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應該被譴責

文 |維舟

幾年前，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錢理群在談到當下教育問題時，痛心疾首地說了一番後來被廣為傳揚的話：「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他後來曾澄清說，這其實是他和兩位中學教師通信時對方提出的，他隨後在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慶之際就說過，只是後來才傳揚開來。他事後也多次重申「我對北大極度失望」，因為「北大最大的悲哀就是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老師培養出一批又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義的學生」。至於這為何是他認為極嚴重的問題，是因「這樣的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的問題的要害，就在於沒有信仰，沒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關懷、大悲憫、責任感和承擔意識，就必然將個人的私慾作為唯一的追求目標。」

錢理群

正痛恨全社會物慾橫流的人們能從中得到不少共鳴。萬維鋼就在《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和常春藤的綿羊》中認為，其實中美兩國的頂尖大學都在培養同一類知識精英：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都頗為淡薄，也不願為社會活動多付出，自顧不暇，「根本沒時間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連高曉松都說：「你不去問自己能為改變這個社會做些什麼，卻問我們你該找什麼工作，你覺得愧不愧對清華十多年的教育？」

當然，也有人不以為然，理論物理學家李淼便反問：「做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有什麼不好？」他認為，利己和利他並不對立，而這些所謂「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符合經濟學上對理性人的假想：人們原本就會通過精細的計算來利己，「李淼：這些人肯定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我卻認為社會的中堅力量正是他們」。

不論如何，在中國當下的社會語境中，「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個詞一經傳揚，迅速成為一個很好用的新概念，被人用來對一些自己看不慣的冷漠自私群體貼標籤。不過，大多數人似乎在聽到這個詞時的反應多隻止步於「啊，說得沒錯，我身邊就有不少這樣的人」，但很少再去思考「為什麼會有這樣一些人？」又或者，覺得其產生僅須歸咎於所謂「唯利是圖的社會氣氛」，然而19世紀末的美國社會也唯利是圖，卻也不見得那時的人們就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顯然的一點是，錢先生之所以反感這些人，是覺得缺乏「超越一己私利」的理想，他們的高智商和社會活動技能，最終都服務於個人目的。不過說實話，近數十年來，幾乎所有現代社會的民眾都出現了一種「成熟的冷漠」，人們選擇從公共事務中撤出，而把重心轉向自己私人生活的小圈子，此即社會學家桑內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所憂慮的現象：原先的「公民」成了所謂的「孤獨的權利持有人」，即人們雖然聯合起來進行一些合作，卻只是把它作為一種達到個人目的的手段。

(美)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李繼宏/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當然，中國的情形有其特殊之處。傳統上，中國社會就不重視公共性交往，一如建築學家彭一剛在《傳統村鎮聚落景觀分析》一書所所言，傳統中國社會的聚落形態中，「有相當多的村鎮根本沒有可供人們進行公關活動的廣場」，「與歐洲的情況大不相同，屬於內向型的中國人所主要關心的則是自己的家園。」這意味著，中國人原本就以自身為核心的家族、家庭為關注重心，至於超越性的家國天下關懷，那是精英才配有的特權——所以《左傳》中談到魯庄公十年齊魯對戰，曹劌想出力時，鄉民卻說：「那是精英們的事，你又摻和什麼呢？」（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錢理群先生在批評時之所以獨獨指斥北大、清華的學生，恐怕潛意識裡也有這一層傳統士大夫式的抱負吧，覺得一般人也罷了，身為中國最高學府的知識精英卻放棄了相應的大抱負和使命感，這才尤其不可原諒。

至於對普通人來說，中國文化雖然也強調「人可以通過努力改變現狀」，但這卻只能通過行善、積德和事功，而善、德與功都須由社會界定和認可，也就是說，「個人努力的結果，只可以改變個人的境遇，而不是社會的現狀」（張德勝《儒家倫理與社會秩序》）。由此就不難理解中國人常說的兩句話：「莫談國是」、「少管閑事」；前者認為一般人無權參與國家事務（那保留給權力精英），後者又將人們排斥在公共事務之外，因為家庭以外的所有事都是你管不了的「閑事」。

這樣，中國形成了一個社會學家劉兆佳所說的「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體系」——他原本用這個術語來解釋香港從二戰後到1970年代的高度政治穩定狀態，認為這種低度整合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政府與社會隔離而相安無事，二是社會由「家庭群體」湊合而成。人們對政治敬而遠之，甚少參與社會事務，只顧自己的平常日子，社會基本單元之間很少往來。

在這樣一個體系內，支配民眾行為的是一種所謂「功利家庭主義」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也即家庭優先、功利至上，因為人們既然被排斥在公共政治和社會事務之外，那他們所有的精力和智力大概也就只能用來為自己的小家庭做打算了——而這種打算通常就是謀取物質利益上的滿足，因為這最安全。

這雖然是對香港的社會學觀察，卻與中國內地社會的情形高度相似（果然華人社會在文化是同根生的）；同時，這也意味著以往批評中國人「缺乏公德心」，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是社會落後的結果，而純是一種社會心理結構所造成的現象，因為社會經濟按說已高度發達的香港社會，直至1980年代卻仍公德心甚低，為個人或家庭利益而破壞社會公物的例子屢見不鮮。

這樣一個社會秩序以高度穩定、低度公共參與為特徵，而人們奉行利己主義僅是其自然的結果而已——「功利家庭主義」很容易就會過渡到「利己個人主義」，因為如果物質功利的價值取向不變，而家庭凝聚力減弱，那麼個人主義很自然便會抬頭。何況這兩者原本區別不大，因為正如托克維爾所說，所謂個人主義，是指個人從社會群眾游離出來，退回到家庭及朋友的圈子，在這個小社會之內自得其趣。

所謂「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無非是指在為自己打算時更會精細化地理性算計，換言之，他們之所以受抨擊，是因為「把自己的智力和理性用錯了地方」。然而，這就都是他們的錯嗎？生在這個時代，除了傳統儒家倫理與社會秩序的深層次影響之外，中國人找不到宏大的目標，曾經的革命豪情成了舉國頭腦發熱的可怕記憶，此時唯有「致富光榮」，而社會又鼓勵了一種玩世不恭的消費主義態度，於是，處於「無公共事務狀態」的人們，在之後更是埋頭賺錢。

不可否認，這種算計、功利也有其粗鄙和可怕的一面（不然上海人那時也不會被視為「小市民」了吧），在濃厚的市場氣息之下，人們所想的無非是利用遊戲規則來理性地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什麼理想、人文，乃至倫理親情，都可能化為浮雲。除了切身的實際利益之外，沒有什麼能真正打動他們。

與此同時，整個社會的氛圍又導向一種格外發達的工具理性：由於缺乏社會參與，最終養成習慣，不去管目標是什麼，而只致力於拼力達成目標。這其中隱含著一種把人當作手段的傾向，目標和實效導向的功利主義結合在一起，使得人們只以績效來衡量人，所謂「你行你上，不行少廢話」，you can you up甚至都被收錄進了英文詞典。

這種以目標為導向的社會行為，最易衍生出一切以自我為出發點的極端個人主義，因為它只是從策略角度出發來將自身利益最大化。

不僅如此，這種實效導向的行為，還往往與物質獎勵捆綁在一起。為了達致設想中的目標和績效，中國人自來相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甚至認定如欲奏效，則「獎金要多到讓人坐不住的程度」，於是在不同領域，往往都是訴諸最功利的升職加薪等物質性手段來刺激人們行動起來。這原本只是為了激勵達到某些目標的手段，但一旦全社會普遍如此，勢必極大地激發起人們的物慾，而他們的胃口也就逐漸越來越難滿足，就像一個不斷喝水卻還感到口渴的人。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按照著名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們在滿足了最基本的生理、安全上的需求後，會進而要求情感與歸屬、尊重，最終達成自我實現。然而社會學家何國良和梁世榮發現，香港社會卻並未隨著社會的日趨富裕，從物質主義轉向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他們發現「在香港人的心靈中，物質主義根深蒂固。即使社會及經濟環境在過去二十年已經發生急劇變化，但也不易改轉過來」。

這最終造成了一種令人頭痛的現象：中國人似乎即便在富裕起來之後，也並不轉向「後物質主義」，而仍一味追逐看似是較低層次的物質需求，也就是說，他們的需求不是質的遞進，而更偏向量的增加。

這部分或許也因為人們缺乏安全感。這些年雖是經濟繁榮的和平年代，然而稍不留神，房價、股市、貨幣貶值都能讓你損失慘重，原本互助的家族早已消散了凝聚力，與此同時社會保障體系又未完善，人人都覺得喘不過氣來。

在此情形下，利己主義幾乎是一種自保手段，物質的保有好歹能帶來一些保障。何況，既然公共事務要麼危險，又或無暇參與，那麼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只能退縮在自己的空間里。這無可厚非，因為此時此刻，面臨競爭重壓的人們唯一的依靠便是家人和朋友。

所謂精緻，乃是不得不精打細算——最早體驗了這一點的就是近現代的上海人，他們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都花在這上面，所謂「螺絲殼裡做道場」。確實，有時「宗教的熱忱、俠義的血性、兒女的深情，都淹沒在利害計較的冰水裡」（馬克思語），那你覺得鄙視嗎？但在某些情形下，它卻也可以是你個人的精神支撐，這就是為什麼鄭念在《上海生死劫》的一開頭就要寫自己如何煞費心思營造自家的安樂窩，好在外面動蕩的環境下，「多多少少還可以按照我們的品味度日」，因為有了這樣堪稱體面的生活，她才能維持做人的尊嚴。

儘管錢理群先生顯然鄙視「利己主義」，但這個詞本身是中性的，一個利己主義者也未必不利他，因為要達到利己的目的，不一定以損害他人的利益為前提，有時恰恰相反，在市場上可以互利雙贏。

錢理群先生說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這句話在邏輯上有些跳躍，不過大體可以設想，他是認為這些利己主義者以損害體制或他人的利益來為自己謀利，同時又太「精緻」（換言之，狡猾而手法隱蔽），因而認為其危害更甚。但奇怪的是，他想的不是去完善制度，而是對個人做泛泛的道德批判，因而「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在他口中不是一個分析的概念，而純粹變成了一種道德指責。

我也認為那些胸襟博大且「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理想主義者值得推許，不過，如果撇開社會大環境對個人的支配性影響，而一味去譴責個人，那恐怕最終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本文刊發時略有刪減）

【作者簡介】

維舟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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