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揭露謎底：「秘密錄音」事件為何令毛主席大發雷霆？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對他的一言一行進行記錄，顯得尤為重要。

毛澤東機要秘書葉子龍向周恩來、楊尚昆（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等中央領導進行過彙報，建議採用錄音的方式，記錄、整理和保留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央領導的重要講話。他們都同意了。

195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採購了一批錄音設備，配置了專門的錄音人員。隨後，機要室對中央領導在一些重要會議上的講話進行了錄音。

對於機要室的錄音，毛澤東是知道的，而且認可錄音的做法。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就是毛親自指示葉子龍錄音的。1960年1月，在召開上海會議期間，葉子龍專門就錄音事宜向毛澤東彙報，表示這是為了保存珍貴的語音文字資料。毛澤東的回答是「那好嘛」。

事實上，毛澤東曾經對葉子龍說：「錄音要搞個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嘛。」這也表明，毛澤東明確表示贊成錄音，只是要像「圈閱」制度一樣，形成明文的程序。

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對錄音資料的整理和保留有一套嚴格的程序。這些錄音帶和根據錄音整理的錄音稿，都保存在機要室，除非經過楊尚昆批准，原則上不外借。後來，《毛澤東選集》編委會向機要室借閱毛澤東的錄音稿，也是嚴格按照程序履行了報批手續。

在錄音的範圍，機要室也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作出了規定，即四種情況可以錄音：一、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開的大中型會議和其他重要會議上的報告、講話；二、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與地方領導同志的重要講話；三、中央召開的電話會議；四、中央領導指定的需要錄音的內容。這些規定，也報送到毛澤東處，取得了他的同意。

誠然，錄音是一種先進的記錄和保留資料的方式，但大家都忽視了，毛澤東講話歷來都不喜歡人家做記錄。

1956年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看到楊尚昆和胡喬木在寫什麼，就把他們的小本子拿過去看，問他們記錄這些做什麼，叫他們以後不要記錄了。

1959年，毛澤東外出，楊尚昆、羅瑞卿等人隨行。楊尚昆讓葉子龍向毛主席請示，能否帶一個速記員，毛不同意說：「這是推卸責任，拿我作擋箭牌。」

1959年11月，中央杭州會議上，毛澤東講中蘇關係時，特意關照大家不要做記錄。胡喬木說還有錄音呢。毛澤東生氣了，馬上說：「是誰讓錄音的，搞這幹什麼？」葉子龍立即讓錄音員停止錄音，並在會後向毛澤東作了彙報。

毫無疑問，這些風暴之前的預兆，被楊尚昆、葉子龍等人忽略了。

根據楊尚昆的回憶，1961年春天，毛澤東乘坐專列到廣東、山東一帶調查研究。某日，毛澤東和一位服務員在專列辦公室談話。完後，服務員步出，恰遇另一專列工作人員。這位工作人員得意地告訴服務員，他知道剛才毛澤東與服務員的談話內容。服務員問他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員便展示了錄音裝置及設備。服務員轉身便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聞訊後大發雷霆，指示要查清此事，嚴肅處理。

「秘密錄音」事件就此浮出水面，

同年4月，中央書記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嚴肅地批評了機要室，決定給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副主任康一民以嚴重警告處分，給機要室副主任吳振英以警告處分。5月17日，中央書記處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錄音問題，通過了《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作出了關於中央和地方黨政軍群一律不準搞錄音等五項規定。

毛澤東指示：「機要室必須把過去歷年來的錄音帶統統銷毀。」經過周恩來和彭真的請求，才留下了少量的錄音帶。

「秘密錄音」帶來的政治影響，還遠遠沒有結束。葉子龍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所謂『秘密錄音』一案中，不僅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幹部和機要室的許多同志被迫害，而且還株連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單位的負責人……」「文革」時期，葉子龍本人因此案被監護審查了七年。毛澤東知道後，親自過問了此事，說：「葉子龍政治上沒有問題，不能用法西斯的手段對待他。」葉子龍方才逃過一劫。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秘密竊聽」一案得到徹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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