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候，中國都發生了什麼？

在人們看來，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最明顯的就是內斂與開放，即使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對比之下，這種分別仍是明顯。事實上，這種差異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5世紀，那時，中西方同時發生的歷史事件，更明顯的對比出了中西方文明封閉與開放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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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思想封閉使明朝走向覆滅

火藥本來是中國發明的，而且中國人也將火藥用於戰爭，例如宋朝的虞允文就用火器打敗了蒙古的騎兵。蒙古西征，火藥也用於戰場，於是使火藥傳入了西方。伊斯蘭軍隊將火藥用於拋擲器，攻城略地、摧毀堡壘。歐洲各國在14世紀以後，戰爭不斷，他們逐漸發明了今天的槍和炮。西方的船艦，到了東方所向披靡，就是因為他們有現在所謂的火槍和炮。

明代政府的軍隊，例如胡宗憲、戚繼光的軍隊也用火器，但只是將虞允文時代的火器略加改進。這些中國火器基本上是火箭一類的投射器，很少用金屬鑄造。明代火器的用法，大致類似於今天無後坐力的發射方法：竹筒裡面放滿了火藥，火藥爆炸，竹筒會向前方沖，用來火攻敵方。明朝軍隊配備的一些火箭車或是「雷車」，也是將一台台火箭裝置在木框上，和今天連環發射火箭的火箭車是一樣的。明朝甚至能用熱氣球或風箏，帶著燃燒的火球，定向飛往敵人的營壘，用來火攻敵人的陣地。

儘管如此，這些做法和西方已經使用的火炮和火槍相比，殺傷力、破壞力，尤其是準確性都相差甚遠。明朝曾經用神機炮、紅衣大炮打擊滿族的軍隊，遏止了努爾哈赤的強力攻勢，並使努爾哈赤受傷。但是明朝自己沒有製造大炮，必須向澳門的葡萄牙人購買。明朝的九邊邊牆，只有遼東部分配備了大炮。遼東皮島的毛文龍有一支私人的武裝力量，卻擁有從葡萄牙人那裡購來的強大火器。滿族人受挫於大炮之後，自己也購買火器，編練了火器部隊。正是清軍自己組成的這一火器部隊，加上投降的遼東火器部隊，在征服中國的過程中，所向披靡，摧毀了漢人的抵抗。

16世紀中西方的各種火炮

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對新事物的接受十分遲疑、緩慢。明朝官方和大多數上層人士，面對西方新的理論方法和技術，基本上無動於衷。

朱元璋建立的明代專制政權，不鼓勵任何向權威挑戰的思想。朱元璋恢復科舉制度時，規定讀書人只能讀「四書」，其中，《孟子》還必須刪節，去除他認為對君主大不敬的章節。「四書」的解釋又只許遵循朱熹的註解。這種桎梏思想的做法，造成了有明一代讀書人思想範圍的狹窄和偏頗，他們正如《儒林外史》中形容的讀書人那樣，只會按照固定的題目做沒有原創性的文章。他們對「四書」的內容甚至並不了解，但只要能背誦範文，就可以應付考試。

這種長期的思想封閉，當然也造成了反彈，所以在明朝中期以後，出現了王陽明的思想。王陽明提出了「心學」，認為心是自由的，心是思想的主體。王陽明的心性之學出現以後，朱子學派大受傷害。當權者不喜歡王陽明的心學，因為這種自由的思想對統治者是不利的。可是，讀書人裡面總是有許多人會提出抗議，要從專制獨裁的政權中尋求心靈的解放。於是在明代晚期，王陽明學派中出現了許多挑戰權威、挑戰現實的學者，其中較為著名的，如李贄、何心隱等人，都是佼佼者。又如王艮，他還組織了一個理想的社群——泰州學派。

王陽明

明朝後期，宦官專政，引起士大夫的普遍抗議。東林黨和復社，都是大批對現實不滿的讀書人組成的抗議集團。他們前仆後繼，批判現實政治。雖然號為「反抗宦官專政和姦臣專權」，但實質上，他們反抗的是保守而桎梏的現實。東林黨、復社運動延伸到明朝晚期，形成中國前近代史上令人欽佩的知識分子反抗運動。

李自成、張獻忠、流寇活動和清軍進攻，顛覆了明代的統治。大規模的農民革命，基本上是貧富不均、民不聊生造成的。明代的政權不僅專制、保守，在經濟制度上也極不公平。如前所述，明代的土地生產稅乃是政府徵稅，可是，有明一代享有免稅特權的人口卻不少：皇親國戚、衛所軍戶、官員縉紳，都有寬免田租的特權。於是，只有無權無勢的農民要負擔田賦。這種不公平的制度，加上地主的兼并，使平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中國北方缺少活潑的工商業，年年饑荒之後，農民只有離開土地，參加反叛的流寇隊伍。李自成和張獻忠在北方起事。政府組織大量的兵力鎮壓，卻不得成功。李自成攻入北京，山海關的守將吳三桂降清，清兵入關，明朝覆滅。

明亡後知識階層的反思

明亡以後，對於整個朝代不幸的歷史，有見識的讀書人有過相當沉重的反省，在這裡我只提出三個人作為例證。

黃宗羲

第一位是黃宗羲。明亡以後，他在《明夷待訪錄》里提出完整的批判和建議。他認為，幾千年來的帝制，皇帝以天下為產業，這是不對的。皇帝只是受天下委託治理，天下不為皇帝私人所有，臣子也不是皇帝的奴僕，群臣是治國的工作隊伍。他的《原君》《原臣》兩篇，批判了幾千年來帝制的根本缺陷。他主張學校不僅是教人讀書識字的教育機構，也應是知識分子群聚起來，對現實的政治有所監督和批判的地方。最高級學校對現實的批判，皇帝和宰相應該聆聽；地方的學校對現實的批判，地方的行政人員也應該到場聆聽。他的建議和現在的代議制度還有相當的距離——雖然是讀書人，是知識分子，但他們不是民間選出來的，並不代表民選。不過，讀書人卻代表著社會精英，接受過專業訓練，對於政治有密切的觀察，然後對現實提出具體的建議。黃宗羲的這一番想法還是彌足珍貴的。這是西方民主政治以外，由專業精英監督的政治理想，而執掌政權的君臣，都不過是受委託管理而已。當然，《明夷待訪錄》只是一家之言，明朝亡了，清朝的政權也沒有理會黃宗羲的意見。

另一位是顧炎武。顧炎武在他的筆記中，對歷朝歷代的種種制度，從政府結構到財政措施、特殊資源的管理，無不有明確的分析和批判。他的《日知錄》不僅是歷史，而且是對整個歷史的一番檢討。

第三位是方以智。他的著作很多，在《葯地炮庄》一書中，他將《莊子》作為會同儒、道、佛三家的根本，認為《莊子》和《周易》可以互為註解。我們可以贊成他的意見，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見，但必須注意到，自從董仲舒以後，中國儒家獨尊儒家正統，再也沒有人產生聯繫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方以智卻是以道家的《莊子》作為根本，這是相當有革命性的觀察和作為。方以智曾經和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有過相當多的接觸。自從利瑪竇來到中國以後，耶穌會的教士不斷來華。這些有學問的教士和中國讀書人討論中西的異同，介紹西方的思想和學術。中國學者，如徐光啟等人，也致力於介紹西方思想，使國人了解歐洲思想的大概。方以智卻是提出自己的一套有系統的思想，在《物理小識》這部書中，他解釋了所有的天體和宇宙之中力量的浮動。譬如，他提出了類似今天「波動說」的宇宙論，他甚至已經接觸到質和能的互換——這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奇事。一個對於前現代的科學僅有過模糊接觸的人，居然能不經過實驗，只是經過理性建構，就提出現代物理學中若干重要的概念。

明末清初，這些人能夠提出革命性的批判和檢討，也可以提出獨特的想法，此時確實是一個具有活力的時代。正因為國亡家破，文化也在崩潰的前夕，這些人痛定思痛，才能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

可惜的是，清朝不僅延續了明朝的專制獨裁、封閉保守，還更具有征服王朝的特性，以被征服者為奴，不容許任何挑戰現實的想法。明末清初這些深刻的思想，沒有被官方接受，官方甚至不允許這些思想在民間流傳。

李自成的農民直逼京城，明崇禎帝見大勢已去，賜死了周后，上煤山自縊而亡。圖為清末據此所作年畫《鐵冠圖》

我們可以說，中國兩千年文化的演變，到了明清之際，長期的傳統已經衰敗，再生的生機也被扼殺。清朝一代，雖然儼然是一個龐大的帝國，卻只是消耗了幾千年的文化，沒有給予其重生的機會，更沒有具備繼長增高的資源和環境。中國文化的毀滅，可說就在「明社既屋」之時。言念及此，為之扼腕。

西方

大洋航道的開拓與新大陸的發現

此時西方發生的兩件大事是大洋航道的開拓和新大陸的發現。在談到這兩件事以前，我們必須談到中東伊斯蘭教勢力的轉移。自伊斯蘭教崛起以來，中東一直是以阿拉伯民族和伊斯蘭教的教士組織的伊斯蘭教阿拉伯大帝國為主。蒙古的西征，衝擊了阿拉伯大帝國。

開拓航路

14世紀以後，中東的霸權轉移到奧斯曼帝國。這一信奉伊斯蘭教的軍事強權，是由一個戰鬥部落發展而成的。說到它的源頭，應當是今天的新疆。唐代「昭武九姓」之後，中亞各種民族進進出出、分合不定。從唐朝到元朝，中國北方的游牧大帝國突厥、契丹、西夏敗亡後，有一部分人流向中亞，在中亞成立了新的國家。這些人的後代，混合成一個相當強大的軍事族群，不止一次出現了所謂的「黑山汗」。蒙古西征時，黑山汗的後代也參與了游牧族群西征的大浪潮。13世紀末，他們建立的塞爾柱帝國滅亡了，後來，他們的子孫成為伊斯蘭教帝國的僱傭兵。伊斯蘭教帝國的禁衛軍，也都從這些善戰的族群中揀選精壯少年，長期培訓，號為勁旅。

伊斯蘭教帝國軍事總督的名稱是蘇丹，因此，土耳其族群的領袖也自稱蘇丹。土耳其族群佔領了歐亞大陸連接的部分，與東羅馬的拜占庭帝國抗爭，終於在15世紀中葉滅了拜占庭帝國。由此，奧斯曼帝國掌握了地中海東岸、紅海和波斯灣。這片區域是東方和歐洲貿易路線的必經之途，東方的香料和中國的絲綢、瓷器，不是經過紅海，就是經過波斯灣運入歐洲。

地中海沿岸的商業城市，都依靠貿易為生。在蒙古大帝國時代，紅海、波斯灣這兩條路暢通無阻。奧斯曼帝國興起以後，其蘇丹以強大的海軍擊敗了歐洲列強，地中海中部和紅海、波斯灣地區完全落入他的掌握之中。奧斯曼徵收過路費、沒收船貨，導致中西貿易幾乎中斷。

這些商業城市無路可走，必須尋找新的出路，於是，歐洲和其他海洋國家開始尋找新的航道。這些在海上探尋新路的水手依靠地中海沿岸的君主和城邦的支持，遠航探道——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其中最為熱心的兩個國家，它們尋找的航道指向沿著非洲進入印度洋，再從印度洋進入太平洋。

這條線路和過去的航路不一樣。傳統上，東西的航道是沿著海岸邊航行，從中國的南海，借著季候風和洋流繞過馬來西亞半島，進入印度洋，再沿岸向北行駛，跨過孟加拉灣，經過斯里蘭卡，橫渡一小段海路，到達波斯灣或紅海，再走旱路，進入地中海或是經過波斯灣西岸，轉運到歐洲。這兩條航路相當近，且不需要跨越大洋。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水手嘗試從非洲繞入印度洋，從下方跨入印度洋，再進入太平洋。兩個大洋的南端都是歐洲人和亞洲人從來沒有航行過的地區。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此時已經傳入歐洲，成為茫茫大海上重要的導航工具。達·伽馬等人都從這個方向經過新航路，到達東方。好望角當然是其中最重要的路標，從那裡才能進入印度洋，另外一段就是從印度洋跨入太平洋。麥哲倫則繞過大西洋南端，進入太平洋。

在15世紀下半段，海上航行的水手們把這兩條路打開了。不過，新航道線路迂迴，而且中間常常碰到赤道無風的地帶，航行極為困難。可是，在這一條路開拓的過程中，歐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也另外開拓了新的資源。例如，在非洲沿海建立殖民地，種植咖啡，發展蔗糖產業——他們也開始擄掠非洲人為奴，使用無償的勞力。

更大的事件是，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哥倫布相信地球是圓的，認為從東往西一直航行，總有一天會走回東方。他的理論沒有錯，但他對於地球球面距離的估計，卻有不小的誤算。1492年，哥倫布到達了美洲東岸的西印度群島，直到去世，他一直堅信他到達了印度，下一步就能抵達中國。

新大陸的發現，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舊大陸的人類因為新大陸的發現，忽然得到了一大批財富。發現這批財富的西歐白人，利用這些財富發展了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然後發展為近代的帝國主義。

約翰·范德林油畫作品 《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 1847年

哥倫布到達的西印度群島成為西班牙人開拓的首要基地，他們在那裡種植咖啡、甘蔗等經濟作物。接著，西班牙人進入墨西哥灣，開始向美洲的內陸進發。在三四十年內，西班牙人到達了中南美印第安人建立的三個國家——瑪雅、阿茲特克和印加。前兩者都在今天的中美洲墨西哥一帶，而更為龐大的帝國是從中美一直延伸到南美洲西岸頂端的印加帝國。印加帝國的居民超過兩千萬，瑪雅和阿茲特克的人口總數不能確定，但也在數百萬。這三個地區都有非常複雜的政治組織，也有文字記錄和人口眾多的城市。

新大陸也引發了滔天的罪惡

新大陸的發現，對舊大陸還有另外一個層面的影響。新大陸的食物，如玉米、紅薯、馬鈴薯、南瓜、花生等，分別移入歐洲和亞洲，使得當地本來不能生產作物的土地，都能生產糧食作物。例如，中國在明清以後，那些不能種植水稻和麥類的山地，成為生產玉米和紅薯類作物的農田。

這些食物流入舊大陸，增加了舊大陸原有食料的種類和選擇，而且擴大了糧食的供應。以中國而言，明清以後，人口劇增，應當感謝玉米和紅薯進入中國。同樣，在今天的歐洲，馬鈴薯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糧食之一。有些地方，例如愛爾蘭，馬鈴薯作為主食料，其重要性已經超過了麥類。這說明，新大陸的發現，對舊大陸而言具有無比重大的意義。

新大陸發展的過程中，還有一段非常不人道的歷史——非洲人被白人掠賣到美洲作為奴隸。北非（撒哈拉沙漠一帶）不全是黑人，那裡是混雜的人群；撒哈拉沙漠以南則都是黑人的居住地。他們族類繁多，各種語言、文化的族群分布在這麼廣大的地帶。當時，非洲大陸的人口可能只有幾億人，很多部落居住在非洲的西岸。歐洲人要開發新大陸，自己的勞力不夠用，就在大洋航道通向美洲的路上，登陸非洲，上岸突襲，擄掠土著黑人，運到美洲去作為奴隸。

非洲人被拜仁掠賣到美洲作為奴隸

這種販奴的買賣是多國合作經營的。最早是葡萄牙人發起的，然後葡萄牙人買通了沿岸的土著部落，使之前往內陸擄掠黑人，賣給葡萄牙人，運往美洲。在美國的英、法殖民地都有奴隸市場，拍賣掠來的黑人。從16世紀開始，販奴活動延續了約兩百年。

究竟有多少黑人被賣到了美洲？最高的數字是兩三千萬，比較接近史實的數字是一千幾百萬人。但是，到達美洲的黑人人數可能只有被捕捉的黑人人數的十分之二三，因為很多奴隸在登船前，就已被虐待致死。運奴船從非洲到美洲，生活條件極差，絕大多數黑人都在航行途中死亡。在人類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出現持續如此長久、規模如此巨大的將人類當作牲口販賣的行為。

大洋航道的開拓，最終使得新大陸被發現。這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對人類具有重大的影響。它開拓了無限生機，也引發了這麼多罪行。滅絕人口、販賣奴隸的罪行，規模巨大、殘酷不仁，都是史無前例的。這個時期也是歷史大轉變的關鍵，歐洲的白人種族騰躍成為世界的主導者。中國也曾在大洋貿易之中獲得利潤，而且美洲開發的白銀，也曾經大量流入中國，但中國沒有參加滅絕人口、販賣奴隸的惡行。中國吸收的財富，支付給了內外戰爭和統治階層的奢侈生活，卻沒有引發像歐洲一樣的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

本文轉載自「文治圖書」

《許倬雲說歷史3：中西文明的對照》

最新修訂 精裝珍藏版

內容簡介

「許倬雲說歷史」系列書是台灣史學大家許倬雲先生基於「全球大歷史」史學視角的通俗歷史講座讀本，縱深橫闊，深入淺出，充滿人類關懷。本系列書一共五本，包括《大國霸業的興廢》《現代文明的成壞》《中西文明的對照》《文明變局的關口》《台灣四百年》是「許倬雲說歷史」系列的第三本。本書中，作者從全球大歷史的視角，以兩條主線分別勾勒出東西方文明發展的路線圖：兩者長期以來平行發展，也存在各自發展的「峰與谷」及轉折點；最終，中國形成大一統國家，歐洲走向了列國並立，直至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明清以來中國一落千丈，歐洲人則發現新大陸，開啟了以工業革命為基礎的現代文明。從此以後，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中，中國人只能扮演追隨者的角色。本書從地理環境、社會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以兩相對照的方式剖析了兩者的成敗因緣，並指明了中華文明復興可能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作者簡介

許倬雲，1930年生，江蘇無錫人，著名歷史學家。先後執教於多所知名大學，現為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中國台灣「中研院」院士，2004年榮獲美國亞洲學會傑出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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