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可疑？「黃帝不是華夏始祖」一說遭反疑古學者否定

【倪方六按】最近，國內史界疑古與反疑古學術傾向再起，對「華夏民族」，對「三皇五帝」，對「黃帝族籍
」等傳統的定案史觀，史學界又出現的存在與不存在和一元與多元的爭議。

3月18日，我在「梧桐樹下戲鳳凰」頭條號中，公開了當下疑古派新軍領袖、中國社會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銳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吳否定了傳統的「三代」同源的史學觀，質疑「黃帝一元」的說法是「統戰史學模式」。

吳進一步指出，「華夏」與正統的中原夏族沒有關係，華夏並不代表中國人；而傳統說法中的華夏始祖黃帝起初也不是漢族的始祖，而是少數民族首領（見《黃帝並不是華夏人文始祖？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專家提出顛覆性觀點》一文）。

（三皇五帝群圖）

在吳銳看來，所謂的「三皇五帝」也是可疑的。顯然這樣的顛覆性觀點很難被正統的史學家接受！不只如此，頗愛「我的國」的普通網友們也不接受，以歹毒的語言在我文章後跟帖罵「小編」。

其實，學術觀點是可以不同的，如果都是一樣，就沒有必要去研究，也沒有必要公開辯論。

近日，我接到國內「反疑古」歷史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張國安先生的電子郵件，他便否定了吳銳的觀點，且直指疑古派領袖、民國史學大家胡適、顧頡剛等人。張觀點收集在其即將出版的新書《終結「疑古」》一書中。

這裡，摘錄書中一段《古帝研究的再審視》，看看「反疑古」是如何解釋說「三皇五帝」的。

古帝研究的再審視

文/張國安

對傳說時期的古帝（主要是五帝）問題進行研究的，可謂史家成群，巨擘如林（如顧頡剛、蒙文通、繆鳳林、傅斯年、呂思勉、徐旭生、楊寬、孫作雲、劉起釪等先生）。其中以顧、蒙、傅、徐四人最有影響，頗具代表性。

（民國學者、疑古派領袖顧頡剛）

顧頡剛先生是問題的提出者，主要起自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在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的論證中，更多注重的是對典籍成書早晚時間的判斷，而基本輕忽了對書籍性質的考慮，輕忽了在古史的結構與功能中探討古帝問題，成為一股錯誤的學術思潮和一種有害的研究方法。由此也否定了五帝三代統出一元的古史體系，否定了五帝時代存在過一統的政治共同體，這種觀點引起了廣泛的共鳴，歷史體系可以由人任意編造就成為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

國內學術界對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三家的說法是交口稱讚的。蒙文通先生的理路來自於今古文經學的結合，他對自己使用資料的做法是從今古文的角度有過說明的，只是科學性有待提高；蒙文通先生提出的三集團說：

——有「江漢民族」（炎帝、神農、三苗、共工、祝融、蚩尤為代表，以姜姓為主）；

——「河洛民族」(黃帝、顓頊、帝嚳、帝堯為代表，以姬姓為主)，活動在河洛地區，故又可稱為；

——「海岱民族」（燧人、伏羲、女媧、太皞和少皞、帝舜、皋陶為代表，以風、偃、嬴姓為主）。

（黃帝像，漢畫像石拓片）

傅斯年先生的夷夏東西說主要起自實證主義，對於史料的運用未予詳細說明。傅斯年先生《夷夏東西說》本說為：

——「三代及近於三代之前期，大體上有東西不同的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因對峙而生爭鬥，因爭鬥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於東系，夏與周屬於西系。」

——「大體說來，東方經濟好，所以文化優。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強。」

傅先生結論從歷史學、文獻、考古學、人類學和地理等角度綜合而來，可惜的是傅先生受當時思潮、風氣影響，仍認為「春秋戰國的思想家，在組織一種大一統觀念時，雖不把東夷放在三代系統內，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庚歌揖讓，明其有分庭抗禮的資格。

《左傳》中所謂才子與不才子，與《書·堯典·皋陶謨》所舉之君臣，本來是些互相鬥爭的部族和不同時的酋長或宗神，而哲學家造一個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個朝廷中。『元首股肱』，不限於千里之內，千年之間。這真像希臘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臘人之綜合的信仰把他們硬造成一個大系。只是夷夏列國列族的世望尚不盡失，所以我們在今日尚可從哲學家的綜合系統中，分析出部族的多元狀態來。」

（傅斯年，民國歷史學家，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

徐旭生的方法主要是科學史學，徐旭生、蘇秉琦先生是提出一套對待文獻的系統說法，對文獻的處理後出轉精，其成功的基礎——處理材料的做法卻未得後來者重視，而實際上，無論贊成還是否定，這都是不容忽視的。

徐先生得出的華夏（黃帝、炎帝、顓頊、有虞氏（舜）、商人、祝融等族）、東夷（太昊、少昊、蚩尤）、苗蠻（三苗、伏羲、女媧、驩兜）三集團說。

楊寬先生結合神話學與傅先生的夷夏東西說進行了闡述。

其中值得注意也是最被忽視的是繆鳳林的意見：「夏商前有此五王，當春秋時說已固定，特無『五帝』之稱耳。……實原始之『五帝』說……固先秦之古義也。……近人謂世益晚而古史益繁，弟則謂世益晚而古史之義益晦。」又說：「《大戴》《太史公書》識其義者已絕無僅有（惟馬端臨《通考·帝系考》中首列《五帝本紀》之『五帝』，宋以後書蓋僅見者），何論先秦舊紀!世益晚而古義益晦，古史益繁亂而不可理也。」

（舜，五帝之一，傳位於禹）

其他前輩多局限在五帝的組合，而少有注目其間的順序及其種族與文化之差異。因為他們先驗地覺得並不可能存在這樣一種順序和一個一統的政治共同體。他們各依己見己識，將傳說時代的人物（或神靈）重組為不同的集團，即使對同一種文獻也化為不同的集團或階段，而並未交待依據、進行論證。揆諸文獻，此論欠妥，正是本文欲修正、發展處。

首先涉及的問題是帝的時代是否存在？帝字在文字學上有多種解釋，筆者不擬重複。

從人類歷史發展看，各個發展到文明社會的民族都經歷過將無文字時代的內容記錄成文字的過程，其中最早的史前部分都是神聖的神話時代，如科林伍德「神權歷史學和神話」一節指出：「神是仿照人間的君主進行類推而設想出來的，神指揮著國王和領袖的行動，就像國王和領袖指揮他們的人間下屬一樣；政府的等級制度是以一種外化作用而朝上推的。……政府是以神權來構思的。這種歷史學我建議稱之為神權歷史學……是指對已知事實的一種陳述，以供那些不知道這些事實的人參考；但他們作為對於所談的神的崇拜者，是應該知道神借之使自己得以顯現的那類事迹的。」

（堯，五帝之一，傳位於舜）

在中國國內「疑古」狂飆之時，倒是一些外國學者的頭腦更冷靜，如拉鐵摩爾說：「在中國歷史最古老的邊際上，有一些模糊的人物出現，或者似乎出現。其中有『創世傳說』的盤古、『畜牧時代』的伏羲、『農業時代』的神農。這裡所說的畜牧和農業自然是習慣的說法。其後還有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帝摯。接下就是中國黃金時代的堯和舜……禹。」「如果可以合理利用一切有關商朝早期帝王的傳說、關於他們以前的夏朝的傳說，以及夏朝以前更古老更模糊的『帝王』，那麼就應當認可，這些傳說可一直上溯到真正的新石器時代，也許還可以達到更早的時代。」

三皇五帝時代，很多學者忽視其中內含的史實素地，覺得神話時代虛無縹緲甚至胡編亂造，因而難以言說，顧先生就是其中極端者的代表。

對古代之帝，近代史學界在解釋上有一個悖論，既要打破一元的體系，又非要將所有典籍中的帝排成一個系列，而從文獻中排不出來後，就硬說這些帝是編造出來，然後得出五帝就是挑選出來的。

（伏羲與女媧，新疆出土帛畫）

神話學界有神話歷史學派和歷史神話學派，他們都注意到其中變的部分，無論主張神話歷史化還是歷史神話化的學者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其情節、細節敘事雖可大變乃至面目全非，但其中的專有名詞——無論是神名（人名）還是地名卻極少變，其主要結構也是不變的，其蘊含的內在倫理是共通的。

路新生說：「上古時代的巫史，因為敬畏『天罰』，他們以極虔誠的『宗教心理』對於史實『秉筆直書』，而不敢有絲毫的『作假』乃至於『造偽』，正是從這種『職業道德』中培養出了史家的『求真精神』，這一精神對於後世的影響極大，數千年來它成為學者立身處世之大本所在……但同時也應該看到，『求真』這一治學的根本出發點在以『政治』為第一要務的長時期壓迫下不斷地受到侵蝕遭到破壞而日漸萎縮。這種狀況至今依然如故，令人堪憂。」

（禹，夏朝始祖，古中國進入「家天下」時代，舜漢畫像石拓片）

可以想見的是，現在可見的文獻是華夏成長過程的記錄，主要以華夏為主，兼及東夷等族群，對各族之酋領或其神靈以帝稱之，在黃帝之前，各族之帝不知凡幾，一統之後，華夷兩大族群對此名號未必如秦始皇般加以限制，非一統之酋領仍有以帝稱之者。猶如今日俄羅斯聯邦的最高元首以總統稱之，而其下的聯邦組成單位如自治共和國等也有稱總統的，我們當然不能將他們排成一條線，排不出就說這些人物是編造的。

大禹之後，一統之首腦雖改以夏後、商王稱之，但仍有一些族群或以帝稱其酋領，華夏等在祭祀及談論歷史仍以帝稱之。

輕易否定我們偶見的帝是不應該的。

（夏，王羲之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