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生：道教科技史研究再思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記者 曾江

原題：道教科技史研究再思——訪長江學者、四川大學教授姜生

回顧學術史和審視當前研究，道教與科學的關係是一個頗有爭議又引人入勝的國際性學術話題，海內外許多著名學者如李約瑟、陳國符、席澤宗等都曾參與研討。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學文化科技協同創新研發中心主任姜生從事歷史學、宗教學、科學史的交叉學科研究，長期致力於開拓建設「道教與科學」（道教科技史）學科體系，形成了穩定的國際化學術團隊，目前主持「中國道教科學技術史」研究工程第三卷宋元明清卷（2013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關於道教與科學的關係，學術史上有哪些代表性的觀點？道教科技史研究在學科建設和研究方法上有哪些反思和探索？記者近日就有關問題採訪了姜生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道教科技史領域，海外學界對於道教與科學關係的討論有哪些代表性的學者和觀點？

姜生：應該說，國際學界關於道教與科學關係的討論，不僅超越文化圈，而且形成各家持論相爭的形勢。海外學者對於道教與科學的關係存在不同觀點，可以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和美國學者席文（Nathan Sivin）為代表。李約瑟認定，道教對於中國古代科學是頭等重要的。他為自己選擇姓「李」就是因為他對道家創始人老子李耳的崇敬，他甚至自稱「道人」，並為自己取了三個道號。

李約瑟主持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共包括七卷三十多冊，他在1956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中有一段著名的論述：「道家哲學雖然含有政治集體主義、宗教神秘主義以及個人修鍊成仙的各種因素，但它卻發展了科學態度的許多最重要的特點，因而對中國科學史是有頭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據他們的原理而行動，由此之故，東亞的化學、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和藥物學都起源於道家。」他進而認為，「道家思想乃是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的根本」。

也有一些學者對道教與科學的關係持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觀點。對於李約瑟的學術判斷，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席文教授認為：「沒有證據表明在Taoism與科學之間存在任何普遍的和必然的聯繫。」

國際上，中國科技史界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判斷，形成一種僵局：第一，使李約瑟及其團隊本欲進軍道教科技史料的步伐趨於停滯，況其本來對道教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基本處在「判斷」層面；第二，深度抑制了西方學者對道教作科技史探討的勇氣。這客觀上為我們「留下」了巨大的學術空間。

《中國社會科學報》：回顧學術史，我國學界道教科技史研究情況如何？

姜生：道教科技史研究涉及眾多，在這裡只能簡介如下。20世紀初，一批留學歸國學者開始了中國科學史研究，成為中國化學史研究的開拓者。他們一開始就意識到道教煉丹術的科學史價值，並使其成為化學史及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1928年，美國學者約翰遜在上海出版《中國煉丹術考》，這是試圖對中國煉丹術進行全面研究的最早專著，對我國學界產生積極影響。作者提出兩個有價值的觀點：一是中國煉丹術起源於道教，並對中國古代科技影響巨大；二是西方煉丹術受到中國煉丹術的強烈影響。20世紀30年代一批中國留學生協助美國學者戴維斯研究中國煉丹術，國內學者如曹元宇等亦取得重要成績。總的說來，這一階段研究涉獵較少，且主要局限於煉丹術的化學史研究方面。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化學史研究得到很大發展，出現袁翰青《中國化學史論文集》、張子高《中國化學史稿（古代之部）》等重要著作。尤其是陳國符先生70年代開始專研外丹黃白朮，對《道藏》進行系統研究，撰成《道藏源流續考》。80年代以來，模擬實驗等科學方法在煉丹化學研究中應用較多，學者們以此證明了煉丹術中的許多科技成分，極大地推進了煉丹術與科技史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道教研究界和科技史界均將道教與科學的關係問題納入視線，研究在多領域內展開。金正耀博士的《道教與科學》（1991）、祝亞平博士的《道家文化與科學》（1995）相繼問世。1998年，姜生獲國家社科基金批准立項「中國道教科學技術史」，2002年140萬字的《中國道教科學技術史（漢魏兩晉卷）》、2010年200萬字的《中國道教科學技術史（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先後出版。該書由數十位中外學者撰稿，以跨學科交叉的原創性研究（包括實驗研究），全方位考察了五代以前道教與中國古代科技和醫學等眾多領域的關係，促進了道教科學技術史學科領域走向成熟。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學科，道教科技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什麼特殊要求？

姜生：道教科技史這個比較「小眾」的領域，已經逐漸發展為一門比較獨立的學科領域，我們的國際團隊在不同的地方推動著共同的事業。道教科技「雜而多端」、門類繁多、無所不包，其學科生長特徵本來就與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血肉不分；根據這種情況，就要按古今學科概念融通兼顧的原則，從多個相對獨立、相互關聯的方面，多向度開掘寶藏。

道教科技史是一項聯結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兩大門類的原創性學術工程。其研究以傳統的文獻考證為基礎，多學科交叉，同時結合實驗、測繪、運算等自然科學方法，超越傳統方法的局限，使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獲得現代新方法的支持。

在研究方法的選取上，應該以學科領域為依據，將研究內容分為道教史、科學思想、化學、醫學、養生學、天學地學、物理學、生物學、數學九個部分，總體上主要採用歷史學、宗教學與科學史的交叉方法，在不同學科中結合圖像、圖表、模擬實驗等技術手段，實現對研究對象的多角度、多學科方法研究，從古史的興衰發掘今人正在苦心尋覓的某種制約中國科學的文化之鑰。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堅持道教科技史研究十多年了，您認為道教與科學關係研究的關鍵問題是什麼？

姜生：研究中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在探討諸學科發展規律、展示重要成就的基礎上，在前賢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中國文化的最深層，原創性地揭示為什麼傳統科學技術在古代取得輝煌成就、在後期卻未能發展出近代科學形態。這一問題性的浮現，是在道教與科學、宗教與科學這個多學科交叉背景下長期探索思考的結果。

我們的研究乃建立在這樣一種基本的學術邏輯之上：道教信仰者追求長生不死的目標雖然荒誕，但為實現這一夢想而採取的過程和手段卻多是合理的科學的。換句話說，虛妄的神仙理想驅動人們以超乎尋常的努力投身科學技術、醫學和工藝，成為推動科學探索的真實動力。所幸古人的這些「業績」最終都積澱保存在巨量的道教經典和相關文獻中，保存在一些常被人所忽視的文物中。正是這一基本判斷，驅使著我們的團隊毫不猶豫地進軍這一被長期忽略的巨大科技寶藏。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提到需特別注重把研究建立在對道教的特殊本質認識的基礎之上，在您看來什麼是「道教的特殊本質」？

姜生：這是一個帶有「本質」性的問題。道教科學技術史內容龐雜，涉及學科領域眾多，如果只用傳統的演繹、歸納方法或西方固有的認識模式去審視、分析這些豐富的文化資源，難以獲得合理的認識。可以說，任何一項創造性的系統研究，只有獲得學理和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才能指望構建新框架、啟動新邏輯、掘進新地層。

在學術思想方面，我們的基本理論判斷是，由於道教的思想結構和概念系統的獨特性，研究道教科技史如果簡單套用西方「科學」概念和理論框架，將難以把握道教科技的實質，難以準確合理地理解道教與古代科技的關係。

道教與科學研究的理論前提，應該是一種重新界定的「科學」概念。應該說，科學是人類經過千百年的探索與實踐而形成的用於有效延長和增強自身能力的知識系統，它使人類面對自然界這個生存環境時，具有符合其價值取向的攫能效率。在這個定義中，「攫能性」是解析人類文化及其歷史動力的核心概念。這個新概念具有更為廣泛的適應性和包容性，可望把我們從近代西方背景下的「科學」概念中解放出來，為探索包括非西方傳統的更為廣闊的全球科學技術史提供認知的理論基礎。

簡單說，道教的長生不死宗教理想結構包含著對科學技術的需要；科學技術則在道教哲學、神仙信仰和實踐中獲得了存在和發展的條件和思想基礎。這是歷史上道教與科技有時難以分辨的根本原因。

《中國社會科學報》：道教科技史研究對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有何意義？

姜生：這是我們不斷思索的重要問題。在過去10多年的研究中，我們強烈地認識到，必須帶著時代的使命意識，去縱深拓展道教與科學的學術理論價值，體現應有的現實關懷，在揭示歷史之真實的基礎上，探尋中華文化與未來人類科學發展的可能生長關係。

中國文明有著不同於歐洲的文化進程。在科學與人文的關係問題上，古代中國可謂一枝獨秀。在古代和中世紀，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創新中心。而這種創造性的內部，正如李約瑟所看到的，道教思想乃是核心。

要認識一個民族，要把握其民族性，唯一合理的方法就是研究他的歷史，或者說，歷史就是一個民族的規定性。中華民族要復興圖強、要成為科學技術的原創國，先須以史為鑒，認識自我，發現中華文明史上某些導致整個民族積貧積弱、導致科技走衰的內在文化根源、關鍵拐點。這樣才有希望讓中華文化再度成為人類科學技術孕育發展的沃土，才能使中國科技擺脫近代以來的跟蹤式發展怪象，回歸自本自根之正途，形成發展為一整套中國式的文化—科學話語體系，為全人類提供新的希望。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多數人印象中，道教純為本土宗教，請問近年在道教文化向外傳播方面有何新研究？

姜生：是的，道教中產生的諸多符合科學原理的理論和技術，不僅對中國古代科技作出重大貢獻，而且還曾向外傳播，主要有兩個方向。第一，道教曾傳入印度，對印度密教及煉丹術的產生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為印度古代化學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第二，道教通過阿拉伯文化圈傳至西方，對近代化學的產生作出了重要貢獻。以上兩個方向的傳播過程在中西交通史和中西文明興衰史上寫下了令人深思的歷史篇章，需要學界對此進行重點研究，還原中西交通史上的某些精彩圖景。

當然，由於相關資料稀散，加之文獻上存在多種語言交流的困難，這兩個問題研究難度都很大，需要重點進行突破和創新，也需要未來有更多新人去做出努力。與此同時，歷史上這種跨文明圈的文化傳播過程曾經發生的文化撞擊與傳遞，也是同樣引人入勝的創新性問題，這些都需要今後加強研究，有待給出合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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