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鐵驪：我和江青拍《智取威虎山》的日子

法國大導演戈達爾在「文革」期間造訪中國，就曾揚言樣板戲是世界上最好的電影之一，有「大國風度」的《智取威虎山》，好多美國大片也難望其項背——這樣看，江青的要求謝鐵驪算是達到了。

長期以來，中國電影界有著著名的「南謝北謝」之稱——謝晉和謝鐵驪。

7年前被稱「南謝」的謝晉去世，享年85歲;2015年6月19日，「北謝」謝鐵驪也故去，享年90歲。他們的離開，帶走了中國電影的一個時代。

「文藝黑線的黑幹將」

1925年接近歲末出生的謝鐵驪，少年時就投身新四軍，從此一直從事文藝工作。1959年，謝鐵驪執導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無名島》;1961年，他又拍了反響頗為熱烈的《暴風驟雨》。但是，真正奠定影史地位，又改變了他一生軌跡的，還是《早春二月》。

影片講述了「五四青年」蕭澗秋來到江南小鎮，試圖實踐自己的教育理想，結果在傳統勢力的阻撓下終歸失敗的故事。這與當時的革命電影有很大不同：沒有戰火、沒有敵人、沒有烈士，穿插著愛情、理想，溫和而哀傷。

在那個年代，能有一部風格特殊的影片出來，當然是緣於高層的指示。1961年，周恩來要求電影從業者們「多在藝術性方面下功夫」。謝鐵驪當即著手改編柔石的小說《二月》，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親自改定劇本，並將其命名為更有寓意的《早春二月》。但《早春二月》即將殺青的時候，北京文藝界已經悄悄發生了變化。

開始，謝鐵驪還不以為意，一來電影有周恩來的指示、夏衍的參與;二來柔石是被魯迅推崇的作家，又是烈士，他的作品不會有什麼政治問題。

因此，當周揚看過放映，表示「這部片子有很嚴重的思想問題」時，謝鐵驪真是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但還沒有來得及修改，傳來新的命令：「一個鏡頭不要動，準備公之於眾，供批判」。

當《早春二月》與觀眾見面的時候，謝鐵驪已經被打為「文藝黑線的黑幹將」。

謝鐵驪參加革命早，並沒有太多可供挖掘的「污點」。批鬥時，紅衛兵讓他自陳罪行，他只有一個：「我拍了大毒草《早春二月》。」紅衛兵當然不肯罷休，繼續追問，謝鐵驪說：「就這一點就罪該萬死了。」

「大國風度」的《智取威虎山》

謝鐵驪在牛棚中受難時間不長，1967年就被江青「徵調」去拍樣板戲。他後來回憶，江青看中他，「一方面看過我的大毒草《早春二月》，覺得這個人還有一點藝術細胞;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一查我的檔案，15歲就參加新四軍。」江青曾親切地把謝鐵驪叫過「紅小鬼」，但謝鐵驪卻說，「我不了解歷史，也不了解藍萍（江青上海時期的藝名）是誰。」

現在來看，謝鐵驪拍過的樣板戲大多數知名度都不高了，唯有《智取威虎山》因為徐克的翻拍，又火了一回。

江青曾經在上海電影中摸爬滾打過，對好萊塢的一套東西非常熟悉，她要求謝鐵驪按好萊塢方式，拍出中國英雄特有的高、大、全。

當時的北影廠地方不大，一旦要仰拍英雄人物，就容易穿幫。於是江青把北影廠遷址，建成了當時亞洲最大的一個攝影棚。實際拍攝中，使用的樹枝和樹葉，是從十三陵摘的;江青要求，服裝必須是用料子的，楊子榮的帽子必須是貂皮的。這樣風一吹，會有毛毛飛動，有很好的舞台效果。

之後的幾部樣板戲，下的力氣也一點不少。拍《杜鵑山》，需要一片竹林做布景，江青一聲令下，出動了一個專列，到江西把竹子連根帶土包好，拉了一車皮到北京。

幾乎所有關於江青的回憶，都會說到她脾氣不好，謝鐵驪也為此受了不少委屈。

有一次，江青讓劇組去東北，找森林雪景進行實景拍攝。謝鐵驪無意識地回了一句：「如果用實景，楊子榮的馬鞭的舞蹈動作能用嗎？大雪景是不是就應該騎著真馬？」江青一聽，臉上當然就掛不住了：「我是讓你們試試嘛！」

結果顯然只能是失敗的。最後審查的時候，周恩來和葉劍英等領導都去了，放映完畢，他們鼓掌說好，江青這才隨著說：通過了。

應該說，江青的要求謝鐵驪最後還是達到了。法國大導演戈達爾在「文革」期間造訪中國，就曾揚言樣板戲是世界上最好的電影之一，有「大國風度」的《智取威虎山》，好多美國大片也難望其項背。

「四人幫」倒台後重獲認可

作為一個有藝術追求的導演，謝鐵驪不希望樣板戲壟斷銀幕，他給周恩來寫信，表示想繼續拍故事片。江青對於謝鐵驪這種行為很不滿，因此謝鐵驪策劃拍攝的《海霞》被定為「和革命樣板戲唱對台戲的作品」，他自己則戴上了「文藝黑線回潮」的帽子。

現實確實是比電影更魔幻。江青控制下的文化部原定在1976年10月12日召開「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批判謝鐵驪等人，謝鐵驪甚至做好了被發配北大荒的準備。但是就在原定日期的幾天前，以江青為首的所謂「四人幫」倒台了。

於謝鐵驪而言，相比革命年代的政治任務，溫和的《早春二月》或許才是他真正心儀的風格。此後他20年間他又繼續拍攝了《知音》、《清水灣淡水灣》、《紅樓夢》等影片，都得心應手，又廣受好評。

10年前，謝鐵驪80歲時就已經不拍戲了，晚年的停頓中他充滿著困惑和無奈，雖然大多數時間都是用來找劇本，但好作品卻寥寥無幾。他還遇到了製片廠時代不曾遇見的難題——資金短缺。他曾想將郁達夫搬上銀幕，但郁家鄉的一位官員直接說，拍一個過去的人有什麼用，我不如留點錢去裝修廁所。

謝鐵驪耄耋之年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7點鐘起床，出去散散步，安排一些社會活動，回來坐在客廳的老式彈簧沙發上讀報看小說，或者戴著藍色的老式帽子到附近菜市場買點蔬菜和水果。而電影，更多時候慢慢沉澱在記憶里，「我得保持住晚節呀！」他笑著說。

（《山東商報》 2015.6.25 楊津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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