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血滴子」和「粘桿處」到底是幹什麼的？

清末民初，中國民眾好談宮闈秘聞，即便識字不多的市民也能讀懂的通俗小說，自然成了「講新話」的最佳載體。在清代十三朝中，雍正是一位施行恐怖、苛嚴政治的強權統治者，關於他的流言蜚語在民間廣為流傳。在世人眼裡，這位皇帝奪位前老謀深算，即位後冷酷無情。他屢行大獄文網森嚴，廣布耳目，令人談虎色變……。凡此種種都為他的統治蒙上了一層詭秘的色彩。當時的小說以雍正軼事做為談資的有胡蘊玉《胤禛外傳》、孫劍秋《呂四娘演義》、紫萼《梵天廬叢錄》、和蔡東藩《清史演義》、燕北老人《滿清十三朝宮闈秘聞》等等。這些小說言稱借史實演繹成篇，其實都是擇采民間傳說，進行藝術加工而成。其間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藝術形象：「血滴子」。「血滴子」最早究竟出自何處，不可確考。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類似的藝術構思起到了引導社會輿論，借古諷今的作用。然而，歷史總是有其客觀性的，雍正到底是一個好皇帝，抑或是一個壞皇帝；他的強權政治是有利於社會發展的，還是阻礙歷史前進的？必須從史實中去加以考察、認定。"血滴子"的形象特徵是詭秘、殘暴、人治加鐵腕，藝術原形是雍正朝的特務組織和密折制度。

那麼，「血滴子」與特務政治的真相是什麼？筆者不揣簡陋擬加以正之：

據史書記載，公元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雍正還在處理政務，晚上得病，次日凌晨死亡。由於死亡非常突然，於是在官場，在民間，便產生了種種猜想和傳說。民間流傳最廣的就是呂四娘報仇削取了雍正首級。

雍正年間，湖南秀才曾靜因不滿清廷統治，上書陝西總督岳鍾祺(岳飛的後裔)策動反清。事後，雍正就此事大做文章，對案犯嚴加審訊，廣肆株連，由此引出浙江文士呂留良文字獄案。曾靜等人鎯鐺入獄，後被滿門抄斬，呂留良一家也未能倖免。呂留良之孫女呂四娘因在安徽乳娘家中，幸免於難。年僅十三歲的呂四娘秉性剛強，得知其全家祖孫三代慘遭殺害，悲憤填膺，當即刺破手指，血書「不殺雍正，死不瞑目」八個大字。於是隻身北上京城，決心替全家報仇。途中巧逢高僧甘鳳池，四娘拜之為師。甘授呂四娘飛檐走壁及刀劍武藝。

之後，呂四娘輾轉進京，設計潛入干清宮，刺殺雍正，削下頭顱，提首級而去。民間又盛傳雍正大葬時只得以金鑄頭代之，葬於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宮。

(1)關於「血滴子」和粘桿處

小說是有事實的「影子」。在文人筆下雍正被刻畫成精諳武藝、神通廣大的陰謀家，他的手下豢養了一批技藝絕倫的俠客力士，操持著一種名曰「血滴子」的殺人利器，能取敵人的首級於千里之外。同時，「血滴子」也是秘密殺手的代稱。據傳，雍正的八弟「阿其那」(允祀)、九弟「塞思黑」(允)都是為「血滴子」所殺。顯然，此類荒誕不經的描寫不能作為信史。然而，雍正確實是以處於弱勢的政治力量在奪儲鬥爭中取勝的。他能登上寶座，除了本人工於心計和有一套政治手腕外，還得力於他有一個訓練有素的情報組織。這個組織便是「粘桿處」。

顧名思義，「粘桿處」是一個專事粘蟬捉蜻蜒、釣魚的服務組織。雍正還是皇子時，位於北京城東北新橋附近的府邸內院長有一些高大的樹木，每逢盛夏初秋，繁茂枝葉中有鳴蟬聒噪，喜靜畏暑的胤便命門客家丁操桿捕蟬。康熙四十八年，胤從「多羅貝勒」被晉陞為「和碩雍親王」，其時康熙眾多皇子間的角逐也到了白熱化的階段。胤表面上與世無爭，暗地裡卻制定綱領，加緊了爭儲的步伐。他招募江湖武功高手，訓練家丁隊伍，這支隊伍的任務是四處刺探情報，剷除異己。

雍正登上皇位後，為了鞏固專制統治，也為了酬謝黨羽，在內務府之下設立了「粘桿處」機關。「粘桿處」的頭子名「粘桿侍衛」，是由有功勛的大特務擔任的。他們大多是雍正藩邸舊人，官居高位，權勢很大。粘桿處的一般成員名「粘桿拜唐阿」統稱「粘桿拜唐」，由小特務充任。他們都是內務府包衣人，屬未入流，薪水不高，但每天跟隨雍正左右，炙手可熱。

可見「粘桿處」表面上是伺候皇室玩耍的服務機關，實則是一個特務組織。小說中所謂的「血滴子」大約指的就是粘桿處的這些人。不難推想，雍正是把政敵比作魚、蟬、蜻蜒一樣的小動物來撒網捕捉、加以控制的。

「粘桿處」雖屬內務府系統，總部卻設在雍親王府。雍正三年，胤禛降旨雍親王府改為雍和宮，定為「龍潛禁地」。但奇怪的是改制後的行宮並未改覆黃色琉璃瓦，殿頂仍覆綠色琉璃瓦，有人認為：雍和宮雖為皇帝行宮，曾經有一條專供特務人員秘密來往的通道。但是，今天的雍和宮其實是一個森嚴的特務衙署，為了不致秘密外泄，才改府為宮。還有一種傳說：在雍和宮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迹了，很可能雍正的兒子乾隆為了消除其父留下的不良遺迹，改雍和宮為喇嘛廟時，已加以徹底翻修，將之平毀無痕。

「粘桿處」在紫禁城內還設一個分部，御花園堆秀山「御景亭」是他們值班觀望的崗亭。山下門洞前擺著四條黑漆大板凳，無論白天黑夜，都有四名「粘桿衛士」和四名「粘桿拜唐」坐在上面。雍正交辦的任務，由值班人員迅速送往雍和宮，再由雍和宮總部發布命令派人辦理。雍正去世後，乾隆皇帝繼續利用"粘桿處"控制京內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動，直到乾隆死後，"粘桿處"的特務活動才逐漸廢弛。

(2)別出心裁的密折制度

告密，為君子所不恥，因為這是不正當的手段。可是在雍正麾下互相告密卻是官員的常課，被視作為本職工作的一部分。雍正二年，封疆大吏漸閩總督覺羅保、山西巡撫諾珉、江蘇布政使鄂爾泰、雲南巡撫揚名時突然遭到皇帝嚴厲的斥責，緊接著宣布停止他們給皇帝上奏的權利。作為一個封建官僚，除了降罪撤職，再也沒有什麼比被剝奪其參政言事的權利更為嚴重了。

為何事得罪？可以參見雍正七年胤給鄂爾泰的侄子鄂昌的一段批示：「密之一字，最緊要，不可令一人知，即汝叔鄂爾泰不必令知。」原來，覺羅保們是因為向外人透露給皇帝奏章的內容被懲罰的。這種不得讓第三者知道的奏章，不是題本、奏本，而是雍正朝的一種特殊的文書制度--奏摺。

古代臣對君的報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議、疏、啟、書、記、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襲前明制度，用題本和奏本兩種形式。題本是較正式的報告，由通政司轉送內閣申請擬旨，再呈送皇帝，手續繁複，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續較簡，但也要做公文旅行，毫無機密可言。奏摺的要旨就在一個"密"字，它由皇上親拆親行，任何第三者都無權拆看，有很強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十四天，便下了一道收繳前朝密折的諭旨，使密折逐步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文書制度。在雍正欽定的規章里，從繕折、裝匣、傳遞、批閱、發回本人，再繳進宮中，都有一定的程序，不允許紊亂。按照密折的內容，分別規定用素紙、黃紙、黃綾面紙、白綾面紙四種繕寫，並使用統一規格的封套。密折須本人親筆，臣工繕寫完後，加以封套、固封，裝入特製的折匣，用宮廷鎖匠特製的銅鎖鎖住，坊間鎖匠配製的鑰匙是絕對打不開密折匣的。密折派專人送達。給皇帝上密折是一種特權更是一種榮譽。現存最早的奏摺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摺。當時有資格上奏的只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設官員，他們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寧、蘇州織造什麼的。終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餘人。而雍正朝卻多達一千一百多名，逐步擴大到各省督撫、藩、臬、提、鎮等。何等官職才有資格密奏，誰也說不清。與其說依品級，不如說視與皇帝的關係而定。到了雍正後期，甚至連知府、同知副將等一些微職也可特許准奏。

上密折是特權，有權力就有義務，臣子們在洋洋得意於自己恩寵的同時，不知不覺中把前程也付之於這一奏摺了。奏摺的內容千殊萬別，上自軍國重務，下至身邊瑣事，無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來陳事，還用來薦人。於官員的登用、陟黜極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著重點是對地方的官吏的檢查。他給官員授權，允許越境奏事；可以越級監視，上下牽制，這種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況。諸如地方政事的好壞，官員中誰認真負責，誰搪塞敷衍。也使為官者人人震懾，不敢輕蹈法網。但是，雍正很講究體制，他不允許下級超越職權。他一再告誡臣子：「今許汝密摺奏事，切毋籍此挾制上司，而失屬官之體。」

密折作為君臣間的私人通訊，可以無話不談；臣下獻議，皇帝先睹為快，可以通達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見；國家有所興榮，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轉諫勸。奏摺制只是一種文書制度。它雖是無形的，但比之某個官衙的設置所產生的影響，卻遠遠超出一般的衙門的興廢。楊啟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書中認為：密折制是雍正推行專制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皇帝可以直接處理庶務，強化其權利；之二，有效地控制了官員，使他們互相牽制，效忠於皇上。密折制度牽涉到君臣間的權力的分配，是官僚政治的重大改革。

(3)情報網的由來

在雍正朝每一個具有奏摺資格的人都有權向皇帝密告自己的同僚、下級甚至上司；同時在他監視別人的過程中，自己也被置於別人的監視中。雍正並不忌諱談到告密，他標榜自己「朕勵精圖治，耳目甚廣」。從現存的資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觸角遍及全國各地。有以奏摺制度為依託的明線，又有由特工所織成的若干暗線。一切都是無形的卻又很制度化。其情報網組織的人員，一為科道言官和寫奏摺的官員；二為雍正所培養的一批御前侍衛；三為通過各種渠道推薦給各省督撫的書記、長隨等。

探究雍正情報網的設立，起因有三端：一是政體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國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官員以取得與皇帝進行私人通信的資格為榮。二是受當時的政治形勢所迫，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儲位之爭在雍正初年的延續，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間動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嚴格控制官僚們思想行為的自覺性。三可說是集權的需要，這是最本質的原因。楊啟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書中指出：「君主專政時代，人君深居九重，與外界隔閡，政事則委諸大臣，但又恐所託非人，為非作歹，貽誤蒼生，甚或生覬覦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廣布耳目，以周知庶務，通達下情。」按照他的觀點，高高在上的皇帝並非高枕無憂。在他們的潛意識中都有一種危機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權，對每一點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漸，隨時撲滅，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勢。歷代的特務機關都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諸如 「詔獄」、「大誰何」、「麗竟門」、「不良人」、「侍衛司獄」、「內軍巡院」等。最有名的當推明代的「廠衛」，其荼毒臣民的殘酷和恐怖令人談虎色變。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公開的任用特務，不得人心，且目標太大，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沒有。有此殷鑒，雍正所建立的情報網才有更多的創意。

雍正情報網監控的主要對象是臣子。雍正以為用人得宜則地方獲治，此乃敷政寧人的根本。所在，他有一個基本信念，那就是對官員要不時體訪，防其改節。他的用人政策有三個要旨：廣采輿論、時加訪察和乾綱獨斷。以廣東省的官箴為例，略見一斑。廣州提督王紹緒系寵臣鄂爾泰所薦，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穩妥」的考語，但他疑惑王紹緒「偏於養柔，恐不能克勝現任」，因此命廣州將軍石禮哈"留心探聽，便中據實奏聞"。石禮哈對王紹緒不錯，說他：「 念念不忘聖恩，志潔行清，勤於辦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兩廣總督孔毓、署理廣東巡撫傅泰調查，直到再一次證實王紹緒操守極好，這才罷休。為了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勞動眾人。又如傅泰，不但監視王紹緒，還訪察過廣東布政使王士俊、廣東按察使婁儼。照此說傅泰所得的寵信應該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嘗不受他人監視？從《硃批諭旨》可知，王士俊和廣東總督郝玉麟都負有密報傅泰行止的使命。由此，一省大小官員均在互相監督之中。將軍和總督可以密報提督、巡撫；提督、巡撫對總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報。章學誠在研究《硃批諭旨》時說：「彼時以督撫之威嚴，至不能彈一執法縣令、詈誤之吏，但使操持可信，大吏雖欲擠之死，而皇覽能燭其微。愚嘗讀《硃批諭旨》，而嘆當時清節孤直之臣遭逢如此，雖使感激殺身，亦不足為報也。」所嘆正是封建政治尊卑統屬，督察參劾均有定製，而雍正卻隨心所欲地混亂上下次序。一方面皇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鞏固，另一方面臣子們卻處在被愚弄的境地中。

雍正的耳目還有一類是發往督撫處試用後補的侍衛，如雍正曾派遣十個御前侍衛到川陝總督年羹堯處學習軍事。這些侍衛賦有了解該地官民情況的職責，同時身負監視封疆大吏行止的密務，應該隨時隨地向皇帝密報年羹堯的表現。不曾料他們被年羹堯恩威並重收買下來，給雍正的密折中充滿了對年羹堯肉麻的吹捧。做皇帝的得不到任何真實情況，非常惱火。當年羹堯獲罪時，他在給侍衛的硃批中連斥"卑鄙"令他們不必再回京。

在文人筆記和小說中，有許多對密訪人員的記載和描寫。有些情況因資料本身語焉不詳已弄不清楚了，但有一批人在為雍正干密訪的勾當則是千真萬確的。趙翼在《檐曝雜記》中述及：官僚王雲錦元旦在家裡與親朋好友打葉子牌，不知怎麼丟了一張。第二天上朝，雍正詢問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麼。他從實回奏，雍正點頭稱是，說他細事不欺君，不愧為狀元郎，隨手從袖中把那張丟失的葉子牌掏了出來。王雲錦驚駭有加五體投地。這樣的說法近乎演義，不實的成分很多，但是雍正用耳目以獲取真實情況卻是事實。

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要求親信和非親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員都互相監督。文員武弁、上下級之間、中央派員和地方官員交互進行。文武不同途，這樣互察已出了正常的範圍。上級監督下級，本是應有職責；但密訪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特別是下級彙報上級、屬員彙報主官更是極不正常。這種不正常的手段必然會招致朝臣們的非議。雍正去世後不到一個月，原監察御史謝世濟和伯爵欽拜就大聲疾呼取消密折制，他們聲淚俱下曆數密報的弊端：「小人多以此說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他們在《論開言路之疏》中提出：「欲收開言路之利，且先除開言路之弊。」儘管，新一代君主乾隆對於他們的發難不以為然，繼續把密折當作法寶相襲相沿。然而，這位新皇帝對於那種訓練特務、派遣耳目的手段也感到過於兇殘了。為了替父親重塑形象，掩蓋其敗政；更為了給自己留下好的口碑，從此他再沒有大張旗鼓地強調要強化情報網、並重用那些專事密報的耳目。