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爭亡國，樂天與長達四十多年的牛李黨爭（2）

上周寫了唐朝的一場政治大案的序章，這期進入正題，上章沒看的不影響這一章，回顧可以戳鏈接：黨爭亡國，樂天與長達四十多年的牛李黨爭

白居易與牛李兩黨的關係

對於牛李黨爭，白居易的態度是不主動參與、盡量保持中立。但他一般還是被歸屬於牛黨。因為從白居易的社會關係和利益歸屬來看，他在政治上的進退完全是取決於牛黨的。儘管白居易和很多李黨成員（元稹、李紳等）私交密切，但要命的是，他和李黨頭號黨魁李德裕的關係十分糟糕，這使得他無法向李黨靠近從而保持中立。因此，白居易不得不屬於牛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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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居易的姻親

白居易結婚很晚。他結婚是在元和三年（808年），時年37歲。他的妻子姓楊，出自東漢以來的名門望族：弘農楊氏。唐朝有多位公卿宰相出自這個家族。在白居易的時代，就有楊虞卿、楊嗣復兩位宰相，他們都是白居易妻子的堂兄，都屬於牛黨。白居易和楊虞卿關係尤其密切，兩人曾同在宣州應鄉貢州試，友誼可謂源遠流長。很有可能白居易的妻子就是楊虞卿這個堂哥介紹認識的哦！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詔書要求當天離京，很多人或來不及、或不敢為他送行，唯有時任監察御史的楊虞卿從城西飛馬追至瀍水，與白居易執手而別。可見二人交情非凡。白居易歷任清要官職，屢次求外放、求散秩、求分司，無不如意，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楊氏兄弟在朝廷中樞的關照。

楊氏家族的牛黨成員還有楊漢公、楊汝士、楊魯士、楊殷士等。其中楊汝士和白居易的關係也很親密。現存《白居易集》中有《楊六尚書留太湖石在洛下借置庭中因對舉杯寄贈絕句》、《楊六尚書新授東川節度使代妻戲賀兄嫂二絕》、《楊六尚書頻寄新詩》、《謝楊東川寄衣服》等詩，「楊六尚書」、「楊東川」均是指楊汝士。由詩中可見二人來往頻繁，楊汝士經常給白居易寄茶葉、衣服，白居易把楊汝士家中的太湖石搬到自己家，兩人還相互寄詩唱和，拿對方開玩笑，是十分親昵的密友。長慶元年的進士複試案，參與主持複試的白居易上《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主張維持原來的考試結果，多多少少也是為楊汝士謀求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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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居易與牛僧孺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考試中，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三人指斥時政，得罪了宦官及宰相李吉甫，結果三人都不能按常例授予官職，只能受聘於藩鎮幕府。時任左拾遺的白居易上《論制科人狀》，力諫牛僧孺等人不當貶黜。由於白居易曾主持復策，因而與牛僧孺有師生關係。大和六年，牛僧孺罷相，改任淮南節度使，在赴揚州途中路經洛陽，時任河南尹的白居易在洛陽接待牛僧孺，並賦《洛下送牛相公出鎮淮南》一詩，末句云：「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意思是我不需要親自成為將相，我的門生成了將相也是一樣。可見兩人關係之鐵。

畫中人頭飾野花，執杖雲遊，表現白居易被貶後半仕

開成二年，牛僧孺又自淮南改任東都留守，此時白居易已辭去河南尹一職，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兩人同居一城，且都宦情已減，無復進取之意，自然少不了經常在一起游宴聚會、飲酒吟詩。牛僧孺在洛陽買了新宅，白居易為之寫了《題牛相公歸仁里宅新成小灘》一詩，顯然就是在牛僧孺的喬遷之宴上所作。

據統計，《白居易集》中寫給牛僧孺的詩大概有30多首。二人關係實在非淺。長慶四年，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期屆滿，改授太子左庶子。白居易從杭州走到洛陽，向朝廷提出了分司東都的請求。客觀地說這個要求有些不妥，按情理白居易應當先到長安去報到，再按程序提出分司的請求，而不能在洛陽先斬後奏。但是朝廷居然很快就批准了白居易的請求。原來，白居易在向朝廷上奏的同時還寫了一首詩給牛僧孺，即《求分司東都寄牛相公十韻》，直接要求牛僧孺幫忙。牛僧孺有沒有回贈白居易一首詩，已經不得而知，但是確定無疑的是，牛僧孺很爽快地幫了這個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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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居易與牛黨其他成員

白居易和李宗閔關係不錯。跟牛僧孺一樣，李宗閔和白居易因對策複試而有師生之誼。穆宗即位後，白居易從忠州刺史調回長安任禮部主客郎中，與李宗閔、牛僧孺、元稹、王起同在中書省兼任知制誥一職，又有同僚之誼。不過，白居易在為人和為官上都與李宗閔大相徑庭，因而白居易與李宗閔的關係不如與牛僧孺那麼密切。《白居易集》中寫給李宗閔的詩大約有6首，大多是閑情小品，其中《寄李相公》一詩系寫於李宗閔因楊虞卿案被貶潮州司戶參軍之際，詩稱：「漸老只謀歡，雖貧不要官。」口氣輕鬆詼諧，顯然是在安慰老朋友。

白居易與李絳的關係也不錯。憲宗初即位後，李絳與白居易曾同在翰林院任翰林學士。白居易在翰林院的時期是他一生中最活躍、也最風光的時期。白居易晚年回憶在翰林院的經歷，有詩云：「當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意即當時翰林院有六名學士，其中五人後來當了宰相，剩下一個人是漁翁（即白居易自己）。雖是洒脫的自我調侃，但也隱約流露出，他自己本來也有希望登台入閣，成為宰相的。所以白居易對自己在翰林院的生活十分珍視。李絳作為當時白居易在翰林院的同僚，關係自然非同尋常。《白居易集》中有幾首寫給李絳的唱酬詩，《全唐詩》中還載有李絳與白居易、劉禹錫、楊嗣復等人的幾組聯句，可見二人的交際屬於同一圈子。在征討淮西的時候，白居易屢次極力反對用大宦官吐突承璀為統帥，當面與憲宗爭吵，令憲宗非常惱火，背地裡對李絳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如果李絳是一小人，乘此機會進幾句讒言，白居易多半會下場很慘。但是李絳錚錚上言：「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一句話解開憲宗心結，也救了白居易一命。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白敏中比白居易小二十多歲，文采有乃兄之風，為時人所重。會昌年間，官至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宣宗即位後，白敏中拜相，任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集賢史館大學士，後又加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太清宮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成為牛黨最後全盛時期的黨魁。白敏中在進入朝廷中樞前曾有一年多的時間任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在洛陽跟隨白居易，自然得到了白居易的指點和提攜。後來白敏中升遷，更多是出於李德裕的關照。然而，在李德裕失勢時，白敏中非但不為李德裕說話，甚至反過來指責李德裕，並積極打擊排斥與李德裕關係密切的人，為此遭受不少爭議。

白居易和杜牧的關係也值得研究。杜牧屬於牛黨，牛僧孺在揚州任淮南節度使時，杜牧在牛僧孺幕府任掌書記，深得牛僧孺的寵任。但杜牧卻對名享當世的白居易很不以為然，甚至十分仇恨。杜牧曾在為李戡所寫的墓志銘中說：「會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庄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蝶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這一指責顯然十分不公。白居易的詩就算有些「淫言蝶語」，也總比杜牧自己「十年一覺揚州夢，博得青樓薄倖名」那樣的直白來得含蓄一點吧。而杜牧竟然要對白居易「用法以治之」。杜牧為什麼這樣仇恨白居易呢？細究起來，原因有二。一是白居易曾寫過《不致仕》、《司天台》等詩，暗諷杜牧的祖父、當朝宰相杜佑已經年滿七十，卻還貪戀名位，不肯退休。杜佑執掌朝政多年，長期兼領度支鹽鐵等財政大權，身邊圍繞著勢力龐大的利益集團。白居易雖然只是諷刺杜佑一個人，但得罪的卻是一群人。二是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時，在一次貢試中，同樣以詩文聞名的張祜、徐凝都參加考試，白居易錄取了徐凝，卻沒有錄取張祜。而張祜正是杜牧的好友，杜牧頗為為其打抱不平。實際上，張祜和杜牧一樣在年輕時放浪形骸、輕浮不羈，而白居易既是一位詩人，也是一個務實的地方官，他不喜歡張祜，即使不十分公允，也是有他的道理的。這樣，白居易與杜牧同為牛黨，卻水火不容。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牛李黨爭的複雜性，即黨內有派，內部還有鬥爭。不過好在白居易比杜牧年紀大，白居易風華正盛的時候，杜牧還是人微言輕的少年，而杜牧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白居易早已作古，兩人沒有正面的交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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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居易與李吉甫、李德裕父子

李吉甫執掌國政、籌劃用兵，背後得到了大宦官吐突承璀的支持。白居易雖然從根本上不反對用兵藩鎮，但堅決反對用宦官為統帥，同時反對在沒有勝算的情況下進行軍事冒險，反對用加重賦稅的方式來維持曠日持久的戰爭。這些觀點和牛僧孺、李宗閔在對策中提出的觀點完全一致，卻和吐突承璀以及李吉甫的政策是相悖的。所以李吉甫貶斥牛僧孺、李宗閔，當然也不會善待白居易。

李吉甫與白居易的恩怨很自然地延續到了李德裕。李德裕對白居易的反感已經到了很變態的程度。據唐人筆記記載，李德裕曾對劉禹錫說，儘管白居易文名極高，但他從來不看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因為他怕看了以後會對白居易產生好感。這差不多成了一種強迫症！後來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武宗久聞白居易大名，想要召他入朝為相，李德裕當然不想讓白居易和自己同列執政，於是心生一計，說白居易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恐怕難以勝任，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才華不減其兄，且年富力強，不如就培養他吧。李德裕大概對自己這樣「一箭三雕」的安排非常滿意：一來滿足了武宗任命新宰相的意圖；二來合情合理地否決了任命白居易的方案；三來賣了個順水人情，讓白敏中感激自己。可是白敏中實在不是好惹的人物，他沒過多久就讓李德裕明白了這個決定是多麼糟糕。宣宗即位後，將李德裕一貶再貶，當時已經居宰相之位的白敏中不但不發一言為李德裕說幾句好話，還上疏論述李德裕的罪狀，最後又挖出「吳湘案」，終於使李德裕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

也有學者舉出《白居易集》中白居易寫給李德裕的唱和詩，企圖以此說明白居易與李德裕也有所交往，關係並不是么僵。此類觀點很值得商榷。白居易所作的給李德裕的唱和詩，例如《小童薛陽陶吹觱篥歌和浙西李大夫作》，都是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時所作。當時蘇州屬於浙江西道管轄，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是白居易的頂頭上司。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以白居易的性格，逢場作戲，寫幾首應景的詩，緩和緩和氣氛，完全是有可能的。當然，這也有可能是時任浙東觀察使的元稹有意在兩人之間牽線搭橋，以緩解兩人的緊張關係。不論緣起如何，這首詩都很好地體現了白居易為人處世較為圓滑老到的一面，不能簡單理解為兩人是在推心置腹：第一，上引詩雖然名為《和浙西李大夫作》，但白居易只是專心地描寫小童的觱栗如何美妙，絲毫沒談到李德裕，看不到兩人在詩中的感情交流；第二，在來蘇州之前，以及離開蘇州之後，白居易都沒有寫過給李德裕的詩，可見兩人的往來只是例行公事，可謂有「交往」而無「交情」。不過，既然兩人在公開場合還有往來，也就說明他們在檯面上沒有撕破臉，只是「暗鬥」。因為白居易和李德裕並沒有現實的直接利益衝突，純粹是主觀感情上的相互厭惡而已，還沒有達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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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白居易與李黨其他成員

「元白戀」

元稹是前期李黨的重要人物，也是白居易一生中最好最好的朋友，兩人是在準備參加科舉考試時認識的，當時他們同租一家寺院的房子用於複習備考，這種患難與共的同窗之誼，大家想想現在共同在北京租房複習考研的同學們就知道了，也難怪兩人一輩子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兩人的詩風文風也非常接近，世稱「元白」，直至今日。據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所撰《三夢記》記載，元和四年春天的某日，時任監察御史的元稹奉旨前往劍南西道（治興元府，唐德宗以前稱梁州，今陝西漢中）調查前任節度使嚴礪的貪贓犯罪，去了十多天，白居易、白行簡和友人李杓直一起到曲江遊玩，參拜了著名的慈恩寺，晚上三人去李杓直在附近的齋舍吃飯。飯間，白居易忽然想起了遠行的元稹，賦詩一首云：「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又過了十多天，白居易收到元稹從梁州寄來的信，信中附《紀夢詩》一首云：「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里游。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原來就在白居易他們到曲江遊玩賦詩、猜想元稹「計程今日到梁州」的那一天，元稹正好到達梁州，而且還夢見白居易到曲江遊玩。二人的關係已經到了心犀相通的程度了。

不過，白居易與元稹的交往僅限於「私交」。在政見方面，兩人倒是常常不合拍，甚至產生矛盾，特別是元稹為了升遷，勾結宦官、排擠前輩，一度令白居易很不滿。所以白居易和元稹交往密切的時期，一是他們剛剛邁入仕途的早期，二是元稹失勢後在地方任職的晚年。元稹短暫地當上宰相的那一段時間，是他政治生涯的巔峰時期，同時也是他和白居易的關係陷入僵局的時期。唐穆宗初即位時，元稹勾結大宦官崔潭峻，得以躋身朝堂，在進士複試案中，元稹和李德裕一起包庇段文昌、李紳，歸罪於李宗閔、楊汝士，完全不顧白居易的感受。為了進一步登上宰相之位，他又極力排擠曾經提攜過他的裴度，暗中搞小動作破壞裴度在河北用兵的計劃。所以當時輿論普遍對元稹持鄙夷態度，包括白居易。白居易甚至還上過一道《諫請不用奸臣狀》，直接指斥元稹是「奸臣」，不難想見此時兩人的關係已經降至冰點。後來元稹罷相，出為同州刺史，這才後悔自己此前的所為，向白居易反覆道歉，表明心跡，恢復了兩人的友誼。

李黨的另一重要成員、與李德裕及元稹並稱「三俊」的李紳也是白居易的密友。白居易曾寫過一首題為《戲贈元九、李二十》的詩，「戲贈」相當於現在說的「惡搞」，元九是指元稹，李十二是指李紳。白居易為什麼要惡搞元稹和李紳呢？詩中說：「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原來，這是白居易題在自己新出的一部樂府詩集之後的詩，詩中對自己所寫的樂府詩頗為自許，而元稹和李紳雖然也寫樂府詩，但卻是從自己這裡學來的。因為李紳個子比較矮，所以白居易稱其為「短李」。這個稱呼有點損，如果不是很鐵的哥們肯定開不起這種玩笑。李紳家廟的碑銘《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碑銘》也是出自白居易手筆。因積极參与黨爭，李紳一生也是數度沉浮，有一段時間他和白居易一樣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兩人一起在洛陽度過了將近五年的優遊卒歲的時光。

當然，白居易和李紳的交往也是僅限於私情。在公事方面兩人基本上沒有交集。只是在長慶元年的進士複試案中，李紳聯合李德裕和元稹打擊楊汝士和李宗閔，無疑是給白居易出了個大難題，果然是「長安居，大不易啊」。

而白居易居然也能在這兩撥人之間保持平衡，除了李德裕之外誰都不得罪，不得不說其手段是頗為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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