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之龍——一位共和國元帥的光輝之路

一封申請訴忠誠——革命低谷中的道路抉擇

這是1927年8月底的第一天，南昌起義部隊南下瑞金的途中，一位軍官找到了周恩來，遞上了自己的入黨申請書：「讓我入黨吧！我把一切都交給共產黨了，黨叫我怎麼辦就怎麼辦！」 這位軍官不是別人，正是時任南昌起義總指揮的賀龍。對於這樣的入黨誓言，生處和平年代的我們也許都不陌生，然而只有將歷史翻回80年前的那一頁，你才能體會這句話之於中國革命的分量。南下的路上，反動派重重阻截，妄圖把這支新生的軍隊扼殺在襁褓之中；由於部隊成分的複雜，起義軍中的一些人對革命的前途產生了迷茫和顧慮。「根本信仰不同，主張亦異，惟有待機定進退。」剛剛離開南昌，左翼總指揮蔡廷鍇便帶著一個師率先叛逃；在決定生死的湯坑之戰中，團長歐震陣前倒戈，讓起義軍返回廣東重新北伐的計劃徹底淪為泡影。隨著戰局的惡化，「師長、團長均皆逃走，各營、連長亦多離開」，就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考慮自己的後路的時候，賀龍卻毅然選擇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了共產黨：「跟著共產黨走，才有出路。」這樣的話，在南昌起義之前，賀龍已說了無數次，然而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雖然將起義總指揮的重任交給這位著名的左派將領，但在吸納他入黨的問題上卻是顧慮重重。我們無法架空歷史去苛責當時的決策者，畢竟這樣的謹慎來自於血的教訓，在軍閥混戰的舊中國，想要找「出路」的人實在太多，為了權和利，一些昨日還以「同志」面目出現的人轉眼就在背後舉起了屠刀，革命或反革命在他們眼中都不過是一條「出路」而已，這讓年幼的共產黨如何去相信這樣這個出身草莽、手握重兵、蔣介石、汪精衛都想極力拉攏的舊軍人呢？

大浪淘沙，大革命中的血與火足以讓投機者現行，也足以考驗真革命者的忠誠與堅強。這一次賀龍終於得償所願，在瑞金的一座學校里，他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份珍貴的入黨申請書，至今還保留在南昌起義紀念館中。

解放後有人問過賀龍：「聽說你曾經70次找黨，要求參加共產黨？」他回答說：「我也記不清了，算上歷次的要求，沒有70次，恐怕也有幾十次吧!」 為了這份初心，他拒絕了蔣介石送來的500萬光洋和武漢衛戍司令的頭銜；將自己一手拉扯起來的軍隊毫無保留地交給了一個年幼的政黨，直至全軍盡墨。在當時的各路軍閥、政客眼中，這是一次輸的血本無歸的「投資」。「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鞋」，放棄亂世中人人求之不得的榮華富貴，去追隨一個血雨飄搖中前途未卜政黨。這種「任性」的抉擇，除了信仰，我無法解釋。

兩把菜刀鬧革命——百折不撓的革命信仰

「賀龍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出了一個軍。我們現在不只兩把菜刀，我們已經有了兩個營的兵力，還怕干不起來嗎？」這是毛澤東同志在著名的「三灣改編」中對秋收起義部隊講的話。「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故事激勵了困境中的起義軍，也隨著革命軍隊的發展壯大永久地傳唱了下來。然而賀龍的革命道路卻遠非故事所描述的如此風輕雲淡。南昌起義失敗後，起義的領導人員有的疏散到了海外，有的去了上海，有些甚至就此脫離了革命隊伍，而賀龍拒絕了黨中央派他留洋學習的安排，隻身回到他革命的起源地湘西，重新拉隊伍，發誓重頭再來。在反動派的血腥圍剿中，這隻隊伍起了又垮，垮了又起，在艱難困苦中開闢了湘鄂西根據地，成就了不朽的紅二方面軍。

國共合作後，蔣介石唯一一次約見賀龍，他故作關切地問到：「雲卿，你家裡可好？」賀龍憤憤地說：「房子不知被燒了多少遍，人嘛，都被你們殺光了，只剩下我一個拿槍的了。」一次尷尬地會面，也道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在賀龍參加革命後，他的家人在他的感召下紛紛投身革命，而他的家鄉和親族也遭到反動派瘋狂的洗劫和殘酷的殺戮。向軒，年齡最小的紅軍戰士，他的母親正是賀龍的五妹賀滿姑，在他兩歲的時候，母親為了掩護傷員被敵人捕獲，凌遲虐殺，大姨賀英將他兄妹三人從牢中救出，1933年賀英的游擊隊遭敵人襲擊，犧牲前，賀英將手槍交給7歲的向軒，讓他去找紅軍，向軒拖著中彈的傷腿一邊還擊一邊撤退，擺脫了敵人找到了賀龍。解放後，經總政治部認定，向軒的軍齡從他參加戰鬥的7歲算起。據統計，在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中，賀龍一家前前後後共誕生了109位烈士，數千族人慘遭反動派殺害。

從兩把菜刀鬧革命，到重返湘西捲土重來——垮掉的是隊伍，打不垮的是賀龍革命的鬥志。

從南昌起義的三千湘西子弟兵，到革命征途中的109位賀家烈士，倒下的是英靈，挺立著的是至死不渝的革命信仰。

以鬥爭求團結——長征路上黨性光輝

1936年6月底，賀龍率部在甘孜同紅四方面軍會師。然而他們並不清楚的是：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與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之間發生一場決定紅軍命運的「北上」還是「南下」的爭論，此時，中共中央已北上到達陝北，而一意孤行的張國燾則率部南下，妄圖「另立中央」。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賀龍與二、六軍團的主要領導依靠堅定的黨性原則做出正確的判斷，與張國燾的分裂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早在這年的6月初，二、六軍團便先後收到張國燾派人送來的攻擊黨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的小冊子《幹部必讀》，賀龍敏銳地察覺了問題，嚴肅地說：「《幹部必讀》不準看，看了要處罰人，放在政治部！」

會師後，為拉攏紅二、六軍團反對中央，張國燾大肆攻擊中央奉行「右傾逃跑」路線，提出要召開黨的會議討論「一、四方面軍問題」，召開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的幹部聯席會議等，想依仗人數優勢，從組織上脅迫二、六軍團同意他的反黨路線。賀龍同任弼時、關嚮應商議後說：「聯合起來開會，我們不反對，但是，醜話要說在前頭，不準以多數壓少數，把錯誤的政治觀點強加給二、六軍團。」 在同張國燾分裂路線作鬥爭的日子裡，賀龍巧妙地化解了張國燾設置的一道道難題，他曾當面提醒張國燾，只談團結，不談分裂。並明確規定：部隊之間交流，不準講一、四方面軍問題，不準講黨中央一個字。他多次對二、六軍團的幹部說：「同志們，這裡是張國燾搞的假中央，他在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罪惡活動。我們大家都要聽黨中央的。誰要是不聽黨中央的，他就是天王地老子也不行，他就是八隻角的王魚，也要掰下一隻角來！」朱德同志後來回憶說：「賀老總對付張國燾很有辦法，不爭不吵……北上會合中央，賀老總是有大功的。」

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在朱德、賀龍等同志的正確引導下，二、四方面軍有力地團結了起來，一致通過共同北上的決議，最終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

賀龍常說，作為一名革命軍人，對黨忠誠是第一位的，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決不允許「軍權高於一切」、向黨鬧獨立性的傾向發生。長征路上所發生的這一切，正是他黨性光輝的又一次閃耀。

甘當厲兵秣馬人——解放戰爭中的幕後蕭何

1947年，為應對國民黨反動派對陝甘寧邊區的「重點進攻」，黨中央決定，賀龍所部野戰部隊交由彭德懷指揮，賀龍負責陝甘寧、晉綏兩個邊區的後方工作，支援西北戰場。一個一輩子馳騁沙場的將領，在戰火最熾烈的時候，「改行」管理後方，許多人覺得不可理解。但賀龍認為，一名共產黨員，一切都要聽黨的，怎樣有利於戰爭就怎樣安排。對於自己從紅軍時期一手培養壯大的部隊和老部下，他這樣說：「軍隊是黨的軍隊，不是個人的。我帶的軍隊，別人也能帶。軍隊要聽黨指揮嘛!」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十分感慨地說：「像這樣一紙命令就調整了指揮關係，在舊軍隊中簡直難以想像，而在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內，卻順順噹噹地處理好了。黨對槍杆子領導的有力，軍隊指揮員之間的團結，真是史無前例的。」

從此以後，在解放大西北的戰鬥中，賀龍一心撲在後勤工作上，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身份，統一領導陝甘寧和晉綏兩個邊區部隊及後方工作，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支援西北解放戰爭。在財政上，賀龍親自兼任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將兩區的銀行、貿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統一的西北農民銀行和西北貿易公司。與國統區做生意，換回部隊急需的冬裝被服等物質。在糧食補給上，他動員和組織了龐大籌糧運糧隊伍，從晉中、晉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區調回了大批支前的糧食。在彈藥補給上，他將兩個地區的軍工合在一處，集中人力、物力擴大生產，到1948年，晉綏軍工已有14座兵工廠。在兵員補充方面，他加強地方兵團建設，僅1947年就動員3萬人參加野戰軍，5萬人參加地方軍。到了1949年6月，西北野戰軍已由賀龍交兵時的2萬多人發展為6個軍22萬人的大軍，以壓倒性優勢取得西北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

多年後，毛澤東感慨：「就那麼一些人，能夠打出那樣的結果、那樣的局面，實在是太不容易了！」這個「太不容易」背後有一位決勝千里之外、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還有一位運籌帷幄之中、堪比蕭何的賀老總。

1955年，賀龍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軍銜，這也許不是他投身革命的初衷，但卻是他一生革命功勛的最好鑒證。從南昌城頭的起義總指揮到叱吒湘鄂川黔的紅二方面軍主帥，從抗日烽火中的120師師長到經略西北、解放西南的開國元勛，賀龍同志用自己一生的奉獻詮釋了一名共產黨員對信仰的忠誠。

謹以此文紀念賀龍同志誕辰121周年。

（本文作者為@長征後衛薛伯陵 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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