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外交」與統戰：《馮雪峰全集》首次披露的歷史

撰文：石岩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任社長兼總編輯馮雪峰曾給「全集」下過嚴苛定義：作者須是歷史人物；編者是拾穗者，不是刀斧手；全集首先要「全」，隻言片語也要收，哪怕不光鮮、不合時宜。2016年，《馮雪峰全集》以這樣的標準出版。

如同所有大時代的親歷者，馮雪峰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處於加速度的狀態：1920年代他是詩人，繼而是蘇俄文藝理論的譯者。1930年，他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召集人之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隨中共中央直屬部隊全程參加長征。1936年4月，他被派到上海，做針對南京政府、及各界聞人的「外交」、統戰及情報工作，後因國共談判問題與博古發生爭論，年底回到家鄉義烏，寫關於長征的長篇小說。「皖南事變」後，他被關進上饒集中營，先後患回歸熱和肋骨結核，幾次在生死線上徘徊。1943年他被營救出獄。此後到1949年，他受命以「個人名義做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1949年之後，他是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上海市文學工作者協會主席、魯迅著作編刊社社長、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常務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和副主席、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文藝報》主編、「右派」、 「三十年一貫的反黨分子」。1979年，在他的第二次追悼會上，他的黨籍和政治聲譽得到恢復，重新成為：優秀共產黨員、著名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和作家、詩人……

《馮雪峰全集》所收錄的500萬言，完成於他跌宕起伏人生的縫隙中。人民文學出版社前總編輯、編審、《馮雪峰全集》編輯組主任陳早春評價說：馮雪峰的譯著是很多研究者到處找都找不齊的資料；他與文化界、政界、軍界高層人物都有交往，他的外調材料涉及文學史和中國現代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文革」時誰都不敢寫日記，他寫了，他的日記記錄了時代的側影。

遺珠之憾是有的。馮雪峰早年曾用多個筆名，有些筆名今天已很難確定。1936年，馮雪峰接受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的委派，從陝北到上海，他有四個使命：設法在上海建立一個電台；同上海各界聯繫，做統戰和情報工作；尋找和了解上海的地下黨組織；「附帶」管一管文藝界。在滬上，化名「李允生」的馮雪峰與陝北有多份電文來往，此前從未公開。得到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出具公函，馮烈和妻子方馨未在相關檔案部門查看、抄閱到了其中的幾十份函電，其餘十幾份仍不能解密。

馮雪峰1956年像

1

一百萬字的外調材料

為編《馮雪峰文集》，馮烈和妻子方馨未花了五年的時間，他們為此辭了工作。編全集之前，英語專業出身的馮烈對現當代文學史一直很關注，《新文學史料》從第一期到現在，他全有，「早些年幾乎每期都會出現我爺爺的名字。」

1976年，馮烈和媽媽回東北姥姥家過春節，爺爺馮雪峰在大年初一的鞭炮聲中去世，消息傳來，9歲的馮烈哭得一塌糊塗。他與祖父同住在「紅日路十七號」，感情篤深。

今天的東四北大街舊稱「紅日路十七號」，房子最早由卲力子捐給出版總署，後曾作為出版總署的幼兒園，1955年之後一度是受「胡風事件」牽連的詩人牛漢的關押處，後來被改造成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集體宿舍。1957年，馮雪峰被定為「右派骨幹分子」，次年開除出黨，除保留作協會員，其他各職一律撤銷，從文藝一級直降三級，讓出蘇州街胡同的獨院，住進出版社的集體宿舍。

那是里外兩間屋，外屋住著馮雪峰夫婦和外孫，裡屋住著馮烈和父母。外屋一進門，書和柜子把房間隔成一條過道。過道的右手邊有一個布幔，布幔後有一張桌子、一把扶手磨得發亮的沙發、一張床，這是馮雪峰的「書房」兼卧室。書在「文革」時已被抄走四卡車，餘下的仍然放不下，堆在屋外的廊子下，不時被人「拿走」。院子里最多曾住過六七戶人家。

在馮烈的印象中，爺爺是一個白頭髮、白眉毛的慈祥老人，很瘦，天冷時戴一頂藏藍色的瓜皮呢帽。一天的大多時間都坐在書桌前，不知道在幹什麼。

馮烈的父親馮夏熊在《父親留給我的》一文中有更詳確的回憶：「右手這邊，是一厚疊關於太平天國的稿子，左手這邊，是一疊筆記本子，上面寫滿了他摘記的有關魯迅的資料。一直到死前不到二十個小時，他的頭顱還固執地埋伏在這兩摞東西之中。」

1961年，在「右派」摘帽的喜悅中，馮雪峰決定重續關於長征的長篇小說，卻被告知，他不再適合創作「重大現代革命題材」。一怒之下，他將此前陸續寫下的幾十萬字文稿焚毀。不久，他又提出寫關於太平天國的歷史小說，蒙准後，即開始跑舊書店、圖書館，到廣西、湖南、湖北三省走了四十多個縣區，沿著天平天國進軍的路線搜集資料，「工資大部分花在這上頭」，一度列出詳細的提綱和一些章節的細目，然而在1960年代頻密的運動中，眼看許多優秀的作品被打成「毒草」，他的這篇構思宏大的長篇小說時寫時停，直到他去世都沒完成。

為魯迅著作做注釋，幾乎是他晚年被允許的惟一一份工作。馮雪峰的同事陳早春回憶，「就是這份工作，還是王仰晨先生幾經爭取才得到的，而且還有許多附加限制：一、不能參與編選、注釋等重要工作，只能做一般資料性的工作；二、不許對外，不要來社辦公，以防『不良』影響；三、凡外來向他了解魯迅情況的人，須經組織批准。」（陳早春，《夕陽，仍在放光發熱——追憶雪峰的晚年》）這些限制，同事們不忍「傳達」，馮雪峰一直認為自己和大家享有同等的工作權利。他做得極投入，常為一條注釋上窮碧落，明明有非凡的記憶力，卻一定要查閱資料，得到雙重證據才放心。

馮烈小時很淘氣，在書本上亂寫亂畫，父母要打，總是爺爺攔住，還把香蕉或蘋果塞到他手裡，所以往往還沒打到，他就哇哇大哭，以引起爺爺注意。有一次，他用毛筆畫了一隻小老鼠，爺爺興緻勃勃地在上面寫上「小耗子」。可惜這張爺孫倆合作的「作品」早已不見了蹤跡。

1974年冬天，馮雪峰的肺氣腫複發，「他像吸幹了油的尚在燃燒的燈芯一樣，在慢慢地黯淡下去。嗓音一度全失，即使相對而坐，也聽不出他在說什麼」（唐弢：《追懷雪峰》）。身體變壞的同時，馮雪峰希望恢復黨籍的願望卻越來越強烈。他不斷問朋友：能不能要求恢復黨籍？重新入黨也可以。朋友們明白，對馮雪峰來說，「一切事情都必須先從重新入黨後才能開始」。但他的問題沒有答案。

方馨未沒有見過馮雪峰，但她熟知馮雪峰的字體。為編全集，她把近兩百萬字的馮雪峰日記、書信和外調材料等錄入電腦。

生命最後十年，馮雪峰手寫的外調材料超過一百萬字。每份材料都曾一次複寫多份，因為長期用力書寫，他右手中指長出厚繭，五指蜷屈，到死都伸張不開。

胡愈之和韋君宜都有回憶，「文革」時，「三十年代的文藝黑線」是首當其中的「火力靶子」，馮雪峰是1930年代左翼文藝的見證人、領導者，他成了各地外調人員的「香餑餑」，「人人都想從他嘴裡得到攻擊對立面的槍炮子彈」。馮雪峰從不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他把1930年代「左聯」的歷史原原本本地複寫多份，誰來外調，就給一份。「這份材料沒有歪曲事實，也沒有誣陷任何人，包括那些整過他的人在內。」

進入1967年，越來越多的人來找他寫外調材料，從這年的8月2日起，馮雪峰開始寫日記。他的日記極為簡略，基本是外調材料的索引和備忘。對照日記和外調材料，馮烈和方馨未發現若干時代的風向標：這段時間批判這個部門，這些人；那段時間批判那個部門，那些人；今天的調查者或許兩年之後會成為被調查的對象。

2

「硬譯」

問：馮雪峰十九歲就以「湖畔詩人」聞名詩壇，卻在幾年之後從寫詩轉向翻譯——他1925年開始自學日語，1926年已經可以翻譯文藝作品和理論，而且一開始就鎖定蘇俄文藝，為什麼？與謀生有無關係？他見過李大釗嗎？

馮烈、方馨未：他1924年在上海中華學藝社（又稱「丙辰學社」）工作時開始接觸日文。梁啟超曾說「二十世紀是蘇聯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潮流。馮雪峰通過翻譯了解馬列主義，不能簡單說「為了謀生」。當時社會上翻譯外國通俗文學，乃至翻譯低俗小說者大有人在，我們在收集資料時就瀏覽到不少，馮雪峰沒有隨大流。他選擇的翻譯方向可能同他個人的經歷有關，他是從農村出來的，對無產者、貧民階層抱有本能的同情。初到北京時，他到一名國會議員家當家教，他讀過師範學校，這份工作很對口，後因長期被欠薪而不得不放棄。他的詩作《菖蒲》，有他「北漂」生活的印記。北京半工半讀的生活，新文化運動的衝擊，特別是受到李大釗的感召和影響——那時，馮雪峰認為李大釗才是真正革命的、理想的人，他是受了李大釗的殉難的刺激才加入共產黨的，他從未見到過李大釗，只讀過他在《新青年》上面發表的幾篇論文和一首小詩，聽見過關於李大釗的革命事業和做人的一些傳說；馮雪峰非常相信李大釗的淡泊是真的淡泊，同時覺得他的樸實的文章的力量以及關於他的人格的傳說，就都是他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信念的最真實的證明；馮雪峰開始覺得：「做這樣的人才是我們青年的道路。」（見《馮雪峰全集》第4卷第232頁）——這是馮雪峰將興趣從寫詩轉到了翻譯，並且鎖定蘇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的原因。

馮雪峰和魯迅的翻譯同屬「硬譯」。關於「硬譯」，魯迅與梁實秋「論駁」的雜文《「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頗能說明問題。其中寫道：「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見《魯迅全集》第4卷21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從「無有」到「較好」，他們對蘇俄文藝理論的系統翻譯，填補了這一空間。

問：馮雪峰結識魯迅，對他的一生影響至深，他們最早見面是1928年馮雪峰到上海之後嗎？

馮烈、方馨未：馮雪峰在1928年底柔石帶他拜訪魯迅之前，和魯迅有過幾次不算密切的交往。1922年4月他們將剛出版的《湖畔》詩集寄給魯迅，扉頁上題寫：「魯迅先生請批評 漠華、修人、雪峰、靜之敬贈」，這本書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的「魯迅藏書」中。1925年馮雪峰在北京大學旁聽魯迅講課。1926年馮雪峰所譯日本作家森鷗外的短篇小說《花子》，得到魯迅的校改及鼓勵， 6月10日發表於《莽原》半月刊；此後，他在魯迅主編的《莽原》、《語絲》、《未明》等刊物上發表了多篇詩歌、散文、小說和譯文。同年8月5日為與潘漠華等人籌辦刊物，他往訪魯迅，魯迅說「李小峰恐怕不想再出刊物了吧」，又見他正為遠行做準備，當即告辭，魯迅日記：「晚馮君來，不知其名。」 1928年他在家鄉義烏中學執教時選用魯迅作品講課，曾兩次寫信向魯迅請教詞義。創造社、太陽社圍攻魯迅，他寫了《革命與智識階級》在《無軌列車》發表，是文學史上第一篇公正地評價魯迅的文章。

以上是1928年12月9日柔石帶馮雪峰去景雲里魯迅家拜訪之前，馮雪峰與魯迅直接與間接交往的情況。柔石是馮雪峰「浙一師」時的同學，柔石帶他去見魯迅，他覺得「就好像與自己的一個朋友去見他的塾師或見他的父母一樣。」魯迅與柔石的關係情同父子。此後，馮雪峰在與魯迅的不斷接觸和相知相契中，關係逐漸緊密。

後來，中共黨組織想平息魯迅和太陽社、創造社的爭論，中宣部部長李立三、幹事潘漢年認為馮雪峰同魯迅比較接近，讓他去做魯迅的工作，同時由馮乃超做創造社、太陽社的工作，幾方面結合後，籌備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

1931年2月「左聯五烈士」遇害，史沫特萊有回憶：魯迅非常痛苦，幾乎無法解脫出來。3月，馮雪峰分別用化名「藍布」、「海辰」、「曙霞」，將柔石、胡也頻等五位青年遇害的消息在《文藝新聞》首次公開。當時上海各報無人敢登這條消息，馮雪峰通過復旦大學的教師汪馥泉介紹，去與當時《文藝新聞》的負責人袁殊商量，做通他的工作。此後袁殊加入了「左聯」，《文藝新聞》成為「左聯」的機關刊物。

「左聯」在「五烈士」遇害後陷於渙散，成員從90多人銳減到12人。在這種情況下，馮雪峰接任「左聯」黨團書記。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與魯迅商量出版《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1931年4月20日，《前哨》印成，為紀念《前哨》創刊，當天下午，魯迅一家與馮雪峰一家到上海春陽照相館合影。（如今八十多年過去了，這張照片上還活著的人，就只剩下姑姑馮雪明了，當時奶奶將她抱在懷裡拍照時，她是個不滿六個月的嬰兒。）——裘沙：「我在編《魯迅照片集》的手稿中，根據史料，把這張照片作了這樣的標題：《編完〈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後的合影》，馮老開始說最好不要這樣標，但是遲疑了一下，又沒有想出更好的辦法來，就改口說：『當然，你要這樣標，也是可以的。』後來，何愛玉告訴我：那次照相，是魯迅先生執意要拍的，許先生不同意也沒有辦法，只好跟著同去，拍照時還是把頭低了下來。」（載《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0期第38頁）

1931年4月20日，編完《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後，馮雪峰與魯迅兩家人的合影

3

關於長征的25頁表格

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是不是馮雪峰一生中擔任過的最高行政職務？

馮烈、方馨未：是的，但這個職務是虛銜，長征出發之前，他在瑞金的實際職務是馬克思主義學校（即中央黨校）副校長。1933年5月14日，好友應修人犧牲之後，馮雪峰接替他，擔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一職，隨即在上海秘密籌備「遠東國際反戰會議」。馮雪峰親自尋找會議場地，進行策劃，並派周文、鄭育之去布置會場。這次會議於1933年9月30日在滬東大連灣路一幢房子內秘密舉行，由宋慶齡主持，有三名國際代表和若干蘇區代表、義勇軍代表等共五六十人參加。會議通過了多項決議，毛澤東、朱德、魯迅、片山潛，羅曼·羅蘭、高爾基等都被列為大會名譽主席團成員。馮雪峰因此上了國民黨特務抓捕的黑名單，險遭被捕，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上海潛伏一段時間後，被調往瑞金蘇區。就在次月（1934年1月）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不言自明，他在瑞金的當選與任職，與遠東反戰會議在上海的成功舉辦及他在上海的工作成績有關。

問：長征是馮雪峰難以忘卻的經歷，關於長征的長篇小說是他一生的創作心結。他是黨內比較早就意識到要為長征保存資料的人，但是後來，當開始正式整理、建構關於長征的敘事時，他的參與似乎並不多。

馮烈、方馨未：是的。1933年底，馮雪峰同賈拓夫一起從上海出發，乘船至廣東汕頭，經福建上杭舟車步行翻山越嶺到達瑞金。賈拓夫是當時唯一的一個從陝北到上海找黨中央的地方紅軍幹部，長征最後選擇到陝北建立根據地，與賈拓夫是有很大關係的。長征路上，賈拓夫主要負責解決紅軍的糧食問題。

長征出發前，時任教育委員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團」列入「留」的高級幹部名單之中。馮雪峰得知瞿秋白被留下，即去找毛澤東、羅邁等人想辦法，希望能帶上他，但未能如願。當時即便中央委員張聞天都對此無能為力——「瞿秋白向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表示希望『走』。張聞天深表同情，隨即向博古陳情。博古一點沒有商量餘地，硬是以病弱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來。張聞天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心裡很不滿意』。」（載：程中原《張聞天傳》第22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8月版）馮雪峰去與瞿秋白告別時，瞿秋白脫下身上的長衫相贈。後來有許多人的回憶里都提到了「這件長衫」。

長征途中，由一方面軍的幹部團和四方面軍的軍事學校合并而成的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出現了嚴重的宗派主義。馮雪峰作為紅軍大學高級班政治教員，受命與董必武一起面見張國燾。在談話的過程中發生爭執，張國燾一拍桌子，身後立刻閃出一排警衛拔槍威脅。

馮雪峰在長征途中寫有兩首詩和一篇散文，署名「曙霞」。這個筆名他於1931年在《文藝新聞》上將「左聯五烈士」遇害的消息首次公布時用過。三篇文章後來被收入《紅軍長征記》、《二萬五千里》等書中，但在他受冤屈的年代裡，不但是這些作品，他其他的許多作品也被埋沒。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時，遠在另一邊的上海，朱自清編輯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內中收入馮雪峰「湖畔」時期的詩8首。當時的朱自清並不知道昔日的詩人如今已經成為戰士，甚至無從知道他曾經的這個學生是否還活在這個世上。就在同一年，胡風主編《木屑文叢》（1935年4月出版），編入馮雪峰的《〈子夜〉與革命的現實主義的文學》（未完稿），胡風在「附記」中寫有「也許不會回到這個中國來的作者（按：指馮雪峰）」一句。可見，當年在國民黨以百萬兵力圍剿中央紅軍的局勢下，上海有許多朋友可能認為馮雪峰很難再活著回來了。

發現的馮雪峰手跡：關於中央直屬紅一軍團長征中所經過的地點、里程、民族區域、名山著水、關隘、封鎖線及所處環境等25頁表格，目前可說是關於長征的最原始的記錄之一。上面的提問所指，系統地整理長征歷史，是後來的事情，那時馮雪峰已被打入另冊。若他當時指出哪些是他的作品，或許連這些都留不下來也未可知，如同他的長征小說手稿。這次我們將他親手繪製的這25頁表格編進全集，若他九泉之下有知，當也會感到安慰吧。

4

已派馮雪峰到上海工作

問：1936年，馮雪峰從「東征」戰場回到上海，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乃至「西安事變」似有重要關聯？

馮烈、方馨未：1936年4月，馮雪峰從瓦窯堡被派到了上海。臨行前，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分別向他交代任務。到上海之後，馮雪峰去見的第一個人是魯迅。隨後他與上海地下黨特科成員徐強聯繫上，之後徐強受他單線領導。一周之內，他又陸續見到了茅盾、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等人，並通過沈鈞儒聯繫到在南京從事救亡工作的左恭、王崑崙等人，並通過他們做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的統戰工作。

1936年馮雪峰到上海之前，陝北中央跟莫斯科之間一度失去電報聯絡。國民黨想摸共產黨的底，不知道紅軍在陝北到底有多少人馬，專門派員到蘇聯共產國際去做王明的工作。但王明並不了解陝北的情況，1936年5月他派潘漢年從莫斯科到香港。潘漢年從香港派胡愈之到上海了解情況。當時馮雪峰按照中央指示，正急於同共產國際取得聯繫，以共同推動國共合作、一致抗日。馮雪峰與胡愈之會面後，二人同乘輪船到香港見潘漢年。馮雪峰並將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的情況告知潘漢年。隨後，潘漢年到南京去與國民黨方面接洽談判事宜，南京方面要求他先去陝北看情況。1936年7月11日（這時陝北中央與共產國際已通電報），張聞天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致電王明：「上海方面我們認為極重要。你們同上海黨有何關係望告，我們已派了馮雪峰在那裡工作。」電報中還說到：馮雪峰已於6月29日由上海去信陝北中央，彙報了潘漢年「已到香港，先派胡愈之到上海看情形」以及王明有「關於戰略問題」要潘漢年面告陝北中央等情況。（馮雪峰1936年6月29日給中央的報告信，是未解密信函之一，尚未能編入全集。）

1936年8月14日，毛澤東致信馮雪峰：「宋孔歐美派、馮玉祥派、覃振派，特別是黃埔系中之陳誠、胡宗南，須多方設法直接間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緒，即行告我」。同一封信中，毛澤東還詢問與江浙財團代表人物虞洽卿、穆藕初「有聯絡希望否」，並指示馮雪峰「劉子青關係要弄得十分好，使他專心為我們奔走華北」。劉子青是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派到陝北進行聯絡的代表。同日，毛澤東也有一信給劉子青：「韓復榘、張自忠、劉汝明、傅作義、閻錫山、商震六處，亦祈鼎力斡旋，直接間接進行聯絡」，並要劉子青向馮雪峰通報情況，進行聯繫。（見《馮雪峰全集》第7卷353頁）

1936年10月24日，馮雪峰飛抵成都，國民黨四川省財政廳廳長劉航琛、劉湘的參謀長傅真吾接機，入住傅真吾家。26日，馮雪峰到四川省政府面見劉湘，向他宣傳中共「抗日大計」，在國家危亡之時應以民族大義為重……會談後，劉湘表示贊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他將不再參加內戰和「剿共」。當晚，劉航琛表示：既然患難與共，在經濟上可以提供幫助，十萬八萬沒有問題。

「西安事變」後，馮雪峰與劉航琛會面，談了中共對於「西安事變」的態度。潘漢年經馮雪峰與宋慶齡聯繫後，同宋子文洽談。1936年12月15日馮雪峰借用劉湘駐上海辦事處的電台，將潘漢年所擬有關宋子文對「西安事變」態度的報告密電中央。

「西安事變」之後，張學良被蔣介石扣留南京。1937年1月15日，中央張聞天電告馮雪峰、潘漢年，指示策動韓復榘、劉湘通電，主張和平解決，恢復張學良自由。韓復渠、劉湘的通電是發了，但眾所周知，張學良沒能獲得自由。

5

口號之爭

問：1936年到1938年，馮雪峰在上海做的很多事情，都影響了歷史的進程，為什麼後來人們提到馮雪峰這一時期在上海的工作，主要說的都是「兩個口號」之爭？

馮烈、方馨未：因為「兩個口號」論爭在我們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化史，乃至社會發展史上，都每每被涉及，所以「知名度」高。如：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馮雪峰作為當年「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派的代表人物，被批鬥，被劃為「右派」，而整肅他的如周揚、夏衍等正是當年的「國防文學」派的代表。不過十年，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兩個口號」論爭，又一次登上歷史舞台，在對所謂「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批判鬥爭中，「國防文學」派的人紛紛被揪、被斗，幾年前還在鬥爭別人的人，一下子成為了被斗的人。那時，人民文學出版社也進駐了軍宣隊、工宣隊抓「斗、批、改」，大大小小的批鬥會如爆豆一般。馮雪峰也參加了這樣的會，有時作為聽會的群眾，有時又作為陪斗者。有一次他悄悄地跟陳早春說：「如果要說有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和出版黑線的話，我作為三十年代『左聯』的負責人之一，作為文學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長，應負主要責任。現在看著這麼多人為我受過，我感到很難受。請求批鬥我！」

1957年馮雪峰被打成「右派骨幹分子」，其中，「先找黨外（指魯迅、沈鈞儒、章乃器等人），後找黨內（指周揚、夏衍等人）」是他的一大罪狀。——事實上，1936年馮雪峰是按黨中央的指示先找魯迅、茅盾、宋慶齡等人的。而且，在馮雪峰到上海之前，周揚等與魯迅的矛盾就已經很深，甚至在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的支持指示下（迫令蕭三寫信寄魯迅）解散了「左聯」，因此，魯迅一見到馮雪峰就對他說：「這兩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也因此，有人認為：1957年馮雪峰被批判，是他代魯迅背黑鍋。

馮雪峰《回憶魯迅》手跡

1935年11月，「左聯」駐莫斯科「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的代表蕭三，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正副團長王明、康生二人強迫之下，給「左聯」負責人寫信，提出解散「左聯」。而魯迅對解散「左聯」是抵制的，認為「左聯」是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核心，沒有了這個核心，他怕被別人「統過去」；並認為如果解散則必須公開發表一個宣言，但周揚等「左聯」負責人卻未接受魯迅的意見，沒有發宣言。1936年初「左聯」被解散了。

蕭三說：「這年九月間，王明找我談。他認為『左聯』太『左』，搞關門主義，因此對我說：『你寫封信回上海，叫把「左聯」解散。』我當時不贊成，沒有聽他的話。

「過了一些時候，大約是十一月間，王明又問我：『你寫信回國沒有？』我說：『沒有寫。』王問：『你不贊成統一戰線嗎？』我說：『贊成。』王又說：『那為什麼不寫？是不是因為你是「左聯」的代表，解散了，你就當不成代表了？你不寫，我找別人寫！』態度凶得很。於是我又去找當時駐第三國際的另一位代表（按：康生）他跟我作了一次長談……於是在王明的威逼下，我把這個代表的理論加以發揮，並根據他提供的有關國內情況的材料，寫了一封信回上海，以蘇聯解散『拉普』為例，提出解散『左聯』。信封上寫『上海北四川路司各脫路內山書店轉周豫才先生』。」（見《訪問蕭三同志記錄》，載《魯迅研究資料》1980年第4期）

1957年8月14日中國作協黨組第17次擴大會議批判馮雪峰，周揚等人提前就做了布置和安排，他們甚至將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叫到茅盾家中開會，做思想工作。這才有了夏衍「爆炸性」的發言、許廣平的痛斥馮雪峰和樓適夷的大哭……那天，在有一百多人參加的會場上，發言主要集中在1936年，除了前面說到的馮雪峰到上海後「先找黨外後找黨內」，還有諸如「蒙蔽魯迅」、「打擊」、「陷害」和「摧殘」以周揚、夏衍等為首的當時上海地下黨組織，搞「分裂活動」等罪狀。當時夏衍在他的發言中爆料「中央交給馮雪峰一個任務，要他在離陝北途中找到一支與中央失去了聯繫的游擊隊，而雪峰不找，這支游擊隊終於因失去與中央的聯繫而被國民黨全部消滅。」（見陳早春、萬家驥：《馮雪峰評傳》第549頁）樓適夷在《為了忘卻，為了團結》中「我的痛哭」一節也寫了這事。（載《魯迅研究動態》1980年第2期）現場不知內情者，包括馮雪峰本人在內，個個被驚得目瞪口呆，許多人情緒失控。

雖然，在這次會議的三天前，周揚專門將馮雪峰叫去「打招呼」：「叫你來，就是要告訴你，也要把你拿出去批判，同批判丁玲、陳企霞一樣。」但是，這次會上的肆意污衊、公然栽贓陷害，還是讓馮雪峰措手不及。他整個人一下被打懵了。事後申訴無門，他心裡明白：自己被派上海的工作和成績組織上是清楚的，但既然上面有人要設計整他，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呢？之後，他被打成「右派骨幹分子」，被「開除黨籍」。他也曾經去找過個別友人，在他們表示無奈之後，他不再做過多申辯。對於栽贓，他只說：「請組織調查」。對於「開除黨籍」的處分，在支部會議上，他自己也舉起手「同意」——行使他最後一次作為黨員的權利，然後他說：「支部書記同志，我從來不反黨，從來不反社會主義，我將來還要回到黨內來。」——王士菁回憶，據採訪錄像。

「文革」時期，馮雪峰和社裡的其他人一起被下放到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勞動，從各地去找他寫外調材料的人接連不斷，晚上他睡不好覺，白天要不停地寫材料以及參加各種體力勞動，但他從沒有放棄信念。當年和他同住一室的牛漢說：

「馮雪峰從來沒有唉聲嘆氣，他就是沉默，堅定地沉默，沉默也是很清醒的，對整個歷史不絕望，歷史會繼續前進，人民會清醒過來，他只相信這個，相信他自己的理想是對的。他自己不墮落，不叛變，不背叛自己的理想。」

「是馮雪峰的精神影響了我，感染了我，這是肯定的，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所以我牛漢現在寫詩、寫文章，其中一個原因：馮雪峰給我的力量，馮雪峰給我的一種精神，真誠的、純潔的、清醒的，對待歷史、對待個人，沒有私心雜念。不墮落，不是做一個逃兵，不是的，而是實事求是、堅持到底、到死為止。」——牛漢言，據採訪錄像

6

「允生」為何不告而行

問：1937年底，馮雪峰為什麼從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副主任的位置上「不告而行」？

馮烈、方馨未：「不告而行」的說法源自潘漢年給中央張聞天、毛澤東的電報。事實是他當時並沒有「不告而行」。1937年7月國共第二次合作談判期間，馮雪峰與博古因對談判問題有不同意見發生爭吵後，即受到排擠。8月，潘漢年告訴他，上海辦事處要改組，要成立南京辦事處。南京和上海的工作主要由博古負責。關鍵是：馮雪峰當時是陝北中央張聞天、毛澤東的代表，博古是共產國際王明的代表，而陝北中央受制於共產國際。也就是後來所謂的「兩條路線」的鬥爭。9月，潘漢年轉告馮雪峰：從上海去陝北的人都對他不滿意，有些事情要他自己去「說說清楚」。馮雪峰在沒有看到張聞天、毛澤東給他本人的電報指示之前，沒有憑潘漢年轉告的這句話去陝北，因為1937年初他兩次回陝北見到張聞天、毛澤東，已經將上海的情況跟他們說得很清楚。9月中旬，馮雪峰給組織寫「請假信」請潘漢年轉呈中央。但從10月25日潘漢年給中央的電報看，他沒有把馮雪峰的「請假信」轉交中央，而且10月23日在他收到張聞天給馮雪峰本人的電報後，也沒有將電報交給馮雪峰，並在兩天後的10月25日，用「潘劉」的名義直接回復中央。

潘漢年1937年10月25日給毛澤東、張聞天的電報開頭是：「李允生已不告而行，前給我留一信」，——僅從此句看，就存在這樣的問題：既然是「不告」何來「留一信」？馮雪峰呈交「請假信」後，並沒有離開上海，何來「而行」？馮雪峰當時就住在魯迅家中，繼續整理研究魯迅遺著，為編輯出版《魯迅全集》做準備。他10月1日發表了《完成宣戰的準備》；15日寫《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於半月後發表；17日寫《關於魯迅》於3天后發表；19日在魯迅墓前舉行的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會上，做題為《魯迅與中國民族及文學上的魯迅主義》的演講；12月上旬，他和茅盾去看駱賓基，而後將駱賓基介紹給許廣平。

馮雪峰是1937年12月下旬回家鄉的，在他寫「請假信」給組織得不到回復的整整三個月之後。

193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任命馮雪峰為中共中央東南局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3卷，中央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可見，馮雪峰1937年底離滬回鄉，中央沒有認為他脫離黨組織，不然不會有這一任命。

1936年馮雪峰被派到上海做的許多工作，可能他自己認為是黨的機密，如：與中央領導人互通許多電報；為組織獲取情報；送多人進延安；體恤陝北物資匱乏，以魯迅的名義送12隻火腿去陝北；與張學良見面時借飛機做何用途；等等；直到他去世，都沒有向任何人交待，包括他的親人。直到因編輯《馮雪峰全集》收集資料，幾十份電函得到了解密。他還帶走了多少秘密？沒人知曉，只能等待更多的解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