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就像愛情，一個去親吻、另一個把臉頰伸過去

奧斯特和庫切，一個充滿熱情、迷戀巧合和奇怪的環境、有講不完的軼聞趣事，一個是冷靜挑剔的思想家和堅定的道德主義者。他們曾保持了三年的通信。

美國作家保羅·奧斯特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庫切於2008年2月第一次碰面，不久，庫切寫信給奧斯特，建議二人互相通信，以「激發彼此的火花」。奧斯特住在紐約，庫切住在澳大利亞，他們都不喜歡新技術，是真的在相互寄信，奧斯特打字，庫切發傳真。他們三年間的通信集結成了《此時此地》一書。他們在信中討論了友誼、亂倫、體育，他們最喜歡電影、政治、手機、年老等各種話題。

《此時此地》

2010年，《紐約客》的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寫了一篇長文批評奧斯特，說他的小說是「陳詞濫調、借來的語言、中產階級的愚行和現代派及後現代派文學複雜地結合在一起。」奧斯特故作輕鬆地說：「這個人的名字（wood，木材）表明，有朝一日他會被白蟻吃掉。」庫切安慰他說，「評論家就像動物園裡朝大猩猩扔石子的孩子，他知道自己有欄杆的保護。」

庫切在第一封信中說：「我最近常常思考友誼的問題：友誼是如何發生，有些何以能持續很久，何以會比熱戀持續得久……一個男人會跟一個女人上床是為了可以跟她交談。言下之意：把一個女人變成情婦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把她變為朋友，這才是真正要緊的。要跟一個你沒上過床的女人認真交談是不可能的。」

奧斯特回復說：「友誼也是我多年來常思考的問題。」他認為，婚姻是一場不斷演化的爭吵，一項持續施工的工程，需要雙方不斷挖入到自己深處，純粹的友誼則要靜態得多、有禮貌得多和浮面得多……

「即便最恩愛的夫妻有時也會吵得面紅耳赤、甩門和摔東西，同樣的事不可能出現在彬彬有禮的友誼廳堂里。友誼是講禮貌、客氣和態度前後一貫的。男人和女人有可能成為朋友嗎？我認為可能，前提是雙方至少有一方不覺得對方有肉體吸引力。一旦有性的因素介入，一切便另當別論。」

《旁觀者》雜誌上的評論說：「在愛情中，總是有一個去親吻的、一個把臉頰伸過去的。在通信中也是一樣。看上去是年紀更大的庫切在一封信中提議跟奧斯特通信，他在信中比較正式地討論問題，奧斯特的回復更加隨意，熱切地談論他自己的工作和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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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這兩位著名作家不太會成為朋友。奧斯特比庫切年輕7歲，他是一個充滿熱情的人，迷戀偶然性和奇怪的環境，有講不完的軼聞。庫切則更加懷疑，是一個挑剔的思想者和堅定的道德主義者。但從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們的共同之處更多。比如他們喜歡體育比賽，雖然他們喜歡的是不同的項目，喜歡看體育比賽的原因也很不同。在談及體育比賽的吸引力時，奧斯特說它們就像是一種表演藝術。庫切說，他對體育的興趣是道德的而非審美的，體育滿足了人們對英雄的需求。

《此時此地》的開頭充滿瑣碎的交流。二人雖然答應相互通信，但剛開始都小心地只談安全的話題，以免冒犯對方。當他們開始討論他們都喜愛和了解的貝克特時，對話開始深入。隨著通信變得日常化，奧斯特和庫切開始往他們理智的觀點中加入個人經歷。

庫切

他們談論了那些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事情，如失眠（庫切多年來都睡不好）、旅行、心懷惡意的評論家、電影等等，兩人之間產生了真正超越了敬佩的感情。吸引讀者一直讀下去的不是他們的睿智，而是兩人之間溫暖、不矯飾、真誠的感情。奧斯特和庫切需要通過對方來達到這種高度的真誠，這是一個人幾乎無法獨自實現的。

奧斯特在一封信中說，他發現他自己存在一個問題：他無論去哪裡都睜大眼睛看，對記號非常警覺。但他看到的記號好像都沒有普遍的意義。而對特殊事物加以普遍化正是現實主義的本質。看到的、記錄的雖然是特殊，是個別事物，但它們好像有意義，屬於一個融洽的整體。

保羅·奧斯特

而奧斯特覺得自己算得上是一個聰明人，也去過很多地方，但活到最後發現他講不出什麼觀感，就好像他這輩子是在圖書館裡度過的。「如果說遊記作家天生對不同的記號很警覺，我好想天生是一個反遊記作家，只對同樣的記號警覺。我旅行但不寫旅行書，你也不寫，也許你寫，但是用筆名出版。」

庫切在回信中並沒有安慰奧斯特，而是接著談記號：「我接受的正統觀念是，記號是任意的，一條街不管是叫曼陀羅街還是第55街都沒有什麼差別。但在詩歌中，記號任意論並不可信。在詩歌中，詞語的含義——圍繞它們的文化意義積累——很重要。濟慈的曼陀羅令人想起極樂與死亡。第55街則沒什麼意義。卡夫卡運用一種詩意的力量，賦予了一個字母豐富的含義。義大利作家羅伯特·卡拉索的近著名為K。看著它的書脊，我們就知道它是寫什麼的。」

奧斯特對庫切說，布魯克林有一片地方，有26條街道都是用字母命名的。「住在E大街或者L大街挺無聊的。但K大街不錯，其他有趣的或可以忍受的字母是O、X和Z——無、不知名、盡頭。

（本文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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