中保留唐德剛的話，我拿不定主意，既要保持口述原貌又要保證閱讀流暢，實在是需要拿捏一番。

我把11盤錄音帶分別交給了出版社的陳吉秀和正在實習的南開大學研究生付嬌，囑咐她們，嚴格按照錄音帶里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聽寫，實在聽不清楚的就算了，聽不大懂的地方可以空出來。兩個女孩子開始了為時一個月的記錄整理。陳吉秀後來去了新星出版社，付嬌研究生畢業後到了人民郵電出版社。

這時碰巧發生了一段有趣的事情。

原來的計劃要趕在2003年1月的北京訂貨會上市，當然時間上比較緊張，不過只要努力還是可以實現的。

有一天我與《文匯讀書周報》的記者彭侖聊起下一階段的選題，無意中說到了這本書，並介紹了有關《張學良世紀傳奇》的實際情況。彭侖的職業感很強，當時就提出希望就此採訪唐德剛，我說要先詢問唐太太意見。

唐太太的態度有一些猶豫，說這個事情我們確實很生氣，不過這樣報道出去似乎也讓王書君太難堪，最後說我和德剛商量一下吧。商量的結果，同意接受彭侖採訪。對兩本內容幾乎一樣的圖書，一個稱為訪錄者唐德剛，一個署名是作者唐德剛，也確實需要跟讀者交代一下。

結果掀起一場波瀾，彭侖來電話說，據說在美國的王書君聞聽後立即表示要起訴他。他說起訴我不怕，你的書要抓緊出來，這個才是最大的事實。

再後來看到山東的媒體報道，王書君表示唐德剛先生給了他書面說明，證明他是得到授權的。我那時候經常與唐家聯繫，沒聽到過他們提起有這麼一個書面說明，後來也未見到王書君公開這份書面授權。

以上記述，並非有意讓王書君先生尷尬，僅是如實記錄當時的實際狀況。

錄音帶的整理記錄很順利，我依舊沒有想好到底是否在書中保留唐德剛的對話，唐先生授權我全權處理文體。在一定程度上說，這本書的出版，是源自張學良本人親歷材料的最高終結。再過100年，可能依舊是後世學者要遵循的史料，處理得不好，就會大打折扣，對不起張學良、也對不起唐先生，更對不起讀者。

然而噩耗在這時突然傳來，唐太太來電說，德剛給你寫的序言就要寫好了，是寫在電腦里的，但是他不小心碰到了一個鍵，全都沒有了。聽完了我的大腦一片空白，考慮到他們的年紀可能對電腦不是很熟悉，就抱一線希望說，是不是請人幫忙看看可否有辦法恢復過來。唐太太說，辦法都想過了，就是沒有了。我打電話過來，就是要告訴你，恐怕要等一段時間了，現在德剛很懊喪。

放下電話，有點哭笑不得。眼看一切順利，書卻出版不了了，就是為這麼一個原因。缺少了這篇序言，這本書只能算有一半，但是寫作的人都知道，一篇得意的文章突然丟了，沒有幾個月，是恢復不過來氣息重新提筆的。

看來出版時間要推遲了，想到對彭侖的承諾，不知道回頭該怎麼跟他解釋。

這時錄音帶全都整理完畢，統計一下，大約10萬字左右，內容很豐富，有一些是首次披露的，很珍貴，但不知為何王書君並沒有錄到他的書里。

既然不知道唐先生何時會再有興緻重寫序言，我也索性不著急，把這些資料沉澱一下也好。除了我那個一直沒有想好該怎樣處理的問題以外，這10萬文字，如何讓它們文通句順，還要保持張學良口述的風格，盡量不改動他的語言，讓編輯加工痕迹消於無形，實在很考驗後期編輯能力，所以，放一下也沒有壞處。

想不到的是，這一放就是4年。

先是2003年伊始出版社全力營銷郭敬明，中間還遭遇SARS危機，從年初奔跑到年底，郭敬明已經從一名優秀的青春文學作家成為如日中天的暢銷書作家。2004年春天，我離開了瀋陽，先到蘇州，再到北京，工作方向始終在發行崗位，指標抗在身上，再無餘力操作這本書。然而無論走到哪，這10萬字的列印稿和有電子版的U盤，始終都放在行李箱里，這是我的一份心愿，也是對人家的一份承諾。

工作的變化不方便講給唐先生，也因為沒有進一步的計劃，這期間，也就很少與唐先生聯繫。

在北京，偶然結識了做民營出版的尚紅科先生，他經營的漢唐陽光公司出版過《帝國政界往事》、《花間一壺酒》等好書，作為同齡人，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社會經歷讓我們一見如故。一次閑談，我提到了唐先生的這個選題，老尚兩眼立即大放異彩，當時就說這個選題我要了。

就這麼句話，幾年放不下的心思又萌動起來，把紙張已經泛黃的稿件再擺到桌前時，當初的困惑忽然明朗起來，作為唐德剛的最新作品，很可能也是最後一部專著，全書保持張學良的獨立口述，字裡行間其實已經體現出了唐德剛的智慧，他的那些提問語言，完全不必再呈現其中了。

時隔數年，唐太太還是很快聽出了我的聲音，我很尷尬地向她解釋這幾年由於工作變動耽擱了進展，但是書稿一直帶在身上。唐太太並沒有怪罪，仔細詢問具體出版安排後，說還要詢問德剛的意見。

又經過幾次溝通，開始簽訂合同，我和老尚商量，老派的人，都喜歡喝茶，郵寄合同時，別忘了買點綠茶一起寄過去。不多日子，老尚說，唐太太給他打電話，說怎麼知道他們喜歡喝綠茶，言談間很高興。

過了幾天，唐太太說，合同簽好了，但是德剛的意思，還應該徵詢一下郭冠英的意見，過去徵詢過，但那是幾年前的事情，現在舊事重提，還是要詢問一下好。另外，德剛跟台灣的遠流也有協議，德剛全部作品的出版都是由遠流授權，所以也要徵求王榮文的意見。

我說郭冠英之前就同意過，應該問題不大。我和王榮文也是相識，這本書本來是沒有的，應該不在限制範圍，這次我弄出來，將來可以給他現成的文本拿到台灣去出。

接下來是幾天的等待，空閑的時候，心裡就有一點懊喪，放了好幾年，一切關係都要從頭理順，只怪自己做事拖沓。

好消息很快來臨，郭冠英和王榮文都沒有意見，唐先生也開始動筆寫新的序言了。

老尚說，這回就看你的了，10萬字的文稿，拜託一定理順好。

文稿的整理並不辛苦，但是很細碎，時常間斷的、跳躍的談話，要一點點依據時間順序拼接，還要不時地重新組織張的語言，還要把編輯過程做得了無痕迹，有時候一個字詞，就要拿捏半天。好在我是東北人，也算是學歷史出身，對這段歷史脈絡並不陌生，也幸虧我是東北人，對張學良的滿口土話都聽得清楚明白，有些語言，不是東北人確實不知道其真實含義的，現在回頭想，也說不上來具體是哪一句，但是又似乎充滿在字裡行間。

從我撫順鄉下老家步行半小時就是大夥房水庫，登上鐵背山遠望，就可隱約見到湖水對面的元帥陵，那就是當年張作霖未完工的墓地；工作後我又定居在瀋陽，由於特殊的緣故，經常出入張氏帥府。如今，又是耳聽少帥的敘述，為其編輯這部迄今為止最為可信的回憶錄。本來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係，細想起來，卻又是天作的緣分。

接受採訪時的張學良，應該有90歲，說話中氣十足，若不聽其內容，僅聽他講話，和東北那些聚在樹下打撲克、下棋的老爺子沒有兩樣，或者乾脆就是被一群人圍著天天在那吹牛的。

我給老尚建議，可以考慮摘取一部分出來，做成光碟附在書里，張學良這個名字全國人民都知道，但是真聽過張學良暢談的沒幾個人，儘管電視台播出過，也不過是很有限的片斷，這部分聲音材料不用上，可惜了。

老尚聽完，說這個主意挺好，這個事就交給你了，你最合適。

稿件全部整理完畢，老尚說，還需要做一些注釋，讀者閱讀會比較方便。我說那就請張學良舊居陳列館的人來做吧，他們比較權威，便邀請了該館的張侃侃作了部分的注釋和最後審讀。

唐先生的序言，沒有傳來像上次那樣的噩耗，順利快遞出來了。打開郵包，見到的是一篇洋洋萬字的文章，以86歲的年紀，就是一個個敲出來這些字，也是件不容易的體力活，難怪老先生的作品，華人世界爭相閱讀，也難怪有些學者著作等身，但是心比誰都虛。

再細看文字，居然有了驚天發現，原來唐德剛在序言里披露，當年去台灣為張學良作口述歷史，後來突然中斷確實是受到外力的干擾。但新獲自由後張學良初到美國，唐德剛又再次牽線哥倫比亞大學與張學良合作自傳。但意外出在張學良到美國是住在了一位貝夫人家裡，那些天張學良與貝夫人出雙入對，消息傳到台北，趙四飛赴美國，將張學良帶回台北。用唐德剛的原話說：「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幾，還有什麼男女大防之可『防』呢？」然而趙四已經把罪名加到了唐德剛的頭上，等到唐德剛再到台北要見張學良，有人傳話給他說，趙四對你深惡痛絕。

有誰能想到？《張學良口述歷史》本應該是一部恢宏傳世的巨制，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突然截斷成為現在這可憐的11盤錄音帶，成了這樣一部充斥殘缺記憶的口述史？而即使這樣，這樣一部殘缺的口述史，也已經極大滿足了很多人的渴望。

再想到當年那篇瞬間失蹤的序言，真的不知道，那又是一篇怎樣的序言。可是再仔細看，唐先生的這篇序言，落款時間卻是2003年農曆元旦，這應該是那篇丟失的序言的寫作時間，其中緣由似乎無法問起，放到現在，也成了一個小小的謎團。

2007年正月，東北下了一場聞名全國的暴雪，這時我已經離開北京又回到瀋陽，坐在可以眺望到渾河的工作間里，用了兩天，以講述內容和音質為標準，選出了若干段錄音。然後打電話給老尚說，還需要有背景音樂，就用《松花江上》吧。老尚說，最合適不過了，簡直就是給這部書準備的。

寫字間的對面就是遼寧電視台，我過去在這裡工作過5年，在專業的錄音間里，一邊聽著《松花江上》，一邊聽錄音師一點點去掉錄音里的雜質，在憂傷的歌聲里，張學良的聲音一次比一次地清晰，心裡，說不出的味道。

當我背著錄製完畢的樣盤，穿越立交橋下厚厚的積雪，忽然感到，這個持續了將近5年的使命般的任務，終於完成了。

老尚接到樣盤，來個電話，署名怎麼辦？我說當然是唐德剛了。他說那你呢？你做了這麼多事情，沒有你就沒有這本書。我說我不能上名字，一定要給讀者原汁原味的感覺，要不就上策劃好了。老尚說，上策劃好。

老實說，從心裡很想寫一篇編輯手記放在書里，把這部書的來龍去脈和曲折過程記述下來，至少，可以藉此鳴謝當年辛苦紀錄的陳吉秀和付嬌，思來想去還是打消了念頭，任何多餘的附加品，都可能會使這部書的珍貴性打折扣，與其如此，寧肯不做。

就這樣，負責審讀的張侃侃也被列入策劃，我排在第二位。

我跟老尚講，做這本書，最大的收穫就是讀懂了張學良的那首詩：白髮催人老，虛名誤人深。此時我從瀋陽到蘇州，再到北京，最後又回到瀋陽，剛好3年。3年的周折經歷，這一句話就給出了精準的注釋。

老尚有著鷹一樣的眼睛，他說公司的一位編輯發現張學良有句話說得好：我的事情是到36歲，以後就沒有了。老尚說這句話我要放到腰封上。

溫暖的南風吹到東北時，坐在工作間里，桌上放著老尚郵寄來的樣書，腰封上面，很醒目的就是這句話。如果晚年張學良沒有悟出那句虛名誤人深，他一定不會知道他的事情只到36歲的。

圖書上市後，受到的歡迎自在意料當中。我叮囑老尚說，別忘記郵寄一本給彭侖，他現在99讀書人，當年我給過他承諾，要兌現的。老尚說，我也認識他，會寄的。

《出版參考》的韓陽了解一點內情，慫恿我給她寫篇編輯手記，然而一向富有的激情，怎麼也迸發不出來，寫好的題目下面，總是一片空白。韓陽鍥而不捨的催了半年沒有結果後，就再也不跟我聯繫了。順便記錄在此，向她表示感謝和歉意。

大約過了一年，遠流的編輯游奇惠聯繫我說，這部書遠流現在想出版，希望提供電子版。當初唐太太詢問遠流的意見，人家大度放行，如今當然沒有不幫忙的道理。不過我說電子版不在我手裡，在尚紅科那，我要先跟他溝通一下。跟老尚一說，很快就發過去了。

今年聽說這本書在台灣也出來了。

圍繞這部口述史，與唐先生的交往、全書的出版過程，基本如上。

圖書出版後，我在電話里告知了唐太太，此後除了叮囑老尚郵寄樣書、稿費，再沒有和他們聯繫。回想起全部的交往過程，就是唐先生的兩問郭冠英讓我印象深刻。因為見過太多的人，事情一過，就忘記了當初幫助過的人。但是唐先生每次都會想起說，要徵詢一下郭冠英的意見。

時間回到2009年10月29日晚，我跟老尚通電話說，唐先生過世了。老尚說，今天一白天很多人告訴我這消息了。我說晚上我要打個電話過去，老尚說我也要打，我這還有一筆稿費要付給他呢，我們分頭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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