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馳騁印緬戰場的中國遠征軍多次重創日軍，成為抗戰歷史中的亮點。隨著對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的研究，這支戰鬥力強悍的中國軍隊成了國人喜聞樂見的談資，在一些文藝作品中，為了「揚我國威」或為了加強「戲劇衝突」有很多添油加醋，各種謠言在社會上，尤其是網路上廣為流傳——「孫立人活埋日軍俘虜」就是流傳最廣的之一。

「殺俘」三個版本的來龍去脈

關於「孫立人下令活埋日俘」在網路上流傳的三個版本，最早見於《孫立人活埋過日軍俘虜嗎》一文，該文對流傳的「三個版本」進行了歸納。

版本一：一篇題為《1990年11月19日抗日名將孫立人將軍在台灣去世》的文章中稱：「第二次緬甸戰役開始，孫立人指揮新三十八師如下山猛虎般撲向胡康河谷。10月10日佔領新平洋，12月29日攻佔於邦。當日軍俘虜被帶到孫立人的面前時，孫立人厭惡地皺皺眉頭，不加思索地命令參謀：『這些狗雜種！你去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後都這樣辦。』命令被迅速執行。日軍第十八師團曾在中國戰場上犯下累累罪行，這些俘虜手上沾滿中國人的鮮血，當然在劫難逃。」

需要指出的是，此版本僅僅稱：孫立人命令參謀「你去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後都這樣辦」，並沒有涉及「活埋」問題。須知，「槍斃」和「活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行為。至於究竟「槍斃」了多少日俘，版本一併沒有給出具體的數字。

版本二：孫立人下令處決日俘始於1942年仁安羌一戰——「戰鬥結束後孫立人下令審問33師團戰俘，凡曾入華作戰的一律就地處決。這幾乎成了後來孫立人部不成文的規定。」顯然，版本二把「孫立人下令殺日俘」的時間，從版本一的1943年12月，提前到了版本二的1942年4月。這多少是受王楚英的《中國遠征軍印緬抗戰概述》一文影響的。

版本三：《二戰中與張自忠齊名的中國將領孫立人》一文稱：「1942年10月24日，新編第38師112團開始攻擊前進，29日即佔領新平洋。當被俘的日軍帶到師長孫立人將軍的面前時，孫立人厭惡地皺皺眉頭，不假思索地命令參謀：『這些狗雜種！你去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後都這樣辦。』命令被迅速執行。日軍第18師團曾在中國戰場上犯下累累罪行，這些俘虜手上沾滿中國人的鮮血，當然在劫難逃。結果，緬甸會戰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軍官，統統被孫將軍以活埋的方式殺掉。唯一生還的倭寇是一個叫山田進一的下士。因為經過審訊孫將軍得知他是台灣人。」

這是「活埋說」之源頭。值得注意的是，此原文寫的是「活埋」「投降」的日軍官兵，即「殺降」。「殺降」的性質比「殺俘」更加嚴重，嚴重違背人類道義、違反國際法。版本三是版本一的升級——從「槍斃日俘」，升級為「活埋投降的倭寇官兵」；從沒有具體的「殺俘」人數，升級到具體「活埋」了「1200」名「投降的倭寇官兵」。

「1200」這一數據，來源於王楚英說。查中日雙方的相關戰史官書，均找不到孫師「活埋1200日俘」的記錄。唯有王楚英等「親歷者」的憶述涉及「1200」這個數據。王楚英在《中國遠征軍印緬抗戰概述》中稱：仁安羌一戰「殲敵三千餘人，敵棄屍一千二百多具向馬圭逃竄??」。筆者在《仁安羌解圍戰考》一書中，曾用充分的理據證明王楚英的這一說法嚴重失實。

王楚英是著名的「抗日老兵」，其身份特殊、多變，舉凡重要的歷史場合，他都「在場見證」——打仗時，他一會兒在印緬前線，一會兒又在滇西戰場。勝利時，他便立即出現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受降；幾乎所有重要的軍事將領，他都曾經與之比肩同行——既是「駐滇參謀團上尉參謀，被派駐英軍」，又是中國遠征軍第一路「駐史迪威處聯絡參謀」，還與溫蓋特將軍一同遭遇「空難」——雖然溫蓋特死了，但「同機」的王楚英卻還活著。此外，舉凡沒有親歷的抗戰史，王楚英均敢以親歷者的身份大侃特侃。據其本人統計，僅在2005年，前來採訪他的媒體就有180多家，在一些國家級電視台製作的權威歷史紀錄片上，王楚英更作為重要的口述者和歷史見證人，頻頻亮相。一時間，王楚英所言，幾成「權威發布」。因此，王楚英的「敵棄屍一千二百多具」說，成為「活埋1200倭寇官兵」數據的「來源」就不足為奇。

從「掩埋」到「活埋」

或許，這些說法的作者思路也許是這樣的：既然「敵棄屍一千二百多具」，那麼，孫師打掃戰場時將其「掩埋」便「順理成章」。既然孫師「掩埋」了「1200」多具日軍屍體，則完全可以把「掩埋」轉換為「活埋」——這樣將更「搶眼球」。但「活埋」者，必須不是「屍體」，而是活人。於是，《二戰中與張自忠齊名的中國將領孫立人》一文的作者就為「活埋」說捏造出一個「緬甸會戰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軍官」的前提條件，將王楚英的「敵棄屍一千二百多具」，「升華」為「緬甸會戰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軍官，統統被孫將軍以活埋的方式殺掉」的謠言。此後，「孫立人下令活埋1200日俘」說便不脛而走，各類網文跟風迭傳，變本加厲，把「活埋日俘」的數字，翻倍增加為3000。有道是「眾口鑠金」，「孫立人下令活埋三千日俘」的謠言，遂成「事實」。

為求逼真生動，《二戰中與張自忠齊名的中國將領孫立人》一文還加插了一個「台灣人」的細節，稱：「唯一生還的倭寇是一個叫山田進一的下士。因為經過審訊孫將軍得知他是台灣人。」

日俘中有台灣人之說，源於二次緬戰的親歷者、新38師上校參謀殷叔明和孫立人將軍到台灣後的秘書沈克勤的著述。據沈克勤記載，1944年3月5日，中國駐印軍攻克孟關時，活捉了一個日本兵，名叫「今田寬敏」，此人並非台灣人。但參與審問日俘的鐘正平卻是台灣人。鍾正平原是日軍的一個通信兵。在一次執行監聽新1軍電話的任務時，主動跑到新38師的陣地來投降。孫師經過考驗，證明其真心反正，遂派其參與審問日俘的工作。《二戰中與張自忠齊名的中國將領孫立人》作者是把各種書籍的記載攪和在一起，任意剪裁拼接，把「今田寬敏」，改為「山田進一」，再把鍾正平「台灣人」的「張冠」，「李戴」在「山田進一」頭上，以使其「孫立人下令活埋1200日俘」說「活靈活現」。

事實上，從1942年2月至1945年5月，在中國遠征軍第一路、中國駐印軍負責的緬甸戰區中，是極少能夠俘虜到日軍官兵的。偶然擒獲一兩個，都當作重要的情報來源使用。只有在1944年8月4日中美聯軍攻取密支那之後，才在戰場上找到了187名完全喪失作戰能力、喪失逃跑能力的重傷病員作「日俘」。另據中國駐印軍新1軍政治部主任孫克剛的《緬甸蕩寇志》第207頁上記載，中國駐印軍新1軍擊斃日軍33082人；傷敵75499人；俘敵323人。再查中日雙方的戰史官書，均無「1200日軍官兵集體投降」的任何記錄。可見，關於「緬甸會戰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軍官，統統被孫將軍以活埋的方式殺掉」說，完全是憑空捏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