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最牛的海外華人歷史學家，其實也能分出高下

華人在國際舞台上競爭，自然科學家相對來說更普遍一些。

以華人的身份，在西方學界研究中國歷史，而且能站穩腳跟，為國人爭得一席地位的，而只能用鳳毛麟角來形容。

應該說，以下這幾位都是非常牛的海外華人歷史學家。

楊聯升(1914年-1990年)，原名蓮生，後以蓮生為字。原籍浙江紹興，生於河北保定。193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系，1940年赴美就讀於哈佛大學，1942年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1946年完成《晉書食貨志譯註》獲博士學位。四十年代初，在哈佛習文史哲的中國留學生中，任華(西方哲學)、周一良 (魏晉南北朝史)、吳於廑(世界史)和楊聯升(中國史)四人皆為一時之冦，周、楊二氏尤為傑出。當時胡適有意延攬他們到北大以為己用。其後任、周、吳三人皆返國任教，唯有楊聯升得以留在哈佛遠東語文系執教，牆外開花，海外稱雄，乃至有「漢學界第一人」之譽。

楊聯升以廣義的中國經濟史為中心，而旁及中國歷史的各個角落。專著以1952年完成的《中國貨幣與信貸簡史》最為重要。論文如《晉代經濟史釋論》概述斷代經濟面貌，《中國經濟史上的數詞與量詞》、《佛教寺院與國史上四種籌措金錢的制度》、《會子形狀考》辨析經濟制度的細節，《侈靡論--傳統中國一種不尋常的思想》鉤沉經濟思想的潛流，《從經濟角度看帝制中國的公共工程》觀察中國古代政治社會的運作，《原商賈--余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序》追溯商人社會角色的源流;其他方面，政治史有《國史諸朝興衰芻論》、《國史上的女主》、《明代地方行政》，宗教史有《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及《補論》、《〈老君音誦誡經〉校釋》，社會史有《報--中國社會關係的一個基礎》，皆自經典著作。

何炳棣(1917年-2012年)，浙江金華人。1938年清華大學畢業，1944年考取了清華第六屆留美公費生，1945年底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西洋史，195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史博士學位。之後，逐漸轉入國史研究，成績斐然。1966年，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時年49歲。1974年出任美國亞洲學會會長，為首任亞裔會長，自此被國際視為大師級學者。1979年，選為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代表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明清社會史論》《東方的搖籃》《讀史閱世六十年》等。所作《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1959）及《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兩書，已為國際學術界奉為經典著作。

何炳棣治史，主張要「搞第一等的題目，著第一等的文章」。哈佛大學中國史研究的開創者費正清曾經說過：「中國要有五六個何炳棣的話,西方就沒有人敢對中國史胡說八道了。」

張光直（1931年－2001年），原籍中國台灣，在北京出生。當代著名的美籍華裔學者，人類學、考古學家。2001年因帕金森氏症在美國麻塞諸塞州去世。張光直是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考古學家。生前曾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畢生從事中國歷史與考古學研究。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中國的聚落形態、商王廟號、青銅紋飾、台灣史前史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在研究機構創辦，田野考古活動，中外學術交流，兩岸學術互動等方面貢獻巨大，在國際考古學界享有崇高地位。

出版專著十餘本，論文一百多篇。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國青銅時代>、《中國青銅時代》（二集）、《商文明》、<古代中國考古學>、《美術、神話與祭祀》、《考古學再思》、《中國考古學論文集》、《考古人類學隨筆》、《番薯人的故事》等。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祖籍安徽省安慶市人，曾師從錢穆、楊聯升，當代華人世界著名歷史學者、漢學家，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余英時是公認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44歲當選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11月，余英時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9月18日，獲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余英時的中、英文著述多達數十種。《士與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朱熹的歷史世界》等，其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為中外史學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參照系。

其他的海外歷史學家還有很多，比如劉廣京、黃仁宇之類。但相較以上四位，成就還是要遜色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