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歐：《數學頌》中譯序

譯者序

或許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阿蘭·巴迪歐的名字不再陌生。他已經被視為當代左翼的一個旗幟性人物，他的著作已經被翻譯為世界上70多種語言。在中國大陸，他的著作已經翻譯出版的包括《世紀》、《愛的多重奏》、《小萬神殿》、《哲學宣言》、《第二哲學宣言》、《聖保羅》、《維特根斯坦的反哲學》、《柏拉圖的理想國》、《當前時代的色情》、《論爭》、《元政治學概述》等等，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存在與事件》、《世界的邏輯》、《主體理論》也已經譯就，正在出版當中的他的著作還包括《法國哲學的冒險》、《瓦格納五講》、《非美學手冊》等等，因此，對於巴迪歐的生平和主要思想，並不需要在這裡贅述。

不過，這也是一本非常值得期待的著作。在《存在與事件》和《哲學宣言》中，巴迪歐曾經聲稱，哲學並不是一種直接作為生產真理的類性程序而存在，哲學作為本體論或形而上學而存在，只能在其他面對真實的真理程序基礎上才是可能的。哲學本身是不創造現實的，也無法真正去面對那個被拉康稱之為真實界的東西，說得更明確一些，我們的思想和行為，包括我們的所有的感觸和情感，都依賴於一個巨大包裹著的氣泡（斯洛特戴克的用語），我們之所以能看見、之所以能思考、之所以能認識、之所以能行動，全部依賴於這個巨大的氣泡的外膜。這個氣泡就是我們所處的情勢（situation），在巴迪歐看來，這個情勢不是無秩序的（anarchie），它有著自己獨特的結構（structure），這個結構後來在《世界的邏輯》中被巴迪歐稱之為超驗性（transcendentale），巴迪歐喜歡用大寫的T來表示這種結構，即這個T是一種函數，它對處於該情勢S下的所有元素進行計數，而每一種元素以什麼樣的方式呈現出來，我們又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再現這些元素，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依賴於這個T。

然而，這個所謂的超驗T，絕不像德國古典觀念論聲稱那樣，是一種先天性的存在，它絕非無一例外地決定著諸多元素的實存樣態，簡言之，在某種特殊的情況下，這個作為情勢結構的超驗T，會被懸置，而一旦T被懸置，意味著原先情勢下的結構或秩序被打亂，成為了一種面對真實的無序狀態，我們可以說，在某個點上，出現了秩序上的例外狀態，T被懸置，那麼巴迪歐意義上的事件就發生了。

當然，巴迪歐意義上的事件的發生，絕不意味著德勒茲和加塔利式的游牧時代的來臨，儘管他們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一個游牧式的身體，生成一個作為既定秩序的外部，成為卡夫卡式的少數人。然而，巴迪歐在這裡與兩位作者分道揚鑣了，在巴迪歐看來，結構或者超驗T的打破，絕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自由任意地徉徜在游牧的空間中，游牧式的烏托邦即便存在，也是一種焦慮式存在，因為在那裡我們沒有任何可以站立的地基，沒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最終不是我們的慾望的無限自由，而是我們如同飛蛾撲火般，在狂歡的剎那，被無序的真實世界所吞噬。這裡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德波那部以拉丁語迴文式的方式命名的電影《我們一起遊盪在黑夜裡，然後被烈火吞噬》（In girum imus nocte et consumimur igni）。那曇花一現的活火雖然壯麗，但一旦其耗盡，大地會重新遁入黑暗，在那一刻，戴高樂還是戴高樂，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還是第五共和國，當權者仍然用他們天花亂墜的說辭粉飾著到處充滿污垢和惡臭的世界，而底層人民仍然在赤貧之中哀嚎。

因此，巴迪歐更關心的是，我們如何去改變這個世界。不是追求某幾個狂放不羈的知識分子用烈火來焚燒自己的靈魂，而是我們如何人民大眾一起去面對真正的生活。在《世界的邏輯》的結論部分，巴迪歐問題就是「什麼是生活？」，而在他2016年出版的一本新著的標題也是《真實生活》。為什麼巴迪歐關心真實生活？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一瞬間的輝煌，而是徹底的天翻地覆，僅僅依賴於激情是無法完成這個任務的，真正的任務是，我們如何去實現生活的徹底變革？

巴迪歐給出了他自己的回答，他並不相信哲學可以直接去改變生活，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認定哲學一定是某種「事後」的反思，哲學的任務是縫補，在其他程序撕裂那張遮蔽我們世界，讓我們陶醉於此時此刻的現實生活的帷幕的時候，哲學是用來縫補那道被撕開裂縫的工具，換言之，在事件發生之後，哲學的唯一功能就是將原先無法被我們認識的事件納入到新的認識體系當中，讓不可知的事件變得可以理解，可以被我們所認識。

現在的問題是，倘若哲學不能幫助我們創造新的生活，那究竟什麼東西可以？巴迪歐指出，有四個程序，而且只有這四個程序，可以真正改變生活：即科學、政治、藝術和愛。這個四個程序同時也是巴迪歐哲學的四個前提，巴迪歐認為，只有這四個程序，才能觸動真正的哲學反思。然而也正是這個理論，讓巴迪歐飽受質疑。經常有人會質疑，為什麼是這四樣能改變生活？除了這四樣之外，難道再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嗎？在這一點上，巴迪歐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硬，在多本著作中，尤其在他後來的《世界的邏輯》和《第二哲學宣言》中，巴迪歐仍然堅持只有這四個程序能夠實現真正的變革，是真理的程序。

為了堅定他自己的立場，為了反駁對他的那些指摘，巴迪歐不得不用著作來闡明為什麼是這四樣程序成為真理程序，成為哲學的前提，成為改變我們生活的方式。上世紀九十年代，巴迪歐先後寫作了三本著作來闡明為什麼科學、政治和藝術是真理程序，這三本書分別是《可遞性本體論簡論》《元政治學概述》和《非美學手冊》，嚴格來說，這三本書都是巴迪歐寫作的一系列文章的文集，雖然在文章中詳盡列舉了各種案例，來一一說明作為真理程序的科學、政治和藝術。同時，巴迪歐在書中強調，這三種真理程序之中，還有最核心的內容，對於科學來說，真正起到主導性作用的是數學；對於政治來說，是革命或者解放政治；對藝術來說，是詩歌。而巴迪歐在涉及這三種程序時，所列舉的也更多的是數學家、革命政治家或詩人。在《可遞性本體論簡論》中，巴迪歐所列舉的是康托爾、伽羅瓦、高斯等人，這些都是數學家，在《元政治學概述》中，被巴迪歐欣賞的政治家如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毛澤東都是典型的革命者，而《非美學手冊》中，我們更多讀到的是馬拉美、佩索阿、策蘭等等。

然而，《可遞性本體論簡論》《元政治學概述》和《非美學手冊》四本書並沒有成功地消除質疑者的批評，對於哲學的四個前提，四種真理程序，巴迪歐只寫了三本書，對於第四個前提，即愛，巴迪歐隻字未提。那麼是否有可能論證作為真理程序的愛，巴迪歐之前，僅僅只在一篇文集《諸種前提》中提到了愛的問題，除此之外，巴迪歐並沒有給出充分的說明。這就迫使巴迪歐重新來對他所列舉的四個前提給出新的說明。

2009年，正好《世界報》的越南裔記者尼古拉·張（NicolasTruong）請巴迪歐參加了他在阿維農節上的訪談，這次訪談同時涉及到了兩個內容，一個是愛，另一個是尼古拉·張所舉行的「觀念戲劇」活動的主題——戲劇。後來，Flammarion先後以《愛之頌》和《戲劇頌》的名義出版了這兩場對話的內容，而這兩次談話的內容正好對應於他的兩個前提，即愛與藝術。在進行了這兩次對話之後，巴迪歐感覺到，有必要重新肯定一下他的四個前提，而2016年吉爾·艾禮的邀請，讓巴迪歐重新肯定了數學在思想中地位，而這本書也被命名為《數學頌》。四個前提，已經完成其三，巴迪歐也許諾，在不久的將來，他會就政治再談一次，那一次的題目就應該是《政治頌》。

正如巴迪歐所宣稱那樣，《數學頌》一書的主題就是數學如何實現幸福，數學如何能夠幫我們改變生活。對於這個主題，顯然作為訪談者的艾禮存有疑慮。畢竟，在今天我們談起數學，都是那種高深莫測的學問，只能在一個極小的圈子裡討論，無法被大眾所理解和消化的孤芳自賞式的研究，這樣一種孤僻到極致的研究如何能成為改變我們生活的一種工具，如何成為我們探尋真理的路徑呢？巴迪歐的切入點是，現在的數學病了，這種病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數學僅僅是考試進階和選拔的門檻，在學生升學，選擇考公務員以及選擇技術人才上，數學成為他們無法迴避的學科，這種應試數學早就喪失了數學本身的樂趣，相反，在另一方面，數學成為極少數有才華精英的秘教，他們只在寥寥可數的圈子裡玩弄著自己的樂趣，從來不願意涉足俗世，也不願意讓自己的研究可以改變普羅大眾的生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巴迪歐認為，必須拯救數學，因為無論是作為考試進階的數學，還是作為小圈子孤芳自賞的數學，都無法真正面對生活，無法幫助人們去實現幸福。

所以，巴迪歐所呼喚的是，數學的意義是普世性的，它不應該只成為少數人的領地，而是應該被大眾所共同掌握的力量，也唯有如此，才能用數學來實現真正的變革。若要實現數學的普世化，首先要告訴人們，數學本身擁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即巴迪歐反覆強調的「數學本身很有趣」，而這種「有趣」足以讓任何一個願意用智慧的頭腦去思考問題的人沉迷去其中，甚至巴迪歐信心十足的認為，應該給5歲的孩子講集合論，因為5歲孩子已經擁有了充分的能力理解集合論的數學內涵。一旦數學的力量被人們所掌握，它就是一種不可控的巨大威力，在我們的生活周圍掀起巨大的波瀾，在那一刻，如同彌賽亞的事件終將降臨，而無限的曙光必將在黑暗的大地上綻放。儘管我們不得不認為，巴迪歐人們接受和認可數學的問題上，顯得過於樂觀，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巴迪歐的數學路徑的確為我們重新思考世界指出了一條可能的出路，正如巴迪歐的弟子梅亞蘇強調說，在我們經驗和感知所無法觸及的地方，只有數學能夠將我們帶向無限。或許，這就是巴迪歐所祈盼的東西，無論是詩歌帶來的驚奇，還是政治帶來的動蕩，以及兩個愛侶在邂逅那一刻激蕩起的無限的漣漪，最終都無法帶來最穩定的通往無限的路徑，數學，只有數學，才是那條可以依賴的路徑，一個在無限變動的宇宙中，恆定地為我們指明無限的亮光所在的路標。在巴迪歐看來，在數學的指引下，我們不再是在崎嶇不平的林中路上蹣跚而行，而是一座新通天塔，承載著我們從此岸向彼岸泅渡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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